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

黄仁宇

黄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黄震白为同盟会成员。黄仁宇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抗日战争爆发后，时仅就读大学一年级的黄仁宇决定辍学，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期间认识田汉、范长江等人。后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成为第14期步兵科的一名学生，同学中有作家田汉之子田海男和政治家居正之子居浩然。毕业后分发陆军步兵第14师成为少尉排长、中尉代理连长，后任新编第一军上尉参谋，跟随郑洞国将军。抗战胜利后随郑将军赴东北，参加国共内战。不久考取留学资格，赴美国雷文沃思堡指挥参谋学院学习，学成回国后任国防部第五厅科员，而后成为中华民国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的副官。1950年朱将军被台北政府怀疑将率代表团投奔共产党，而遭到解职，黄仁宇随之退出军界。

凭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所修的学分获密西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曾先后在南伊利 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研究所)(1970年)。参与《明代名人传》、《剑桥中国史》时英国剑桥大学凯思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2000年1月8日因心脏病发，在一场音乐会开场掌声中，沉睡在夫人怀里，一睡不起，逝世于纽约。他的著作近年来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与批判其观点。

黄仁宇娶美国女子格尔为妻，并育有一子(杰夫)。

他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的《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我们一般人也都知道事件发生是诸多原因积累的结果，但却无法去剖析，给出令人满意的认识方法。黄仁宇先生运用高超的逻辑技巧，用他独特的研究技巧和方法，为我们展示一个恍然大悟的必然结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方法尤其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仁宇，凭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歇根大学的取录，攻读新闻系，1954年获学士，1957年获硕士。由于言语上的局限，黄仁宇其后转攻历史系，并于1964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成为学者余英时于密歇根所指导的唯一博士生。曾先后在南伊利诺伊斯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任教，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1967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即现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70年)。他曾参与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andCaiusCollege)院长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集体研究工作，亦参与了《明代名人传》和《剑桥中国史》的写作。因之他后来经常到台湾的大学演讲作学术交流，并曾在《亚洲周刊》撰写专栏。

他的著作在海峡两岸颇受欢迎，但也有许多学者质疑与批判其观点。

《十六世纪明代之财政与税收》(英文版1974/中文版三联2001)

黄仁宇作品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1981/中文版中华书局1982/三联1997)

《放宽历史的视界》(1988/三联书店2001)

《中国大历史》(英文1988/中文版三联1997)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1989/中文版三联1992)

《地北天南叙古今》(1991/三联2001)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1991/三联1997)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993)

《近代中国的历程》(1994)

《关系千万重》(1998/三联2001)

《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1)

《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大历史不会萎缩》

一、大历史不会萎缩;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

二、大历史带来的小问题;

三、如何确定新时代的历史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四、中国近代史的出路;

五、中国现代的长期革命;

六、关于修订近代中国史的刍议;

七、1619年的辽东战役;

八、从珍珠港事变说起;

九、历史传统与地理条件对近代改革运动的影响;

十、1945年的上海;

十一、接受历史的仲裁—如何纪念蒋介石忌辰;

十二、对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点看法;

十三、一国两制在历史上的例证;

十四、资本主义与21世纪;

十五、从历史的观点看东南亚金融危机;

十六、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十七中国的经验。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该书收入黄仁宇先生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的33篇文字，发表的时间自1987年年初至1989年夏天。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在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已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本书和黄仁宇的其他作品一样也较好地体现作者深厚的知识底蕴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领悟。

黄仁宇

黄仁宇(1918年——2000年)似乎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有人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个"异数"。

众所周知，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然而有趣的是，有人也不买他的账，甚至说黄仁宇“是历史学界的琼瑶”正如耿立群先生在《黄仁宇研究资料目录》一文指出的：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

在此，编者将海峡两岸学界内外评论黄仁宇先生的一些言论整理出来，让读者能多侧面、多层次地去了解他。

今日在世的历史学家，大概没有一个人在进入学院大墙前积累有那样深厚的底层经历，也没有一个人能援引这些经历为资源，在大墙内别开生面，创获那样多而且独特的学术成果。

他(指黄仁宇)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朱学勤

黄仁宇《关系千万重》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

——(台湾)刘季伦《 “大历史”下的个人》

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

——(台湾)王泛森教授

“我读黄先生书，辄为其缺乏中国思想、文学、艺术等之常识所惊”，“黄先生的史学和史识是根本不能涉入任何关于哲学与文学领域中的”，“技仅止此，便欲纵论上下古今，可乎?”

——(台湾)龚鹏程教授

黄仁宇在学术界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互见，未能获得一致的肯定，历史学者或汉学家常质疑其半路出家，学术著作不够严谨;骤然处理数百年、上千年的大历史架构，总让历史学者觉得过于冒险，将历史解释简单化。此由其综论性的回忆录《黄河青山》(1983年以英文撰就，但表明于逝世后方能翻译出版)中屡屡述及他撰写的书(如《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等)在美国难以出版的挫折，以及他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亚瑟.莱特(Arthur Wright)等知名汉学家对中国史解读和撰写方式意见之扞格，可见一斑。实则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明代史，是下过苦功夫的，他曾在1960年代，以两年半的时间，阅读完整部《明实录》(共133 册，外加29 册附录)，并做笔记，可见其功夫之扎实。

笔公 《黄仁宇：一个“不伦不类”的历史学家》

就是在这样的大毁大誉中，黄先生的学术春天灿烂登临。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毁誉越大，书的销路越好。

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除非他们有别样的机缘。比如别开生面，比如别具一格，比如别出心裁，比如别树一帜。而黄仁宇的公众化，便正在于他同时扣住了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并借了毁誉参半的出场方式而“搞掂”。相对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较扎实而符合市场标准的亮相方式、相对强大的传播机制、相对来说在公众层面上喜闻乐见而在票友和专家层面上充满争议的话语门径，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某种机缘，可能成为文化人进入公众视野的模版。次第牵连至今天的

《读书》2015年4月期目录

陈建华在2015年04期《读书》题为《数目化管理与大数据时代》的文章中，讲了黄仁宇先生被他信奉的数目化管理淘汰的故事。

改革开放三十年，曾评选三十年影响最大的一百本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高居榜首。黄教授的核心理念，是引进数目化管理。他认为，因为数目化管理缺失，两千多年来，过度早熟的中国一直无法立法、鼓励商业，加之财政内敛、无竞争性，导致抗战时期的中国几乎以一个中世纪国家的姿态与日本苦熬了八年。

说来荒唐，汲汲推行数目化管理的黄仁宇，却被他奉为圭臬的量化制度送上了祭坛。传统中国，理想的师生关系应是孔门亦师亦友型的。但资本主义的大学制度简化为数目化管理，其中一环便是通行的学生评教。黄仁宇在美国大学教不痛不痒的中国历史，这门课不能为学生提供实用技能，自然就引不起注重实用实干的学生青睐。黄仁宇在这种管理制度下吃尽了亏。美国人设计出FTE(全职教书等量单同位)，按照选课学生数、课时数、学生的不同身份折合为某个数量，“不考虑该门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是由电脑来计算”。教授边缘课程的黄仁宇FTE持续下降，数目化管理、供求关系和买方市场合谋，无情地将他淘汰了，他失去了大学教职。

黄仁宇：被解雇的“终身教授”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法令人耳目一新，思考的问题引发共鸣，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大陆赢得了少见的史家盛名。而后来他的其他著作陆续引进，更展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大历史”观。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他去世之后面世的自传性巨著——《黄河青山》——奇峰陡转，揭示了许多新材料，把他的传奇人生和历史反思推向了又一个高潮。这部自传开篇一下子抓住读者的，是黄仁宇晚年的悲剧遭遇。这是一个标准的卡夫卡式荒谬故事。在故事中，什么都对，但是什么都不对。在学术圈中被公认为一流学者的黄仁宇居然被一个三流大学解雇了——而且美国的“终身教授”岂不是不能被解雇的吗?这个巨大的羞辱不仅沉重打击了学者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学术尊严，而且使得他的美国妻儿陷入生存危机，无颜面对亲友。在震惊、愤怒、沮丧、焦虑中挣扎的黄仁宇夫妇四处质询，找同事，找学校，找工会，甚至找过失业救济处，但是他得到的全部是官僚与文牍的客气而毫无帮助的回答。体制是合理的，没有任何地方不对。但是，荒诞的结果却不可更改。

对于这个羞辱意味很浓的事件，黄仁宇为什么没有回避或是淡化处理?难道仅仅是因为史学家对事实真相的执着?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史家的一切历史事件写作，都在表达他的历史观，而自传体著述出自亲在(此在)视角，可能更为代表作者真实立场。用这样的“受辱”故事贯穿自传，难道是要用切身经历否认美国大学乃至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合理性?然而，这与黄仁宇的基本史学信念岂非正好相矛盾?无论是在《万历十五年》中还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黄仁宇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性文化的合理性，痛陈中国近现代的失败就在于尚未进入这样的先进性。那么，如何解释这当中的矛盾和张力?

面对现代性，历史学家们心情复杂。

自从清末国门被迫打开以来，历史学家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次中国遇到的是千年未见之巨变;其剧烈性不仅在于涉及到整个“古今之争”，而且与史无前例的“中西冲突”同步。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思考它，而且结合在中西方的亲身经历不断写下个体在巨变中的感受、思考和焦虑。许多海外华人史学大家的回忆著作都融个体史和大时代历史为一体，令人读之不禁一再感叹与感悟。改革开放后从大陆赴美留学和执教的历史学家亦有不少已经事业有成，心智成熟，最近他们纷纷撰写回忆文章，结集发表为《在美国发现历史》。此书展开了几十个学者的众多视野，汇聚了他们在近百余所美国重要大学学习历史和工作的经历，体现了华人学者从个体生涯入手反思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强烈自我意识。当然，在留美华人史学家的人生中，黄仁宇具有戏剧性的代表性。他的经历极为丰富，他既有共产党方面的挚友，又是国军军官;既在前线当过排长带兵，又在高层当过参谋，目睹过史迪威和郑洞国的冲突;在中、日参加受降时观察过冈村宁次、麦克阿瑟和天皇。他曾就读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后来在纽约大学执教后与常春藤盟校的许多中国史学权威们都有过充满恩恩怨怨的交往，又应邀到剑桥李约瑟那里愉快地合作，结下了终身友谊。这些，尤其是他晚年的悲剧性遭遇，都具有某种超出个体偶然事件的历史意义。黄仁宇在愤怒和申辩后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在其自传中向“大历史”上升。下面我们将以黄仁宇为典例，探讨近代留学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身处古今和中外张力之间的危机感、困惑、思考和自我救赎。

黄仁宇《地北天南叙古今》

一、渴望现代性

黄仁宇的各种史学著作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一贯信念：西方现代的理性化体制高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诗性管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走向现代商业经济管理方式。他不反对把这样的现代性称作“资本主义”，只要避免其意识形态价值贬谪涵义即可：“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是一种具体的事物而非一套价值观。……资本主义可以定义为私人财产权信用的广泛延伸、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设施的聚结，……透过奠基于货币管理的法律联系，整个社会因此紧密相连。在这一切背后的原则，是财产权绝对而至高无上，超越皇室特权和传统的道德观”。不过，黄仁宇经常喜欢用一个简单的术语来概括现代化的本质——“数目字管理”。

对于现代化的渴望，几乎是所有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共同信念。一代又一代华人知识分子几乎都在这个范式下思考。五四运动对新文化的渴望如此，余英时、黄仁宇、新儒家等海外学者也是如此，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再度推动它走向高潮。比如朱维铮、金观涛、罗荣渠等人，无不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史学研究，痛彻批评中国文化的保守性，探寻走向现代化之路;其热忱甚至让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西方学者感到不解。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留学的杨志国的一段回忆可以说集中反映了这一现象：

……很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对用现代化理论来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以为然了，原因之一就是这一理论带有很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它暗示变化是大势所趋、社会进化将导致更加复杂的社会及政治结构的产生、今胜于昔等公认的历史发展结论，从而为本应是多姿多彩、以史料为基础的史学研究设定了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其次，它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翻版，因为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西方模式如何被用来改造世界的历史。然而，对任何一个经历了建国初期经济重建、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运动、“文革”后期全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以及二十世纪末改革开放的中国公民或史学工作者来说，现代化理论仍是解释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近现代发展的行之有效的理论。

也许有人会质疑：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在西方汗牛充栋、非常成熟;中国人起步迟，天生理论贫血，会不会很难理解现代性?但是，中国人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对“现代化”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切身感受。呼唤现代化者可以着眼于个人，也可以着眼于集体。有人因为现代体制给个人带来自由、权利、舒适而肯定现代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国人渴望现代化都是出于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危机。李泽厚说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救亡与启蒙。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启蒙就是为了救亡。黄仁宇这位亲历战争的史学家渴望现代化，是因为看到现代国家能运用理性化体制力量成功动员，轻易打赢战争。相反，前现代的国家普遍贫穷，国家财政税收不足，只能闭关维持;一旦落入“国际关系”中便弱点通通暴露，毫无竞争力。在国防战争中被动挨打，遭人侮辱耻笑。

正因为黄仁宇看重国家行动力，他对现代性的强调就和许多中国学者不同，不是关心个体性的宪政自由，而是关心集体的实力比如国家财政力量和整体动员能力。中国现代的羸弱必须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原因。在研究明朝政府财政的“统计”工作时，黄仁宇发现这其实只是“行政算术”，是儒家的礼制规矩在先，然后官员们编造各种数据填写进去;所以它虽然看上去很美，合乎天理，但是根本无法计算，从而也就无法管理。现代化体制也是算术，但是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是自然算术，是消费者导向经济的商业化“数目字管理”。现代国家的经济力量的本质就是丰富的物质和量化管理体系：“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当中各种因素都能相互交换，互相替代，所以动员起来，可以全部筹谋共同支配”。缺乏这样的系统配套机制，中国军队即便获得一些现代武器的外援也根本无法有效使用。于是中国领导人只能靠统治者和属下的个人交情，凑合做事，其效率只能用中世纪一词来描述。

黄仁宇不仅看到英美具有很强的理性精神，而且通过在上海和日本受降的亲身经历，为日本人的理性化程度之高而感到震惊。日本人的特点是非人格化的服从制度，宛如机器一般有效率;具有强烈的集体合作精神;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能冷静应对。可以想象，黄仁宇发现这点后回感到沮丧：为什么(现代)中国如此失败，比各个民族都差劲!

黄仁宇《长沙白茉莉》

二、现代性的反噬

然而，历史经常呈现出悖谬性。黄仁宇为之不遗余力赞美一生的现代理性化体制最终几乎吞噬了他。

黄仁宇认为现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长处就是具备发达的服务性质的部门(service sector)，包括民法、交通通信保险及独立司法机构和律师。而中国自古以来小农经济之上只有简单的衙门及胥吏，服务效率无法相比。但是，当黄仁宇晚年遇上解雇风波时，美国的“完善”详尽的法治体制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面孔：互相推诿，自相矛盾，毫无效率;他去见律师，却被“上了一堂阴谋、诈欺和欺骗的课”，被告知纽约的公务人员法如何如何不支持他的情况，而且规定他如果诉讼成功获赔偿金，应当由纳税人承担，等等。

实际上，黄仁宇在现代性体制中遭受的打击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他被解雇的直接理由就是他的量化成果即所谓“业绩点”(FTE)不达标：课时不够(选课学生少)，出版不够(书稿一直被拒)。但是，“业绩点”管理方式正是黄仁宇津津乐道的“数目字管理”即投入-产出的经济化管理普及到学术领域。黄仁宇对美军的后勤人事管理方式的印象非常深刻，赞美有加，说它的特点就是整批看待人力资源：militarymanpowerin不可。把人视为砖头，即每个人的能力品性是毫无差别的，像每块砖头一样角度和厚度相同，可以统一计算。甚而还可以把所有人设想为液体如石油。所谓“油管制”(pipeline)就是把有关兵员的各种站处如入伍营、区分站、基本训练处、出国港口以及国外战场上的补充兵站等连锁地组成一条大“油管”，兵员沿着它自动向前供应。前方部队需要补充时只要掀开油管，则训练合格人员就如数到场。炄欢，量化管理也可以说就是学术上的“油管制”。黄仁宇真的与这种把人当做物流处理的体制无比融洽吗?显然不是。他的个性、他骨子里的“前现代”特点使他难以服从集体和规则。他在打工中就丢三落四，频频出错，直到后来在剑桥李约瑟处当研究员也依然好动任性，浮想联翩，不拘小节，总之完全不具备韦伯所说的“合理性”，倒是非常吻合他所反复指责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特点。他还颇为惭愧地对比了他所看到的西方学者李约瑟的日常习惯：工作起来井井有条，全神贯注，效率奇高，如机器开动不停一般。

其次，黄仁宇与现代性的整个学术生产方式的潜规则也格格不入。现代性要求严守专业分工。韦伯是黄仁宇的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灵感来源。但是韦伯曾经指出现代性的倾向是消灭创造性的强者。虽然韦伯也说社会的各个领域还需要创造性的领导人，但是他也预期除了少数企业家之外，大部分人都会被纳入理性化和体制化，成为无名弱者。学术领域也是如此。学术领域的专业分工，其实反映的正是整个社会的技术化和中性化组织方式。学生只可以在一个极为狭小的领域中做专业工匠，不得不忽视急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当然，这一分工体系建立在集体-团队学术的工程学思维上。那些“学者-企业家”(这是耶鲁大学中国历史学权威莱特去世后讣闻中的赞词)统领全局，长于搞大项目开会出文集，与其他精英学校竞争话语权。他们可以创新和提出大观点，因为他们是权威。但是现代学术体制绝不鼓励所有学者创新，而是要求他们老老实实在历史上选择20年范围，做一个小题目。而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是数量经济学方法)引入历史学后，更对收集数据和数学建模有专门的要求。黄仁宇曾经希望在费正清的哈佛系列丛书中出版自己对明朝财政的研究，但是作为指导专家之一的一位计量经济学家却一再指责他的研究“不合规范”，否认其文稿的价值。黄仁宇认为历史学如果要真正出成果，必须不守常规，思出位。但是这就可能遭到体制的激烈打击。实际上，他的学术生涯一再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表达他的大历史观点，他选取了一个宏观和一个微观角度，分别写作了《中国并不神秘》的一个纵切面历史和《万历十五年》的一个横切面历史。然而这两本书都被视为“不合规范”而很久难以在美国面世。学术圈中不少权威对他友善，比如哈佛的费正清、耶鲁的莱特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但是对他的“越界”行为都异口同声反对，“枪毙”了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有位编辑无奈地写信给他说：如果你要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你就“必须很有名，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不少华人留美历史学家都看到并批评了美国史学界的这种规矩。刘瑜在探讨美国的“中国研究”的现状时就曾经指出，美国的学术圈子鼓励的是“精致的平庸”，是自觉顺从“学术产品”的流水线生存规则。“跟智慧与否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有灵气的、自由的人因为倾向于反抗体制化，就难以在这个体系中生存。

三、申辩、命运与自我救赎

解雇对于黄仁宇是一个重大的羞辱。他愤而用笔为自己申辩。如果放宽眼界看，黄仁宇的一生其实都在申辩。就个人经历而言，他在抗战前线的盟军面前、在美国大学中都一再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发动内战而申辩。灛伂懘痈广阔的角度看，他发现自己经常不得不在西方人面前为中国的“失败表现”和“道德低下”申辩。每一位中国现代史学家都可能郁闷地面对一个事实：整个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占据物质实力和道德高地的西方国家面前，长期处于“申辩”的尴尬处境中。

在悲剧家和史学家那里，申辩通常会上升到“命运”层次。个人在与命运的斗争中筋疲力尽，就像暴风雨中的无谓挣扎，这些是黄仁宇回忆录中的经常意象。命运的特点是非人格性、荒谬性和无法抗拒性。即便国家领导人也未必能知道或预见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何况常人。命运感固然剥夺我们的自由，但是其“不得已”意识也使得个人可以免除沉重的责任、耻辱和道德谴责。

历史学家多强调人生中种种超出个体自由选择的偶然际遇的影响，黄仁宇也不例外。然而他的际遇其实有一个独特之处，这就是他遭受的最大命运打击其实来自“现代性命运”。韦伯曾经指出，现代人面对社会体系，就像面对铁笼，无能为力。马克思亦早就洞察到，在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形态中，一个叫做“经济周期”的东西成了独立本体;它宛如霍布斯的利维坦，独立于所有参与其中的资本家，更不要说是独立于一般民众。它自行地运行，一路吞吐着千百万人的生计滋养自己。在周期的一定时段上，“它”会吸纳成千上百万的人就业;在

周期的一定阶段，“它”又会吐出他们，于是就呈现为成千上百万人的失业，这是任何个体都无法阻挡的。现代大学也早已不是“与二三子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的古典书院，而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紧密一环。黄仁宇在寻找自己被解雇的原因的最后，将其归结为这个独立运行的经济周期。当他加入纽约州立大学时，学校正处于扩张期。校园里四处开工，流线型的现代巨型建筑在推倒了苹果园的地基上拔地而起。然而，扩张不会无止境进行下去。十年之后，周期开始走入下坡段。扩张时被掩盖的各种问题于是纷纷浮现，工作机会大大减少，裁员不可避免;而黄仁宇这样的资深教师就成为学校维持财政平衡的严重障碍，首先被牺牲。从这样的大尺度时间波段起伏看问题，受难的个体就会获得一定的释然了。

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也在命运摆布之中。大尺度的史学视野能使人从道德评判走出来，走向中性的技术考虑。这才是真正决定性的因素。黄仁宇通过他的“大历史”研究为中华民族申辩：中国人(以及其他亚洲民族)并非某些史学家渲染的是“东方专制主义”民族。“我们”(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并非低贱卑鄙之辈。世界上所有人炘诘赖律隙疾畈欢啵西方人没有资格感到道德骄傲。问题不在于个人品性，而在于体制。大陆型经济总是比海洋性经济更难以进入货币管理体制。前现代的体制过于简单，所以无法应对现代复杂社会的要求，于是不得不使用许多“不合理”的方式如用人唯私甚至“贪污”等来弥补管理体制上的真空，而不是外国人所惯于想象的那样中国人天性喜欢贪污。不能把结果混同于原因。在松山战役、缅北战役中，中国军队用几乎中世纪的军备体制多次英勇地打赢了现代化的日军，尽管每次都付出了几倍于敌的沉重伤亡代价。这种跳出日常狭隘视野的全局观使得黄仁宇不仅能替国民党申辩，而且能替“敌方”共产党辩护。他指出，国共双方领导人一个半世纪以来并非仅仅是在不停“搞砸”，他们在极端困难处境下的努力，每次都向正确方向推进了一步。比如国民党在建立上层的现代一体化体制方面，共产党在建立下层动员一体化方面，都可以视为有意义的走向现代化的预备工作。从这样的视角看，中国百年以来一再的苦难流血牺牲失败，也就不是毫无意义的荒谬之举了。灷史学家应当在审视人类发展中抱有同情的积极态度，而不是陷于指责和抱怨的心态中。黄仁宇理直气壮地告诉美国人，无论是到台北还是到北京去推销西方式民主自由或发表居高临下的道德谴责，都不仅是肤浅的、未抓住要害的，而且会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历史学家在学术创作的巅峰期被无情地甩出了生活的轨道。然而，个人在历史命运中还是可能把握住某种自由的，只要敢于决断。黄仁宇后来决定不再努力找新工作，因为他想明白了：那只不过意味着重新把自己纳入不自由的体制中。他决定主动接受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利用这个清贫但是自由的机会来撰写他一直想写的“不符合规范”的文字，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现在，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以丧失，我终于可以行使一个写作者的特权了。”于是，黄仁宇在为中国的申辩写作中超出了个体微不足道的遭际。书写让他得到了救赎。这是自我救赎，他不再需要他人的同情、理解或者认可。

这就是故事的一切了吗?史学家通过诉诸命运或大历史的进步之客观步伐就能得到救赎吗?“进步”仅仅意味着从农业社会进入数字化商业社会?现代化是历史的彻底胜利终结(直线式时间的特点)，还是会继续发展，甚至走向衰败(循环时间信念)，从而再度落入某种“黄宗羲历史定律”之中?灮迫视钣幸馐兜鼗乇芟执性的另外一个含义即民主政治，难道不是重要的缺失吗;或者说他的遭遇是否说明了法治如果没有民主的支持，也可能是软弱无力的?进一步而言，在国族的大历史当中，个体难道仅仅是一个棋子或者代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包括领导人和民众)的生活意义都可以简单地还原为“为进入现代化而探索”吗?

尽管“黄仁宇们”盛赞现代性的投入—产出之自动物流化生存，但是他们的著述中真正感人的、有价值的——或许也是他们自己真正珍视的——却都是第一人称视角下的自传性经历。比如，是抗战中飞过白雪皑皑的山头降落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印度河谷，是在崇山峻岭中担任远征军排长和参谋的那些点点滴滴，是在重庆寒屋中与共产党朋友田汉、范长江、廖沫沙等畅谈理想和人生的豪放风姿，是回忆成都中央军校德制钢盔下那一张张朝气焕发的脸庞(袍泽中有田汉的儿子田海南，后加入解放军)，是他在剑桥伴随李约瑟一边争论问题一边从凯斯学院草坪上疾步如风地掠过，是当年初次踏上美国时的“露从今夜白”的诗意感动，是对母亲在大时代中的艰辛和苦难的沉痛内疚。……所有这些感性生活与私人情愫或许没有“经济基础史”的沉重力度，或许是“前现代”的和“非理性”的，但是在进入到历史回忆后却如此温馨，如此具有历史的质感，如此富有人性。

这才是人类的历史。(文/孙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