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古城遗址

在两山之间约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分布着130多处良渚文化遗址。其中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良渚文化贵族墓地和祭坛，有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台基——莫角山遗址。

经过2006年6月—2008年1月的考古钻探调查和发掘，发掘面积约2700平方米。现已初步搞清了城墙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以及年代下限。

良渚古城南北长1800—1900米，东西宽1500—1700米，总面积约290多万平方米。布局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在石头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色粘土堆筑而成，城墙底部宽40—60米，现存较好地段高约4米。四面城墙的堆筑方式基本一致，从堆筑技术上反映了城墙的整体性。城墙内外均有壕沟，壕沟边缘有叠压着城墙堆土的良渚文化晚期堆积。西墙白原畈段还发现了一个良渚文化晚期的灰坑打破城墙。反映了这座古城使用或废弃的下限不会晚于渚文化晚期，其始筑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第一次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址，是同时代面积最大的古城。良渚古城的发现为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2006年6月余杭瓶窑镇的葡萄畈村建农民安置房时，在位于莫角山遗址西侧约200米处的一片稻田下发现一条南北向沟渠，宽40多米，沟里有不少碎陶片，属于良渚晚期。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局部解剖，发现是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古河道，河东岸的高地完全由人工堆筑而成，厚度近4米，而且在最底部整体铺垫有棱角分明的石块。从2007年3月开始，开展了全面的考古调查，以葡萄畈遗址的发现为基点，向南北做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至4月中旬初步确立了以底部铺筑石块为主要特征的遗迹在莫角山遗址西侧的分布范围：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总长度约1000余米，宽约40-60米。经过对莫角山的南、北两侧的钻探调查，在凤山东南部钻探到了一段铺垫石头的遗迹。9月中旬在莫角山北侧的河池头村发现了东西向分布的底部铺垫石头的类似遗迹，其东段与雉山相接。10月下旬在莫角山东侧找到了南北向分布的相关遗迹。11月找到了莫角山南侧的东西向分布的相关遗迹，从而最终确认了围绕在莫角山四周的良渚文化时期古城墙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以及年代下限。发掘面积约2700平方米。

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南北长1800—1900米，东西宽1500—1700米，总面积约290多万平方米。布局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在石头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色粘土夯筑而成，城墙底部宽40—60米，现存较好地段高约4米。四面城墙的堆筑方式基本一致，从堆筑技术上反映了城墙的整体性。城墙内外均有壕沟（护城河），壕沟边缘有叠压着城墙堆土的良渚文化晚期堆积。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加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西墙白原畈段还发现了一个良渚文化晚期的灰坑打破城墙。反映了这座古城使用或废弃的下限不会晚于渚文化晚期，其始筑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但从整个良渚遗址和良渚文明的年代推算，古城应该是建于具今5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

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玉器发现很多，有璧、琮、璜、环、珠等，大部分出土于墓葬中。与良渚遗址同类型的遗址，在长江下游的苏南，直至钱塘江以北的平原地区，分布较广，考古学界统称为“良渚文化”。据对有关遗址出土文物的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约 4700～5300年，先后延续达千年之久。

1986、1987年，从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象征财富的玉器和象征神权的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为研究阶级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使世界上许多大博物馆对旧藏玉器重新鉴定、命名，使一些原被误认为是“汉玉”(实际上是良渚玉器)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

1994年又发现了超巨型建筑基址，面积超过30万平方米，确认是人工堆积的大土台，土层最厚处达10.2米，其工程之浩大，世所罕见。考古学界认为“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

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第一次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址，是同时代面积最大的古城。良渚古城的发现为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此处良渚文化古城的发现，将以往发现的莫角山遗址、反山贵族墓地，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群130多处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良渚文化古城的发现，再次证明了以莫角山为中心的区域是良渚文化的中心，为我们重新认识良渚文化的社会发展进程，以及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意义提供了全新的资料，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实证。

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第一次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址，是同时代面积最大的古城。良渚古城的发现为良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夏、商、周。

良渚古城的发现是良渚遗址群多年工作的继续，也是相当圆满的一个结果。良渚古城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它规模宏大的营建工程及其所反映的惊人的管理和社会组织动员能力，表明其除了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功能，还可能具有军事和防洪功能。特殊的营建方式也为国内首次发现它的发现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良渚遗址管委会副主任陈寿田说，2017年9月21日我国政府将《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提名文件》及近5000页的附件寄往巴黎，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进行预审。

这标志着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

《申遗文本》的编制和上报，是良渚遗址申遗的首道关口，相当于一部说明书。根据《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规程》，《申遗文本》需要在2017年9月30日前送交世界遗产中心预审，2018年2月1日，将正式递交世界遗产中心。

申遗范围

陈寿田说，2017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范围出现了大范围变动，明确了将“良渚古城+瑶山遗址+11条水坝”作为遗址申遗范围。（注：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发现良渚祭坛和贵族墓地；2006年，发现良渚古城；2015年，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这是中国最早水利工程、世界最早水坝系统）

中央和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各级党委政府对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在国家和省市文物部门积极支持，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申遗工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而这几年，良渚遗址考古的新发现也好，申遗动态也好，其实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刷屏。

2016年11月，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在接受钱报记者专访时曾说，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正在紧张进行中。“按照我们的设想，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目标是把古城原有的布局展示出来，让观众在游玩过程中可以直观地了解到良渚古城的结构和功能分区。”

其实，2016年还有一条微信“余杭惊现巨大草原”一度很红，这片网红大草原就在余杭瓶窑的大观山村，也就是正在建设中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由国家文物局批准并授牌，其中包含9平方公里良渚古城遗址遗产区及瑶山、塘山、汇观山等27个遗址点。

2017年3月28日，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向国家文物局上报良渚遗址申遗提名文件，标志着良渚遗址申报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正式进入申报流程。

是不是觉得这个单位名字念起来特别拗口？陈寿田笑着解释，名字复杂是有深意的。

“以前，文物保护是没有特区的。2001年，浙江省政府设立了正区级规格的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这种 文物特区 模式，开了国内大遗址保护的先河，使良渚遗址得以在更高层级上开展保护管理工作。”

2017年5月19日，文化遗产世界大会主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洲执委会委员提姆·威特先生专程考察良渚博物院，双方商定，将在2018年浙江大学主办的第四届文化遗产世界大会期间，组织国际专家学者考察良渚遗址，并通过“卫星分会场”的形式，专题讨论良渚遗址的价值和保护情况，向全球文化遗产领域推介良渚遗址文化价值。

在此，有必要特别强调一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重要性：世界文化遗产，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定的，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估工作，是委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进行的。

陈寿田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古斯塔夫·阿罗兹曾有过两次会面，主席认为，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良渚遗址已经证明，五千年前的良渚社会已经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因此这个遗址“价值巨大，非同一般”。

2018年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