北京会议

在中共中央广州工作会议后，

会议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四个题目让大家讨论，即退赔、调查研究、群众路线、平反与处分问题。会议开了5天。

第二阶段，讨论中共中央几个文件的初稿，即“农业六十条”的修改稿；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指示；关于退赔问题的规定；关于山林问题的规定；关于商业问题的规定；关于手工业问题的规定；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等。会议进行了10余天。

第三个阶段，围绕着粮食问题，开了两个半天的大会。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分别就粮食问题、精减问题、商业问题等讲了话。

会议最后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正后的草案比原草案做了如下重要的改动：1．关于耕畜、工具的所有制问题，将原来规定的大队所有改为由大队、生产队和社员所有，并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可以归大队所有，也可以归生产队所有；也可以有些归大队所有，有些归生产队所有。2．增加了山林问题的规定，允许把国有和公社所有的山林，划归生产大队所有，大队可以把小片的零星的山林分别给生产队和社员所有。3．建立分段或季节包工责任制，将原规定只建立田间管理责任制，修改为建立生产责任制，扩大了包工责任制的范围。4．在分配制度方面，将原草案中保留3成的供给制全部取消，改为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干部社员，一律同工同酬。5．公共食堂办与不办，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并规定社员的口粮都应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6．对公社各级干部应具有的工作态度、作风和方法，综合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为：(1)如实反映情况。(2)正确执行党的政策。(3)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为：(1)参加劳动。(2)以平等的态度待人。(3)办事公道。(4)不特殊化。(5)工作同群众商量。(6)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7)按照实际情况办事。(8)提高政治水平。

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和手工业问题，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

“商业四十条”规定，现阶段我国的商品流通应该有三条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领导力量，供销合作社商业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农村集市贸易是它们的必要补充。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市场，农村集市贸易是在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领导和管理下的自由市场。还规定，供销合作社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有权选购商品，选择进货地点；要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走街串乡的小商小贩；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坚持等价交换原则，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等等。

“手工业三十五条”规定，我国的手工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应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的个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是主要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还规定，要对目前手工业的所有制进行必要的合理调整，原来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已转为国营工业和公社工业的，凡不利于调动工人积极性，不利于生产的，都必须坚决改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合作小组，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应该允许某些适宜于单独经营的个体手工业者进行独立劳动，允许个体手工业者自己收徒弟。应该积极发展城乡家庭手工业。

会议还讨论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至少减少1000万人。会议还决定调整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

5月31日，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克服的办法》的讲话，指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我看，在农村里面，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也有天灾；在城市里面，在工业方面，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同时指出，“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到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至于克服困难的办法，是“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减少城市里的人口”。工业战线，文教战线要缩短。“要加强农业战线，还要加强轻工业战线，真正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轻、重’的方针”。

会议期间，周恩来就有关总结十年建设经验、三面红旗、工作中发生缺点错误的责任、思想方法、今后任务及粮食等问题讲话。在谈到思想方法时，提出必须解决六个方面的认识问题：(一)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不能只要不断革命，而超越了革命发展阶段；(二)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可能性相统一，如果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对客观可能性估计不足，结果必然破坏生产力；(三)革命情情与科学精神相结合，有了创造性、预见性，还要有科学性，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四)正视困难与克服困难是一致的，承认矛盾，就允许讲困难，只有发现矛盾，解决矛盾，矛盾才能统一；(五)理论与思想不应脱节，在具体执行中，不能把理论问题歪曲了；(六)必须认识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违背客观规律，必然要碰壁。为了解决上述六个方面的问题，就要按主席指示的三句话办事，一是从实际出发，一是为六亿五千万人着想，一是群众路线。要实现这三句话，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实事求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党内民主。

6月12日，即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并认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要对庐山会议后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都要甄别平反，重新教育干部。会议确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社员群众之间，不许再开展反右倾或者“左”倾的斗争，禁止给他们戴政治帽子。

会议制定和修改的“农业六十条”，尽管受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实践经验的限制，还不能解决好所有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它比较好地解决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