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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就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
中文名
国际货币体系
外文名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目标作用
保障国家贸易
具体内容
确定世界及各国货币的汇率制度

目录

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

内容

一国对外支付是否受到限制,一国货币可否自由兑换成支付货币,本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如何确定

各国政府用什么方式弥补国际收支缺口

用什么货币作为支付货币,一国政府应持有何种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资产作为储备资产

具体内容

1、确定世界及各国货币的汇率制度。

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

2、确定有关国际货币金融事务的协调机制或建立有关协调和监督机构。

3、确定资金融通机制。

4、确定主导货币或国际储备货币。

5、确定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及履约束机制。

目标作用

目标:保障国家贸易、世界经济的稳定、有序地发展,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有效地开发利用。

作用:建立汇率机制,防止循环的恶性贬值;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提供有利手段和解决途径;促进各国的经济政策协调。

划分标准

货币本位

从货币本位看,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分为纯粹商品本位如金本位,纯粹信用本位如不兑换纸币本位,混合本位如金汇兑本位。

汇率制度

从汇率制度看,国际货币体系可分为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

发展演变

1880至1914年,国际金本位制度

1918至1939年,国际金本位制度的恢复时期

1944至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

1973至1976年,向浮动汇率制度过渡时期

1976年至今,牙买加体系

(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制度)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制度,是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继推行的货币制度。

(1)自由铸造

(2)自由兑换

(3)自由输出入

特点:

(1)黄金充当国际货币

(2)各国货币的汇率由其含金量决定

(3)国际收支由物价现金流动机制自动调节

盛行于一战结束到30年代经济大萧条开始。 是在1922年,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定的。

(2)本国货币与黄金直接挂钩或通过另一种同黄金挂钩的货币与黄金间接挂钩,与黄金直接或间接保持固定的比价。

(3)间接挂钩的条件下,本国货币只能兑换外汇来获取黄金,而不能直接兑换黄金。

(4)黄金只有在最后关头才能充当支付手段,以维持汇率稳定。

从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前,国际贸易体系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混乱时期,其间形成了英、美、法三大国为中心的三个货币集团(英镑集团、美元集团、法郎集团),三大集团以各自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力的主要来源,同时展开了世界范围内争夺国际货币金融主导权的斗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

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双挂钩”的具体内容是:

1、确定了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美元与黄金挂钩:①官价:35美元=1盎司黄金;②美国准许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随时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③其它国家的货币不能兑换黄金。 其它货币与美元挂钩:①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比价,通过黄金平价决定固定汇率;②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不得超过金平价的上下1%,否则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干预。2、建立永久性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规定了美元的发行和兑换方式。

4、确定固定汇率制。

5、提出了资金融通方案。

优势:1、解决了国际储备短缺的困难(黄金短缺)。2、固定汇率稳定了世界金融市场。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资金融通方案促进了国际金融合作。

劣势:以一个强大经济实体来稳固世界金融市场容易因为此经济实体的起伏与衰盛导致世界金融市场的波动,而造成不稳定性。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

1、美国借此成就了自身的世界金融霸权。

2、“特里芬难题”揭示了该体制存在无法解决的难题: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在美国经济实力雄厚,国际收支保有大量顺差,黄金外汇储备比较充足,而其他国家普遍存在“美元荒”的情况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美国国际收支必须顺差,美元对外价值才能稳定;2、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3、黄金必须维持在官价水平。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不可能同时具备。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不可解脱的内在矛盾——“特里芬难题”(由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其著作《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指出):如果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储备资产不敷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形成“美元荒”;美元荒:二战后,欧洲各国资金短缺、物资匮乏。而美国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生产力大大提高,各国急需从美国进口商品。但购买美国商品必须用美元或黄金支付,而各国黄金数量有限,无力向美国出口换取美元,这使美国国际收支大量盈余,其他国家大量需求美元,引起国际市场上美元汇率上涨,美元供不应求。到1949年,美国黄金储备高达245亿美元之巨,而世界其他国家则发生了美元荒。

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

如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则易引起美元贬值,发生美元危机,形成“美元灾”。美元灾:指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硬通货的现象。1960年代初,美国国际收支逐渐恶化,主要原因是:(1)1948年开始,美国执行马歇尔计划,对外提供经济援助,大量美元流入西欧各国,使西欧国家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其商品流入国际市场,获得了较多的黄金和美元。(2)1950年起,美国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军费开支大增,大量美元流出国境,国际收支出现逆差。(3)美国的低利率政策促使国内资金外流,美国逆差不断扩大。这样6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原来普遍存在的美元不足现象变成了美元过剩,美元不断贬值。其他国家为了回避汇率风险,不愿在国际支付中接受美元。美元地位极度虚弱,经常成为被抛售对象。1960年10月爆发第一次美元危机,此后美元的国际地位不断削弱,表现是各地金融市场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硬币,美元汇率下跌。1968年3月,美国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第二次美元危机,半个多月中,美国的黄金储备流出了14亿多美元,3月14日一天,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到350——400吨的破记录数字。1971年8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各国中央银行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同年12月宣布美元贬值7.89%,将黄金官价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但这些措施并未能阻止美国国际收支危机和美元危机的继续发展。1973年2月,由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严重,美元信用猛降,国际金融市场又一次掀起了抛售美元,抢购原西德马克和日圆、并进而抢购黄金的风潮。仅2月9日一天,德国法兰克福外汇市场就抛售了近20亿美元,国际外汇市场不得不暂时关闭。在此局面下,美国政府于1973年2月12日再次宣布美元贬值10%,黄金官价增至每盎司42.22美元。美元的两次贬值并未能阻止美元灾,1973年3月,西欧又出现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原西德马克的风潮。伦敦黄金市场的黄金价格一度涨到96美元一盎司。最终导致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崩溃。

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

事实上,美国从1950年代起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际市场上美元大量过剩,从60年代到70年代曾发生多次美元危机。

牙买加体系

牙买加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代崩溃后沿用至今。

(1)黄金非货币化:黄金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不再是汇价的基础。

(2)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等。

(3)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制、管理浮动制。

(4)货币调解机制多样化: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

(1)国际储备多元化:摆脱对单一货币依赖,货币供应和使用更加方便灵活,并解决了“特里芬难题”。

(2)浮动汇率制在灵敏反应各国经济动态的基础上是相对经济的调节。(3)货币调解机制多样化:各种调节机制相互补充,避免了布雷顿体系下调节失灵的尴尬。

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

缺点:(1)国际储备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不稳定、管理调节复杂性强、难度高。

(2)浮动汇率制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体系的动荡和混乱,套汇、套利等短线投机活动大量泛滥,先后引发多次金融危机。汇率变化难以预测也不利于国际贸易和投资。

(3)调解机制多样化不能根本上改变国际收支失衡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几次干预失败就是例证。

体系特点

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体系

资本的逐利本性是实现资本全球扩张的动力,而浮动汇率的实施与伴随之的西方各国金融自由化政策,则进一步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一位拥护在法国建立养老基金的议员在《世界报》上清楚的描述了向国外进行金融投资的重要意义,“养老基金的真正益处在于能够部分地分享别国经济增长的利益。”

金融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资本跨国流动的规模快速扩张。伴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管制的放松,资本流动规模快速扩张,流动速度显著提高,流动方向也出现巨大调整,逐渐由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改为发达国家之间的流动,资本流动无论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尤其是短期资本的流动成为这一时期资本流动的一个重要形式。而美国则逐渐由资本输出国转变为资本输入国家,在资本的跨国流动中,美国凭借发达的资本市场为本国的公共赤字和个人赤字提供融资。

其次,资本的跨国流动还引起了各个国家金融市场的逐渐统一。这种市场的统一,一方面表现为作为资本价格的利率的波动,在不同国家的金融市场逐渐呈现出明显的联动性,西方主要国家央行的决策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主要国家利率的每一次调整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快速响应,不同国家的利率差距缩小。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金融监管、金融制度等交易规则的逐渐趋同,即金融资本“逐渐在相同的游戏规则下,采用相同的金融工具,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者和筹资者”。

最后,金融全球化具有明显的等级之分。在金融市场逐渐统一,利率联动性加强,金融制度逐渐趋同过程中,哪个国家的利率变动在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中具有主导作用,采用谁的金融制度和“游戏规则”也使得金融全球化有了等级之分。美国的金融体系支配着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这是由美元的地位和美国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规模所决定的。金融全球化并没有否定各国之间的竞争和发展不平衡,上世纪90年代后新兴市场国家加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既标志着金融全球化的范围得以扩大,也标志着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竞争与发展不平衡。尽管人们对于全球化是否会发生逆转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的革命已经将爆发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可能性有所降低。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带来了19世纪以英国霸权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20世纪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表现为国际经济秩序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的变化。在这过程中,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轮全球化更表现出深度与广度远非1914年前的全球化可比,而以政府磋商代替战争的协商机制,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也必定会以一种相对温和与持久的方式进行。

货币作为公共产品,其价值的稳定为我们提供了重大的社会效益,但货币又始终具有固有的私人商品特性,货币的这种矛盾性必然要求对货币进行谨慎的管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前,货币与黄金储备保持着一定比例的关系,迫使经济主体执行某种货币纪律。“信用货币属于社会生产过程的最高阶段,受完全不同的法则所支配”。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意味着货币与黄金储备的脱钩,各国发行的纸币从此再也不用与实物之间保持某种转换关系,国际货币体制进入信用货币时代。这也为金融资本的膨胀,尤其是国际金融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前提条件。

自由化经济政策的实施为金融资本的膨胀提供了强大的现实基础。首先是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带来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这就产生了对衍生金融产品的需求。其次是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带来偏高的利率,高利率使生产资本也向金融资本转变,从而引起金融资本的膨胀。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2007年外汇市场日交易额就达到3.2万亿美元,而与之对应的“现实”国际贸易日交易额只有774亿美元,占日外汇交易额的2.4%。伴随着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各国金融数量急剧膨胀,进入20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国家的金融资产数量也都大大超过了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份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已暴增到2007年末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十多倍。其中,一半以上即近300万亿在美国。这样,国际金融的发展是根据自身的逻辑,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不再有直接的联系,政府债券成为投机性金融的主要支柱。

汇率的不稳定性

由于国际金融的发展是根据自身的逻辑,与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和生产性投资不再有直接的联系,汇率的不稳定就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弗里德曼是197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浮动汇率的鼓吹者和支持者,在论述汇率问题时,弗里德曼曾经将汇率与夏令时——起做比较,认为“实行可变汇率的理由与实行夏令时的理由几乎是非常相同的……即使所有的人都希望改变其对时钟的反应模式,但改变指导所有人的时钟要比让每个人分别地改变其对时钟的反应模式要简单得多。在外汇市场上情况也完全如此。让一种价格发生变动,也就是说让外汇的价格发生变动,要比依赖于构成国内价格体系的众多价格的变动简单得多”。

实行浮动汇率所要达到的目标,一个是“汇率在自由变动的同时,事实上是高度稳定的;汇率之不稳定,是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不稳定的征兆”。并且弗里德曼认为,“通过对汇率的冻结管理来消除这一征兆,不会解决任何根本性困难,而只会使这些困难所作的调整更为痛苦”。而实行浮动汇率的一个前提就是“不受限制的多边贸易,在这种制度中,不存在对进口或出口的直接数量控制;在这种制度中,关税及出口补助金是相当稳定的和非歧视性的,而不会受到操纵从而影响收支平衡;在这种制度中,国际贸易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处于私人的(非政府的)控制之下”。

这也就是说,实行浮动汇率必须存在的两个前提,一是汇率的波动必须反应经济基础的变化,二是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是完全自由的贸易体制,不存在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而实行浮动汇率不仅能够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国际货币合作,达到货币稳定之目的。

但是实行浮动汇率之后,不仅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波动性远远大于弗里德曼所认为的“反应基础的经济结构不稳定”,作为国际交易中占主导地位的硬通货美元、欧元、日元之间的汇率也极其不稳定。

同时,1985年美国因巨额国际收支赤字迫使日本签定《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广场协议》是国际货币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们不再相信浮动汇率可以自动达到所希望的均衡”。

克鲁格曼通过对沉淀成本模型的分析,揭示了汇率与贸易的隔离,而金融市场的不完善会使汇率远离合理的水平。克鲁格曼认为汇率是如此重要的—个价格,不能完全将它交给外汇市场。因此政府策应该为汇率预期确立一个中心,并保卫这个中心,甚至不惜以货币政策的一定变化为代价。“世界经济的不完全—体化既是汇率不稳定的根源,又是汇率不稳定的结果”。正是由于资本自由流动并在相互依赖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集中,导致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而仍然处于分割状态的不同国家的货币依然存在,成为汇率不稳定的真正根源。

存在问题

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债务国,经常项目赤字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到今天,经常项目失衡突然成了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关键。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人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中美关系上。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也按照布雷顿森林条约的精神,汇率失调是经常项目失衡的主要原因,调整汇率就能解决失衡。由于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和美国贸易赤字的规模,推论起来,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问题就成了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

同布雷顿森林条约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倒挂的世界。金融不但是经济的服务业,而且是经济发展的主宰;货币不只是商品交易的媒介,而且是商品定价的依据;各国经济的相互渗透的主要渠道不再是商品交易,资本流动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货币市场今天的规模要远远大于商品市场,它每天的交易量在3万亿美元之上,1个月的交易量就远远超出全世界1年的GDP。尽管经济学家将商品市场中的“无形的手”和“市场有效性”等理论机械地搬进货币市场,货币市场事实上是按不同的逻辑在运行。到货币市场交易的人,目的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而不是互通有无。货币的价格虽然也取决于供需,但是,货币的供应量是由政府的央行通过利率进行控制的。影响货币价格的主要是宏观的政治和经济消息,它们同商品的生产成本、流通渠道和供需关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人民币国际化的阻力会远远大于日元和欧元。只有在大部分国家肯定中国的政治稳定、产权保护、金融机构、资本市场和经济发展前景,承认欧美模式之外应当有其他类型政治经济模式并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就是说,除了经济规模的硬实力之外,还需要政治和外交运作的“软实力”。

在没有国际化之前,人民币用一揽子货币定价有利于币值稳定。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无论就其形成还是影响而言,都远远超出中美贸易的范围。如果只考虑经常项目的顺差和逆差,那么,不但误解了问题的起源,而且有可能带来始料未及的后果。

全球失衡是结构问题而非政策问题

全球失衡是指美国持续积累经常账目赤字和债务,与此同时,中国等出口国家则持续积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全球失衡确实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和金融危机的隐患。不过,它并不是起源于货币或财政政策的失误。全球失衡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结构性缺陷。就像苹果脱手总要落地似的,只要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不变,无论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无法防止失衡的反复出现。

货币有三种功能: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财富储存手段。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事实上是美元本位制。世界贸易、商品定价和外汇储备用的大部分是美元。美元本位制既不是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协商创造的,也没有相应的规则、机制和机构来维持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价值和功能。它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靠历史惰性而存在的。如果必须用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世界货币,那么,美元确实最符合条件。美国的经济规模、债券市场、产权保护制度、金融机构和政治稳定,以及美元的历史和现状,都为美元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基础。但是,正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在40年前就证明了的,随着世界经济规模的扩大,即使是美元也无法单独承担世界货币的责任。

美元本位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里,美元的价值是以黄金担保的,在美元本位制里,人们在意念中用美国政府的信用代替了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里,黄金是自然的储蓄手段,条约考虑的只是贸易平衡和币值稳定。美元的功能只是作为支付手段。这个体系没有考虑到财富积累、储蓄在国际间的转移以及外汇储备等问题。在美元本位制里,美元多了一重取代黄金充当国际财富储存手段的功能。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的赤字和债务并不起源于无节制的消费,而是起源于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需要。借债最初是为了印钱。世界经济的发展需要国际货币。在美元本位制下,发行货币的担保是美国政府的信用而不是黄金。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因为没有足够的商品和资本输出相抵对冲,美国政府必须向国外借债以保证美元的信用。国外企业通过贸易得到美元,在本国不能消费,于是通过央行再贷给美国。美国政府将这笔美元反过来用到国内。于是,美国每发行1块美元,在世界上实际上创造出2块美元的信用。1块钱变为国外政府持有的债务,1块钱返回美国消费。在这个循环里,不是消费导致债务,而是债务促进消费。拿银行中介业务来比较,就是贷款生成存款,而不是存款生成贷款。国际上有对美元的需要,美国政府就得印钱,而印钱就必须借债。从理论上讲,如果这样的债务持续积累,总有一天美国所有的资产都会落到外国人手里。

美国去年GDP不到14.5万亿美元,美国的美元供应量(M2)在今年7月是8.6万亿美元。全球2009年外汇储备是全球GDP的13%,其中60%以上是美元资产,也就是5万多亿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全球外汇储备到2035年将达到美国GDP的690%。与此同时,世界还面临着石油美元的问题。石油需要大量美元的支持才能进入市场。如果按每桶石油价格为70美元计算,目前全球已知石油储量为85万亿美元,石油输出国每年要收入1.5万亿美元。要满足这些需要,就需要发行大量的美元。这些美元并不反映美国的经济实力。不过,它们代表了美国所承诺的信用。

如果说美国发行美元是因为世界贸易需要交易手段,那么,中国持有大量美元则是因为没有其它有效的财富储存手段。中国出口的商品中包含着工人创造的增值部分,这些价值需要从国外回流到国内。由于缺乏其他财富回流渠道,它们就以贸易顺差的形式积累起来。新兴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和金融体系的发展速度必然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因此,社会需要将这部分财富暂时储存起来,逐步消化。所谓财富,指的是某种在将来还能具有与今天同等购买力的东西。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在国际上不具备这种能力,美元因此就成了首选储备手段。

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储存大量外汇是为了防止亚洲金融危机重演和干预货币市场,这是教科书式的推论。按照国际上保守的估计,对中国来说,只要持有相当6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就足以满足贸易的急需和抵御热钱的冲击。这是1万亿美元左右。一方面,日本的经验说明,外汇的积累同汇率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即使中国明天变成纯进口国,由于人民币不能在国际上自由兑换,为了保证财富的国际流通性,政府、企业和个人还是会通过各种渠道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储存起来。

对一个有13亿人口的国家来说,2.45万亿美元实在不是一个很高的数字。2009年底,美国私人企业和个人光是在海外就拥有18.4万亿美元的资产,美国联储代理其他央行托管的资产就有2.4万亿美元。美国人持有美元资产没有问题,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也是本币;中国人持有美元资产就成了失衡。因为美元是与本币不同的国际货币。

美元的这种双重性造成了所谓的“特里芬难题”:要为世界提供美元,美国就必须负债;美国要负债,人们就会丧失对美元的信心。国际货币的特权来自它的流动性,也来自它的价值稳定。美元背后的“黄金”其实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美联储稳定货币的政策是以维持3%的通胀率为目标的。换句话说,美元储备明码标价每年要贬值3%。这就同各国央行使用美元作为财富储存手段的目的发生了冲突。

美元能够成为世界货币,前提之一是美国政府不能直接干预货币市场。汇率是用其他国家货币来表示的本币价格。因为美国不能直接操纵美元的价格,因此,其他货币是否应当相对美元贬值或升值就成了美元本位制中一个永恒的问题。2002年,日本为了支持美元,向货币市场注入32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百分之一。今天,只有靠亚洲的推动,才有可能大幅度调整美元的汇率。所以,在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背后,实际存在的是让美元贬值的愿望。

无论是持续增长的美国债务还是持续增长的中国外汇储备,都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带来的必然后果。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调整汇率,而是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

强调经常项目失衡是把矛盾聚焦在中美关系

经常项目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短期的支付盈亏。如果直译的话,经常项目(current account)的意思是“当前项目”。国际间支付平衡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资本项目,它指的是国际间的资本流动。

从理论上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总是平衡的。如果有不平衡,要么是有的国家的经常项目的盈余填补了其他国家的经常项目的亏欠,要么是一个国家的资本项目的盈余填补了它的经常项目的缺陷。全球失衡确实是个大问题。它反映出全球化的经济发展缺乏全球化的金融架构作为支持。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现的将经常项目孤立起来的讨论,目的是要把矛盾集中在中美关系上。

经常项目的统计基本上沿袭的是布雷顿森林条约的支付平衡的概念,目的是要反映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支付平衡的程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反映的不是今天的世界,它是为今天不存在的65年前的世界设计的。布雷顿森林条约把国际贸易看作是国内贸易的直接延伸。贸易基本上是各国生产的成品间的交易。它建立平衡的前提是贸易各国的生产力和工资福利条件假设一致,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通。它只关心价格的稳定而不考虑经济的发展。

在今天全球化的进程中,“相对优势”的概念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加入国际竞争的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很不一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成了构成相对优势的最大要素。信息和技术的进步使得企业有可能将制造商品的各个环节分解开来,分布到全世界,从生产要素而不是成品上寻求相对优势。跨越国境的不只是商品,而且是商品的生产流程。

对经常项目的平衡考虑因此不应当局限在两个国家之间。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是全球总体经济运动的平衡运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经常项目只对跨境商品和服务进行计量统计。它忽略了产品所有权的归属问题。2005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为7260亿美元,是个历史纪录。但是,在当年的贸易赤字中有40%来自进口石油的支付,整个赤字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美国跨国公司内部的商品转手。2008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是6959亿美元,其中2499亿美元是美国公司从国外输入美国的商品。2009年美国花在进口石油上的钱同样高达它的贸易逆差的一半之上(3807亿美元中的2530亿)。

经常项目所反映的只是商品和服务的过境,它反映不出财富的分布和积累。1980年中国的GDP是3000亿美元,外汇储存是负数;美国的GDP是2.8万亿美元,经常项目的赤字不到30亿美元。从这两项数据中反映出的财富差距是2.5万亿美元。2009年中国的GDP不到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到2.4万亿美元;美国的GDP是14.2万亿美元,经常项目赤字为4200亿美元。财富差距为6.4万亿美元。尽管这30年来中国基本上是在积累外汇储备,美国基本上是在积累赤字,即使不考虑中国人口是美国4倍的事实,美国的财富积累的数量还是比中国要大得多。这种情况说明,除了经常项目统计的数字之外,储蓄和财富还有其他积累的方法和转移的渠道。

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预见到的另一个重要情况是,发达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放弃了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资本流动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商品贸易中的支付不平衡。今天的世界在这方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资本流动的数量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商品的流动,而且在发达国家,资本流动的控制权已经从政府转移到了私人手里。

据统计,2008年全球政府拥有的国际金融资产只占全部国际金融资产的15%,2007年9月到2008年9月,国外居民交易的美国证券达到65万亿美元。之后的12个月是40万亿。全球有40万亿美元的资金控制在家产(可投资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手里。全球私人银行管理的私人资产高达16.5万亿美元。

由于政府不再能够强制资本流向商品生产和贸易,资本的流动就不再以维持经常项目平衡为目的,而是大量流向高回报的资产。目前,全球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都要远远大于商品的流动。从1998年到2007年,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从GDP的1%增加到3%,资本的流动则从GDP的5%增加到20%。全球资本流动量目前是商品和服务交易量的14倍。从1982年到2006年,美国的资本流动量从3730亿美元增加到52.1万亿美元,而商品和服务的交易量只是从5750亿美元增加到3.65万亿美元。

美国在19世纪几乎每年都有经常项目的赤字。这并没有妨碍它变成世界大国。上世纪70年代,当南美和亚洲国家向外借债的时候,西方经济学家反复论证说,经常项目的赤字只是暂时的现象。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成为债务国,经常项目赤字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到今天,经常项目失衡突然成了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关键。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人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中美关系上。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也按照布雷顿森林条约的精神,汇率失调是经常项目失衡的主要原因,调整汇率就能解决失衡。由于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和美国贸易赤字的规模,推论起来,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问题就成了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

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费雷德·伯格斯滕是一位断言人民币币值被大幅度低估的学者。他的观点是美国国会主张人民币应当大幅度升值的主要依据之一。伯格斯滕是《中国崛起》一书的作者,他在该书的前言里说出了他的动机。他认为,要为世界经济指引方向,就应当创立和坚持中美之间的G-2模式。如果考虑到印度和巴西最近跟美国一起要求中国将人民币升值的事实,那么,我们有理由说,这样的战略确实已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失衡讨论反映出经济理论落后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本·斯泰尔和曼纽尔·亨德斯在《货币、市场和主权》一书中提到,尽管国际货币体系面对问题束手无策,发人深省的是,当今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居然没有提供一个分析这些问题的理论构架。把调整人民币汇率看作解决全球失衡问题的办法,反映的正是这种理论落后于现实的情况。

就像穿紧身衣不能减肥一样,调整汇率解决不了经济失衡,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根据罗伯特·麦金农的观察,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比值大幅度调高,但是,由于日本价格水平相对美国水平下降,日元在2007年的实际汇率已经下降到同日元大幅度升值之前相似的水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国内原本自然进行的工薪调整机制却被日元升值的压力给破坏了。

通过调整汇率来协调各国经济发展是布雷顿森林条约的一项主要宗旨。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贸易只是国内贸易的自然延续,它的前提是假设各国的生产力、福利制度、工资水平、社会制度和金融机构都相似,商品、资本和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因此,通过汇率的调整,可以跟踪各国利率水平的差异,迫使一个国家减缓发展速度,给另一个国家提供加速发展的机会,从而恢复贸易平衡。换句话说,汇率只是一种微调的手段。多恩布什是在汇率理论方面颠覆了费里德曼学说的经济学家。根据他的观察,在现实的经济情况中,只有经过一段非常长的时期,汇率才有可能起到调整各国之间商品价格以实现均衡的作用。

布雷顿森林条约虽然是65年前的产物,但是,它所依据的理论在今天仍然为大部分宏观经济学所奉行。它们假定各国发展遵循的是一个模式,理应处于相同的发展水平,商品、资本和劳动力都可以自由流动。购买力持平理论(PPP)也好,一个价格法则也好,都是根据这样的前提建立起来的。根据这样的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熟程度应当根据它距离西方模式的远近来衡量。这种理论有两个弊病。

首先,一个价格法则和购买力持平理论都是在上世纪20年代,根据19世纪的全球化情况而建立起来的。上世纪20年代世界只有50个国家,西方政治体制占绝对统治地位。今天,世界有将近20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金融基础差别巨大。国家间的边境控制主要是20世纪的产物。按照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在《失控》一书中的说法,西方在19世纪依靠殖民地来使得本国居民快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有的经济学家指出,这次全球化同上次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区别是货币的性质。货币代表了一个国家的主权、经济、财政和金融的实际状况。强行按照一个假设的全球标准,迫使一个国家通过改变本币币值来人为地调整国内经济关系以解决国际贸易的失衡,会扭曲现实,拔苗助长。

今天的全球市场是一个同国际政治结构相重叠的市场。政治的自主使得不同的经济体有可能保持自身的发展水平,而不致于成为西方模式中的卫星。宏观经济理论应当考虑到这个变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在计算汇率时采取“居中”的数据作为解决的方法。但是,这种任意的居中数据所造成的实际误差,有可能起到严重的误导作用。

其次,今天的国际商品的生产和贸易远比19世纪要复杂得多。人民币同美元汇率所影响的远不只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在每个国家里,每种商品对海外竞争的暴露面各不相同,不同工业对汇率变化的敏感程度也不相同。卡塞尔在提出购买力持平理论时,他所主张的是根据通胀率的不同来调整汇率。今天,不少使用他的理论的人却主张首先确定汇率,然后再调整商品价格来适应汇率。

汇率调整有可能帮助出口企业转型,从微观经济的层面上起到积极作用。但是,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会打击一个国家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心态,本币升值会减少国外来的投资,因此,它有可能在宏观经济的层面起负面作用。货币价格的变化速度比商品价格的变化速度要快得多。一种货币的价格会受国内和国外诸多因素的影响,贸易的顺逆差只是其中的一项而已。

同布雷顿森林条约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倒挂的世界。金融不但是经济的服务业,而且是经济发展的主宰;货币不只是商品交易的媒介,而且是商品定价的依据;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主要渠道不再是商品交易,资本流动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或者说,正是因为人类社会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货币本质的认识没有多少有意义的进步,对货币理论的研究远远落后于社会实践的飞速发展,跟不上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步伐,才导致“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才让国际社会在上述体系崩溃后选择运行“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制”的体系!也正因为如此,人类才在近30年的时间里频繁地遭受到金融危机的肆虐与蹂躏!正如作者在《货币理论》一书里批判全球金融自由化时所表达的那种理论跟不上实践发展的观点所描述的那样:

“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果科学家们没有建立起正确的基本粒子理论,如果没有搞清楚电子是围绕原子核转的理论问题,人类肯定制造不出原子弹和氢弹。但在经济金融学领域,我却觉得情况并非如此,我倒认为华尔街的那些聪明绝顶的金融精英们已经制造出了金融产品的‘原子弹’和金融产品的‘氢弹’,但经济理论家们似乎还没有搞清楚究竟是‘电子围绕原子核转’还是‘原子核围绕电子转’的理论问题,那些金融精英们能够制造金融产品的‘原子弹’和‘氢弹’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全球金融自由化。”

沿着时间老人的脚步,作者继续分析评论在1970年代初当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 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两大基石之一“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兑换制”崩塌后,剩下的另一基石“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为何也处于摇摇欲坠、朝不保夕之中并最终也随之崩溃?为何后来又选择了运行那种错误的“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制”的国际货币体系?

者将依据自己的货币理论原理对“固定汇率制度”的产生和崩溃作出深入的分析,并对之后为何会演变成目前这种错误的“浮动汇率制”作出评论,同时,作者将从理论上指出二者的谬误之处。针对全球经济金融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至今尚无定论的有关“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那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被称为“诺贝尔货币对决”的问题,作者将基于自己的理论观点对其作出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从理论上给出作者独特的答案。

通过阅读作者的这些理论分析,读者朋友们将领略到作者在《货币理论》‘第八章 论“诺贝尔货币对决”命题的不成立’一文中的内容精神,各位朋友可能会因此而同意作者的有关不存在‘蒙代尔教授与弗里德曼教授之间的“诺贝尔货币对决”争论的命题’的观点!

从格雷欣法则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金融现象的条件是“黄金或白银”充当货币,而黄金或白银属于贵金属“实物”,是拥有自身商品价值的商品,因此格雷欣法则所指的“良币”和“劣币”都属于实物货币,这正是产生该金融现象的本质原因所在:“实物货币”!

根据作者的货币理论原理,凡实物货币都同时拥有其货币价值和其自身的商品价值两种不同的价值,当一个经济体同时存在相对高的商品价值的“良币”和相对低的商品价值的“劣币”两种不同商品价值的货币时,尽管它们的商品价值存在不同,但由于它们是同时反映同一个经济体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因此这两种不同的货币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或者说人们使用它们当中的任何一种都能购买到--用其货币价值交换到或兑换到--相同的商品价值的商品!但由于客观上存在“良币”的自身商品价值高,而“劣币”的自身商品价值低,因此,当商品购买方同时拥有这两种不同的货币去购买商品时,无疑为自己留下商品价值相对高的“货币”而用掉商品价值相对低的“货币”!与此同时,由于商品出售方收取“劣币”后该“劣币”的货币价值--同时也拥有商品价值--能确保他在未来购买到或换回相应的商品价值的商品,因而并不影响他使用其拥有的“劣币”,因此,商品出售者也能接受购买者支付“劣币”。

即:当人们同时拥有自身商品价值相对高的“良币”和自身商品价值相对低的“劣币”时,由于二者的货币价值相同,能交换到等同的商品价值的商品,买方自然会使用自身商品价值低的“劣币”为自己换取物品,而留下自身商品价值高的“良币”不用;同时,卖方在收取“劣币”后也能在未来正常地使用该“劣币”的货币价值换回相应商品价值的商品而达到“商品价值经货币价值换回商品价值”的交易循环,因而卖方不会拒绝接受“劣币”,因此市场上就充斥了“劣币”而“良币”逐渐消失不见!结果就出现了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金融现象!

所以,产生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金融现象的本质原因不是出于“良币”和“劣币”拥有的“货币价值”有何差别的因数,而是出于它们自身的“商品价值”不相等的因数!

体系改革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1、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2、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三、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四、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对于参与各国而言,也有利于减少所需的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2、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既推动了SDR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未来格局

国际货币体系即将发生变革。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面临多重挑战。然而,各方面仍在激烈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格局。

OMFIF认为,世界(或多或少)正朝着由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组成的稳定的多储备货币体系的方向发展。美元依然处于主导地位,但将与更多的其他货币分享它的角色。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经济依然最具弹性。虽然仍存在一些不平衡,特别是在财政方面,但是美国总体上在恢复平衡方面做得比竞争对手更加成功。结果之一便是,对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大部分设想中,美元均是走强的。这将减少外汇储备的累积。如果美元强势,那么其他国家就不必为了获得竞争优势而让自己的货币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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