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91人，候补中央委员62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地委第一书记，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党的负责人416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

一、关于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

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并对继续深入进行这场运动，作了具体的部署。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也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肯定了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我国政治形势的估计和关于在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意见。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城乡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进攻，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是“极为猖狂、极为狠毒的”。会议从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数的出身情况和所受的是“资产阶级式”教育的状况出发，改变了1956年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分析，错误地认为我国多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而且是“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因而确定反右派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内进行”。会议还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很合适的形式”，认为“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还认为这是“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并指责不敢实行大鸣大放的观点是“右倾观点”。会议对下半年的整风运动作了部署，决定整风运动按照四个阶段进行：大鸣大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反击右派阶段(同时进行整改)；着重整改阶段(同时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判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还确定整风运动要在原有基础上，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工中展开，扩大为全民的整风运动。还决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重点的整风反右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关于农业问题。

党中央于1956年1月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并在1957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和补充后，提交这次会议进一步讨论。会议基本通过了这个草案，并决定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组织农民和全体人民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我国农村的发展作了规划，特别要求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迅速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等生产事业。《纲要》要求在从1956年起的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按照各地情况，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分别增加到60斤、80斤和100斤。要求我国农村面貌在12年内要焕然一新。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会议和《纲要》还强调了发展农业对于发展我国工业，实现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意义。指出，没有我国的农业，便没有我国的工业，忽视农业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指出：“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要着重宣传农业。”全会认为，组织全体人民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不仅是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事，要求人人对农业的发展都要尽自己一分责任，各工厂、机关、学校、部队的成员和街道的居民、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都应该明确发展农业同自己的密切关系。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行动起来，尽快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去，加强农业战线的领导和力量。

三、关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

会议认为，经过8年的发展，我国有大批新企业投入生产，旧企业扩建改建完成后，中央各个工业部所属企业的数目大大增加，同时地方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区。原有的旧的组织管理形式，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地方上需要更多一些权力来调整中央所属企业和地方的关系，因而必须将权力下放一部分给地方和企业。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关于工业、商业和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三项体制改进的总的精神是把一部分工业管理、商业管理、财政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和厂矿企业单位，以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利于加强各种企业和事业的领导，利于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同时也不至于损害统一领导和重点建设，以便于因地制宜地完成国家的统一计划。

陈云在报告中就体制改进问题提出了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中央某些主权下放后，同时必须加强对各地方的平衡工作，地方基建项目，必须经过全国计划机关审核平衡；第二，地方要切实掌握资金的投资方向，强调要把大部分的钱投向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方面，如化肥工业、水利、开荒等；第三，财政体制一经改变后，必须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第四，中央和地方各种分成制度基本上3年不变，但执行一年后，如果有不适当的地方，应该有局部的调整。

四、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

周恩来就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作了报告。他肯定了8年来这方面工作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倾向。他说，1956年超计划多招收职工146万人，工资额也增长过多，增加了国家财政的开支和市场消费资料供应的紧张，劳动福利也有些项目办得过多过快的问题，造成职工对国家要求一切包下来的依赖思想。要克服错误倾向，使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的政策制度更加符合我国情况，正确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

会议根据我国劳动工资和福利方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决定，规定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必须统筹全国人民生活，首先是工农生活，适当安排城乡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工农生活能够逐步地得到改善。

五、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

会议对国内主要矛盾问题重新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反右派斗争的情况看，“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不适合了，今后15年到20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仍将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反右派，但不应把国内政治生活中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作为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的分析仍然是正确的，不能因这次反右派斗争而改变这种估计。10月7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表示意见说：“八大”决议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不等于完全解决，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10月9日，毛泽东进一步说：“八大”决议上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他肯定地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还说：阶级斗争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虽然没有作出改变“八大”决议的正式结论，但在中央内部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正确估计。

这次会议，对1956年党中央所采取的反冒进的若干正确做法，再一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并提出要恢复这三个东西。这个批评，实际上是后来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和酝酿发动“大跃进”的开端。

八届三中全会在阶级斗争的估计上，在国内主要矛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所作的具有结论性的意见，反映了党内的“左”倾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全会全面肯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成绩和做法，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由于全会接受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还有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为后来以政治思想为标准划分阶级的错误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全会轻率地接受了修改“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的意见，从而导致了后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作出改变“八大”决议的正式结论，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偏离了正确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