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革命根据地

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先后在中共

陕北地区的党组织于1924年开始建立。到1926年，许多县的中小学都有了党组织或党员，城镇、农村和一些地方军队中也有党员。1926年春，中央决定将陕北划归中共北方区委管辖。6月，中共绥德地委成立，辖4个特支、一个工人支部和一个军队支部。不久，榆林地委和延安地委成立。其时，陕北共有党员390余人。

1929年4、5月间，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议

1927年2月，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陕北地区党组织归其领导。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甘区委撤销，中共陕西省委成立。省委委员魏野畴受省委指派到陕北巡视，帮助恢复整顿组织。之后，陕北地区的三个地委改为绥德、肤施(延安)两个县委。省委为指导顺畅和利于工作，于同年11月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统一了陕北党组织。

1928年4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召开，通过了政治、组织、农运、青运等决议，正式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杜衡任书记，委员有杨国栋、冯文江、白乐亭、马瑞生等，焦维炽任团特委书记。特委下辖绥德、米脂、清涧、神木县委和榆林、延安、延长、横山区委，党员360余人。8月，在米脂召开的中共陕北第二次代表大会走漏风声，特委几个主要负责人被捕，会议工作报告和党团组织名单也暴露，特委遭到破坏。部分委员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由杨国栋代理特委书记，贾拓夫代理团特委书记。

1929年2月，在绥德县张家岔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分析了陕北地区形势，认为革命暂时还处于低潮，没有立即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条件，党目前的工作是进一步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会议决定分派党、团员到白军中去，用敌人的武装来武装自己。3月上旬，特委部分委员在清涧县高杰村召开会议，根据陕北遭遇大旱的情况，决定发动灾民进行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斗争，并采取各种方法，建立党的武装。4、5月间，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榆林城北红石峡召开，决定刘志丹任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并决定以刘志丹提出的创建革命武装采用白色、灰色、红色三种形式，开展党在陕北的武装斗争。1929年上半年，陕北党的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有4个县委、3个区委、91个农村支部，党员1050余人。

1929年10月，吉国桢接任陕北特委书记，张文华为团陕北特委书记。1930年9月底，赵伯平受省委指派到绥德，接替吉国桢任陕北特委书记。这时，中共陕北特委再次划归中共北方局领导，中共北方局交通杨璞，中央新派的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孔祥祯和高维翰亦于9月底来到绥德。10月初，在绥德县城西合龙山举行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合并党、团陕北特委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成立以赵伯平为总暴动委员会书记、孔祥祯为军委书记、谢子长为行动委员会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的陕北总暴动委员会。12月，中共北方局派王林到陕北宣布撤销陕北总暴动委员会，恢复党、团陕北特委和各群众组织的正常工作。同时，将陕北的党、团工作归中共河北省委领导。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河北省委一度出现组织上的混乱。为搞清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河北省委近期组织情况，1931年3月，中共陕北特委决定以王林、赵伯平、常应黎(常黎夫，时代理团陕北特委书记)组成的陕北代表团赴北平，向原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汇报请示工作。4月初，主持特委工作的孔祥祯发出了开展“红五月”活动的通知。因会议材料和进步学生名单被特务发现，敌人骗取师生在榆林中学操场开会，当场逮捕14人，榆林县党、团组织被迫停止活动。6月，赵伯平回到陕北后，重新组织了中共陕北临时特委。7月，党、团特委机关由城市转入农村。特委成员分散居住，并分路巡视指导各县工作。1932年秋，中共北方局撤销。10月末，赵伯平、崔逢运(崔瑞生)、鲁学曾(鲁贲)来到西安，与陕西省委联系解决陕北特委的归属问题。几经报告，陕西省委决定，陕北特委仍归河北省委领导，调赵伯平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工作。要求崔逢运、鲁学曾二人去北平与中共河北省委接洽，恢复河北省委对陕北特委的领导。

1933年4月，崔逢运、鲁学曾返回陕北。陕北特委根据中共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对陕北工作的指示，于7月23日在佳县高起家坬举行了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特委委员马明方、马文瑞、毕维舟、崔逢运、鲁学曾、王兆卿等，游击队代表，以及神木、府谷、佳县、绥德、米脂、清涧、安定(今子长县)等7个县的代表，共20多人。会议抵制了驻北方代表部分“左”的错误指示，制定了切合陕北实际的斗争策略，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开辟安定、绥(德)清(涧)、神(木)府(谷)等游击区域，扩大和建立游击队；通过了陕北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组织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选举新的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崔田夫，宣传委员马明方，组织委员毕维舟，军委书记王兆卿，农运委员张达志。这次会议标志着陕北革命的武装斗争已经由以搞白色的形式为主转向全面创建红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