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
- 作品名称
- 《报任安书》
- 作品别名
- 《报任少卿书》
- 创作年代
- 汉代
- 作品出处
- 《汉书·司马迁传》
- 文学体裁
- 书信
- 作 者
- 司马迁
目录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卬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自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聩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为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阱榄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閤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太史公:太史公不是自称,也不是公职,汉代只有太史令一职,且古人写信不可能自称公。钱穆认为,《史记》原名是《太史公》。牛马走:谦词,意为象牛马一 样以供奔走。走,意同“仆”。此十二字《汉书·司马迁传》无,据《文选》补。意思是司马迁为了《史记》一书像当牛做马一样活着。
曩(nǎng)者:从前。
望:埋怨。
流俗人:世俗之人
罢:同“疲”。驽,劣马,疲弩:比喻才能低下。
侧闻:从旁听说。犹言“伏闻”,自谦之词。
身残处秽:指因受宫刑而身体残缺,兼与宦官贱役杂处。
钟子期、伯牙:春秋时楚人。伯牙善鼓琴,钟子期知音。钟子期死后,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事见《吕氏春秋·本味篇》。
随、和:随侯之珠和和氏之璧,是战国时的珍贵宝物。
由、夷:许由和伯夷,两人都是西周早期被推为品德高尚的人。
点:玷污。
会东从上来: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三月,汉武帝东巡泰山,四月,又到海边的不其山,五月间返回长安。司马迁从驾而行。
卒卒:同“猝猝”,匆匆忙忙的样子。
季冬:冬季的第三个月,即十二月。汉律,每年十二月处决囚犯。
薄:同“迫”。雍:地名,在今陕西凤翔县南,设有祭祀五帝的神坛五畤。据《汉书·武帝纪》:“太始四年冬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本文当即作于是年,司马迁五十三岁。
不可讳:死的委婉说法。任安这次下狱,后被汉武帝赦免。但两年之后,任安又因戾太子事件被处腰斩。
宫刑:一种破坏男性生殖器的刑罚,也称“腐刑” 。
“卫灵公”二句:春秋时,卫灵公和夫人乘车出游,让宦官雍渠同车,而让孔子坐后面一辆车。孔子深以为耻辱,就离开了卫国。事见《孔子家语》。这里说“适陈”,未详。
“商鞅”二句:商鞅得到秦孝公的支持变法革新。景监是秦孝公宠信的宦官,曾向秦孝公推荐商鞅。赵良是秦孝公的臣子,与商鞅政见不同。事见《史记·商君列传》:“赵良谓商君曰:……今君之相秦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
“同子”二句:同子指汉文帝的宦官赵谈,因为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同名,避讳而称“同子”。爰同“袁”。爰丝即袁丝,亦即袁盎,汉文帝时任郎中。据载,文帝坐车去看他母亲时,宦官陪乘,袁盎伏在车前说:“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文帝只得依言令赵谈下车。事见《汉书·袁盎列传》。
竖:供役使的小臣。后泛指卑贱者。
忼慨:慷慨。
待罪:做官的谦词。辇毂下:皇帝的车驾之下。代指京城长安。
惟:思考。
搴(qiān):拔取。
乡:通“向”。厕:参加。下大夫:太史令官位较低,属下大夫。
外廷:汉制,凡遇疑难不决之事,则令群臣在外廷讨论。末议:微不足道的意见。“陪外廷末议”是谦词。
维纲:国家的法令。
闒茸(tǎróng):下贱,低劣。
卬:同“昂”。信:同“伸”:
乡曲:乡里。汉文帝为了询访自己治理天下的得失,诏令各地“举贤良方正能直言切谏者”,亦即有乡曲之誉者,选以授官,二句言司马迁未能由此途径入仕。
周卫:周密的护卫,即宫禁。
戴盆何以望天:当时谚语,形容忙于职守,识见浅陋,无暇他顾。
李陵:字少卿,生活在汉武帝在位年间,西汉名将李广之孙,善骑射,官至骑都尉,率兵出击匈奴贵族,战败投降,封右校王。后病死匈奴。俱居门下:司马迁曾与李陵同在“侍中曹”(官署名)内任侍中。
趣舍:向往和废弃。趣,同“趋”。
衔杯酒:在一起喝酒。指私人交往。
媒孽:也作“孽”,酵母。这里是夸大的意思。
王庭:匈奴单于的居处。
彊:同“强”。胡:指匈奴。
卬:即“仰”,仰攻。当时李陵军被围困谷地。
旃:毛织品。《史记·匈奴列传》:“自君王以下,咸食肉,衣其皮革。披旃裘。”
左右贤王:左贤王和右贤王,匈奴封号最高的贵族。
沬:以手掬水洗脸。
弮:强硬的弓弩。
上寿:这里指祝捷。
怛:悲痛。款款:忠诚的样子。
士大夫:此指李陵的部下将士。绝甘:舍弃甘美的食品。分少:即使所得甚少也平分给众人。
睚眦:怒目相视。
沮:毁坏。贰师: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李陵被围时,李广利并未率主力救授,致使李陵兵败。其后司马迁为李陵辨解,武帝以为他有意诋毁李广利。
理:掌司法之官。
囹圄:监狱。
聩:坠毁。李陵是名将之后,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以女妻陵而贵之。自是之后,李氏名败。”
茸:推置其中。蚕室:温暖密封的房子。言其象养蚕的房子。初受腐刑的人怕风,故须住此。
剖符:把竹做的契约一剖为二,皇帝与大臣各执一块,上面写着同样的誓词,说永远不改变立功大臣的爵位。丹书:把誓词用丹砂写在铁制的契券上。凡持有剖符、丹书的大臣,其子孙犯罪可获赦免。
文史星历:史籍和天文历法,都属太史令掌管。
蝼螘:蝼蚁。螘,同“蚁”。
易服:换上罪犯的服装。古代罪犯穿赭(深红)色的衣服。
木索:木枷和绳索。
鬀:同“剃”,把头发剃光,即髡刑。婴:环绕。颈上带着铁链服苦役,即钳刑。
腐刑:即宫刑。
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中语。
穽:捕兽的陷坑。槛:关兽的笼子。
鲜:态度鲜明。即自杀,以示不受辱。
榜:鞭打。箠:竹棒。此处用作动词。
枪:同“抢”。
惕息:胆战心惊。
西伯:即周文王,为西方诸侯之长。伯也:伯通“霸”。
牖里:又作“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县。周文王曾被殷纣王囚禁于此。
李斯:秦始皇时任为丞相,后因秦二世听信赵高谗言,被受五刑,腰斩于咸阳。
五刑:秦汉时五种刑罚,见《汉书·刑法志》:“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葅其骨肉于市。”
淮阴:指淮阴侯韩信。
受械于陈:汉立,淮阴侯韩信被刘邦封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邳县)。后高祖疑其谋反,用陈平之计,在陈(楚地)逮捕了他。械,拘禁手足的木制刑具。
彭越:汉高祖的功臣。
张敖:汉高祖功臣张耳的儿子,袭父爵为赵王。彭越和张敖都因被人诬告称孤谋反,下狱定罪。
绛侯:汉初功臣周勃,封绛侯。惠帝和吕后死后,吕后家族中吕产、吕禄等人谋夺汉室,周勃和陈平一起定计诛诸吕,迎立刘邦中子刘恒为文帝。
五伯:即“五霸”。
请室:大臣犯罪等待判决的地方。周勃后被人诬告谋反,囚于狱中。
魏其:大将军窦婴,汉景帝时被封为魏其侯。武帝时,营救灌夫,被人诬告,下狱判处死罪。三木:头枷、手铐、脚镣。
季布:楚霸王项羽的大将,曾多次打击刘邦。项羽败死,刘邦出重金缉捕季布。季布改名换姓,受髡刑和钳刑,卖身给鲁人朱家为奴。
灌夫:汉景帝时为中郎将,武帝时官太仆。因得罪了丞相田蚡,被囚于居室,后受诛。居室:少府所属的官署。
耎:“软”的古字。
湛:同“沉”。累绁捆绑犯人的绳子,引伸为捆绑、牢狱。
臧获:奴曰臧,婢曰获。
俶傥:豪迈不受拘束。
文王拘而演《周易》:传说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牖里时,把古代的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成为《周易》的骨干。
仲尼厄而作春秋:孔丘字仲尼,周游列国宣传儒道,在陈地和蔡地受到围攻和绝粮之苦,返回鲁国作《春秋》一书。
屈原:曾两次被楚王放逐,幽愤而作《离骚》。
左丘: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国语》:史书,相传为左丘明撰著。
孙子:春秋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膑。膑脚:孙膑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习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膑入魏,割去了他的膑骨(膝盖骨)。孙膑有《孙膑兵法》传世。
不韦:吕不韦,战国末年大商人,秦初为相国。曾命门客著《吕氏春秋》(一名《吕览》)。始皇十年,令吕不韦举家迁蜀,吕不韦自杀。
韩非:战国后期韩国公子,曾从荀卿学,入秦被李斯所谗,下狱死。著有《韩非子》,《说难》、《孤愤》是其中的两篇。
《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此举其成数。
失:读为“佚”。
愠:怒。
戮笑:辱笑。
九回:九转。形容痛苦之极。
闺閤之臣:指宦官。闺、閤都是宫中小门,代指禁宫。
雕琢:修饰,美化。这里指自我妆饰。
少卿足下:从前承蒙您给我写信,教导我用谨慎的态度在待人接物上,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情意十分恳切诚挚,好像抱怨我没有遵从您的教诲,而是追随了世俗之人的意见。我是不敢这样做的。我虽然平庸无能,但也曾听到过德高才俊的前辈遗留下来的风尚。只是我自认为身体已遭受摧残,又处于污浊的环境之中,每有行动便受到指责,想对事情有所增益,结果反而自己遭到损害,因此我独自忧闷而不能向人诉说。俗话说:"为谁去做,教谁来听?"钟子期死了,伯牙便一辈子不再弹琴。这是为什么呢?贤士乐于被了解自己的人所用,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的人,身躯已经亏残,即使才能像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稀有,品行像许由、伯夷那样高尚,终究不能把这些当做光荣,只不过足以被人耻笑而自取污辱。
来信本应及时答复,刚巧我侍从皇上东巡回来,后又为烦琐之事所逼迫,能见面的日子很少,我又匆匆忙忙地没有片刻的闲工夫来详尽地表达心意。您蒙受意想不到的罪祸,再过一月,临近十二月,我侍从皇上到雍县去的日期也迫近了,恐怕突然之间您就会有不幸之事发生,因而使我终生不能向您抒发胸中的愤懑,那么与世长辞的灵魂会永远留下无穷的遗憾。请让我向您略约陈述浅陋的意见。隔了很长的日子没有复信给您,希望您不要责怪。
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能够自修其身,这是有智慧的凭证。能够怜爱别人,乐于施舍,这是行仁德的开始。取和予是否得当,这是衡量义与不义的标志。看一个人对耻辱采取什么态度,就可以决断他是否勇敢。建立好的名声,这是德行的最高准则。志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所以,没有什么灾祸比贪图私利更惨的了。没有什么悲哀比伤创心灵更为可悲了。没有什么行为比使先人受辱这件事更丑恶了,没有什么耻辱比遭受宫刑更严重了。受过宫刑后获得余生的人,社会地位是没法比类的,这并非当今之世如此,这种情况从开始以来已经很久了。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同坐一辆车子,孔子感到这对他是一种侮辱,便离开卫国到陈国去,商鞅通过姓景的太监而得以谒见秦孝公,贤士赵良为此担忧;太监赵谈陪坐在汉文帝的车上,袁盎为之脸色大变。自古以来,人们把与刑余之人相并列当做一种耻辱。就一般才智的人来说,一旦事情关系到宦官,没有不感到伤心丧气的,更何况气节高尚的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但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我凭着先父遗留下来的事业,才能够在京城任职,到已二十多年了。我常常这样想:上不能对君王进纳忠言,献出诚实的心意,而有出谋划策的称誉,从而得到皇上的信任;其次,又不能给皇上拾取遗漏,补正阙失,招纳贤才,推举能人,使隐居在岩穴中的贤士不至被埋没;对外,又不能备数于军队之中,参加攻城野战,以建立斩将夺旗的功劳;从最次要的方面来看,又不能积累老资格,在言论方面立功,谋得尊贵的官职,优厚的俸禄,来为宗族和朋友争光。这四个方面没有哪一方面做出成绩,我只能有意地迎合皇上的心意,以保全自己的地位。我没有些微的建树,从这四方面就可以看出来了。以前,我也曾夹杂在下大夫的行列,跟在外朝官员的后面发表一些微不足道的议论。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申张国家的法度,竭尽自己的思虑,到如今已经身体残废成为打扫污秽的奴隶,处在地位卑贱的人的行列当中,还想昂首扬眉,评论是非,不也是轻视朝廷、使当世的君子们感到羞耻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尚且说什么呢?尚且说什么呢?
而且,事情的前因后果一般人是不容易弄明白的。我在少年的时候就没有卓越不羁的才华,成年以后也没有得到乡里的称誉,幸亏皇上因为我父亲是太史令,使我能够获得奉献微薄才能的机会,出入宫禁之中。我认为头上顶着盆子就不能望天,所以断绝了宾客的往来,忘掉了家室的事务,日夜都在考虑全部献出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才干和能力,专心供职,以求得皇上的信任和宠幸。但是,事情与愿望违背太大,不是原先所料想的那样。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追求和反对的目标也不相同,从不曾在一起举杯饮酒,互相表示友好的感情。但是我观察李陵的为人,确是个守节操的不平常之人:奉事父母讲孝道,同朋友交往守信用,遇到钱财很廉洁,或取或予都合乎礼义,能分别长幼尊卑,谦让有礼,恭敬谦卑自甘人下,总是考虑着奋不顾身来赴国家的急难。他历来积铸的品德,我认为有国士的风度。做人臣的,从出于万死而不顾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是很少见的了。现今他行事一有不当,而那些只顾保全自己性命和妻室儿女利益的臣子们,便跟着挑拨是非,夸大过错,陷人于祸,我确实从内心感到沉痛。况且李陵带领的兵卒不满五千,深入敌人军事要地,到达单于的王庭,好像在老虎口上垂挂诱饵,向强大的胡兵四面挑战,面对着亿万敌兵,同单于连续作战十多天,杀伤的敌人超过了自己军队的人数,使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君长都十分震惊恐怖,于是就征调左、右贤王,出动了所有会开弓放箭的人,举国上下,共同攻打李陵并包围他。李陵转战千里,箭都射完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救兵不来,士兵死伤成堆。但是,当李陵振臂一呼,鼓舞士气的时候,兵士没有不奋起的,他们流着眼泪,一个个满脸是血,强忍悲泣,拉开空的弓弦,冒着白光闪闪的刀锋,向北拼死杀敌。当李陵的军队尚未覆没的时候,使者曾给朝廷送来捷报,朝廷的公卿王侯都举杯为皇上庆贺。几天以后,李陵兵败的奏书传来,皇上为此而饮食不甜,处理朝政也不高兴。大臣们都很忧虑,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私下里并未考虑自己的卑贱,见皇上悲伤痛心,实在想尽一点我那款款愚忠。我认为李陵向来与将士们同甘共苦,能够换得士兵们拼死效命的行动,即使是古代名将恐怕也没能超过的。他虽然身陷重围,兵败投降,但看他的意思,是想寻找机会报效汉朝。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但他摧垮、打败敌军的功劳,也足以向天下人显示他的本心了。我内心打算向皇上陈述上面的看法,而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恰逢皇上召见,询问我的看法,我就根据这些意见来论述李陵的功劳,想以此来宽慰皇上的胸怀,堵塞那些攻击、诬陷的言论。我没有完全说清我的意思,圣明的君主不深入了解,认为我是攻击贰师将军,而为李陵辩解,于是将我交付狱官处罚。我的虔敬和忠诚的心意,始终没有机会陈述和辩白,被判了诬上的罪名,皇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境贫寒,微薄的钱财不足以拿来赎罪,朋友们谁也不出面营救,皇帝左右的亲近大臣又不肯替我说一句话。我血肉之躯本非木头和石块,却与执法的官吏在一起,深深地关闭在牢狱之中,我向谁去诉说内心的痛苦呢?这些,正是少卿所亲眼看见的,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李陵投降以后,败坏了他的家族的名声,而我接着被置于蚕室,更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啊!可悲!
这些事情是不容易逐一地向俗人解释的。我的祖先没有剖符丹书的功劳,职掌文献史料、天文历法工作的官员,地位接近于算卦、赞礼的人,本是皇上所戏弄并当作倡优来畜养的人,是世俗所轻视的。假如我伏法被杀,那好像是九牛的身上失掉一根毛,同蝼蚁又有什么区别?世人又不会拿我之死与能殉节的人相比,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不能免于死刑,而终于走向死路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我向来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地位,使人们会这样地看待自己。人本来就有一死,但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的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用死追求的目的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不能使身体受辱,其次是不能因自己的脸色不合礼仪而受辱,其次是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语不当而受辱,其次是使肢体受扭曲(长跪、被可捆绑)而受辱,其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其次是带上木枷,遭受杖刑而受辱,其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宫刑了,侮辱到了极点。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士大夫的气节,不可不劝勉鼓励啊(鼓励士大夫在犯罪以后勇于自杀,自杀就坚守了士大夫的气节)。猛虎生活在深山之中,百兽就都震恐,等到它落入陷阱和栅栏之中时,就只得摇着尾巴乞求食物,这是人不断地使用威力和约束而逐渐使它驯服的。所以,士子看见画地为牢而决不进入,面对削木而成的假狱吏也决不能接受他的审讯,把思虑计谋定在自我了断上面。如今我的手脚捆在一起,被木枷锁住、绳索捆绑,皮肉暴露在外,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在这种时候,看见狱吏就叩头触地,看见牢卒就恐惧喘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经过长时间的威逼约束所造成的形势。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厚脸皮了,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况且,像西伯姬昌,是诸侯的领袖,曾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也受尽了五刑;淮阴侯韩信,被封为王,却在陈地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被诬告有称帝野心,被捕入狱并定下罪名;绛侯周勃,曾诛杀诸吕,一时间权力大于春秋五霸,也被囚禁在请罪室中;魏其侯窦婴,是一员大将,也穿上了红色的囚衣,手、脚、颈项都套上了刑具;季布以铁圈束颈卖身给朱家当了奴隶;灌夫被拘于居室而受屈辱。这些人的身份都到了王侯将相的地位,声名传扬到邻国,等到犯了罪而法网加身的时候,不能够下决心自杀,处在污秽屈辱的地位。古今都是一样的,哪里能不受辱呢?照这样说来,勇敢或怯懦,乃是形势所造成;坚强或懦弱,也是根据自己外在的表现所决定。这是很清楚明白的事了,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一点在被法律制裁之前就自杀,因此渐渐地衰败,到了挨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伸张士大夫的名节,这种愿望和现实不是相距太远了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人之常情,没有谁不贪生怕死的,都挂念父母,顾虑妻室儿女。至于那些激愤于正义公理的人当然不是这样,这里有迫不得已的情况。如今我很不幸,早早地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互相爱护,独身一人,孤立于世,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儿女又怎样呢?况且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大义,什么地方不可以勉励自己去死节呢?我虽然怯懦软弱,想苟活在人世,但也稍微懂得区分弃生就死的界限,哪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生活而忍受屈辱呢?再说奴隶婢妾尚且能够下决心自杀,何况像我到了这样不得已的地步!我之所以忍受着屈辱苟且活下来,陷在污浊的监狱之中却不肯死,是遗憾我内心的志愿有未达到的,如果平平庸庸地死了,文章就不能在后世显露。
古时候富贵但名字磨灭不传的人,无法完整地记录,只有那些卓越洒脱不平常的人才被称颂。(那就是:)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窘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才有《国语》;孙膑被截去膝盖骨,《兵法》才被撰写出来;吕不韦被贬谪到蜀地,后世才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致是一些圣贤们抒发愤慨而写作的。这些人都是(因为)感情有压抑郁结不解的地方,不能实现其理想,所以记述过去的事迹,使将来的人深思。就像左丘明没有了视力,孙膑断了双脚,终生不能被人重用,便退隐著书立说来抒发他们的怨愤,想到活下来从事著作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我私下里也自不量力,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真实性,综述其事实的本末,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贯通古往今来变化的脉络,成为一家的言论。刚开始草创还没有成书,恰恰遭遇到这场灾祸,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受到最残酷的刑罚也没有怨怒之色。我确实想完成这本书,把它(暂时)藏在名山之中,(以后)再传给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再让它广传于天下。那么,我便抵偿了以前所受的侮辱,即使受再多的侮辱,难道会后悔吗?然而,这些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再说,戴罪被侮辱的处境是很不容易安生的,地位卑贱的人,往往被人诽谤和议论。我因为多嘴说了几句话而遭遇这场大祸,更被乡里之人、朋友羞辱和嘲笑,污辱了祖宗,又有什么颜面再到父母的坟墓上去祭扫呢?即使是到百代之后,这污垢和耻辱会更加深重啊!因此在肺腑中肠子里每日多次回转,在家中心神不定,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一样;出门则不知道往哪儿走。每当想到这件耻辱的事,冷汗没有不从脊背上冒出来而沾湿衣襟的。我已经成了宦官,怎么能够自己引退,深深地在山林岩穴隐居呢?所以只得随俗浮沉,跟着形势上下,以表现我狂放和迷惑不明。如今少卿竟教导我要推贤进士,岂不是与我自己的内心愿望相违背的吗?现今我虽然想自我雕饰一番,用美好的言辞来为自己开脱,这也没有好处,因为世俗之人是不会相信的,只会使我自讨侮辱啊。简单地说,人要到死后的日子,然后是非才能够论定。书信是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因而只是略微陈述我愚执、浅陋的意见罢了。恭敬地拜两次。
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字少卿,早年在大将军卫青门下。当霍去病渐渐受到汉武帝的宠信,逐渐凌驾在卫青之上的时候,卫青的故人、门下都投靠霍去病了,并因而获得官爵,只有任安不肯,仍效命于卫青。
在巫蛊之祸中,任安担任护北军使者,握有兵权,戾太子派人持节到他那里要求发兵助战,他受了节,但仍闭城门,不肯接应太子。
事件平息后,汉武帝赏赐了那些系捕太子的人,而把那些跟随太子和为太子助战的人都治以重罪。关于任安,汉武帝对他的做法认为还可以,没有责怪他。可是后来有人进言,说太子在“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子盗父兵”,其实并无造反之心,使汉武帝感悟到太子是冤枉的。于是,先前所做的处置,又重新检讨,变成了与太子战、反太子的人全部有罪。而当汉武帝心理转变的时候,便对任安对待太子的态度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他怪任安不帮太子,却坐持两端,准备看谁胜了就依附谁,于是就判他腰斩。
任安自认为自己是冤枉的,十二月就要行刑了,他写信给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司马迁,请他设法援救。
司马迁接到这封信时,他的心里相当为难。他了解汉武帝,自己就曾尝过汉武帝暴怒之下的痛苦,他实在不愿意再遭到第二个“李陵之祸”。论交情,李陵与他“素非相善”,而任安是他的老朋友,双方的家庭彼此都很熟悉。司马迁也非常明白汉武帝一心为太子报仇,任安的死判,觉无平反的可能。他要把自己见死不救的苦衷,向老朋友说明,并请求他原谅。于是,在征和二年十一月,五十五岁的司马迁写了一封长信给任安。
任安终于被腰斩了,司马迁也在感叹中度完了他的余生。前有李少卿(李陵),后有任少卿(任安),都在他生命中激起很大的涟漪。显然前者是狂风暴雨式的,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余波,它看起来平静而又清澈见底,却又让人沉思。
关于写作时间,近代学者王国维、郑鹤声等人认为《报书》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十一月。自王国维说法提出之后,司马迁的《年谱》信从这种说法,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文选》、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山西大学等21所院校合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也都采用王国维的《报书》作于太始四年说法。此外,张惟骧认为《报书》作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二月。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在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毫不含糊的解释。这种人生观发扬了孟子“生”与“义”的精神之髓,并将其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作者从生命历程与创作的关系上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愤怒出诗人”的文学创作规律。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用诗一般的语言,高度评价屈原的一生,是写屈原,也是在写自己。“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话体现了作者对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看透了这个社会。
司马迁是叙事的高手,《报任安书》这篇作品把事件叙述得凄婉动人。“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这段叙述,激烈悲壮。叙述是抒情的基础,情生于事,叙事以抒情;事随情陈,写情以染事。本文把叙事和抒情融合在一起,“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这既是叙述又是抒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本文是书信体。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不受羁绊。在信中,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推贤进士为务”,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由此引发了一大篇愤激之词。他写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有罪的倔强性格。本文写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本文写了作者身残志坚的英雄气概,在耻辱中写完了煌煌巨著《史记》。本文写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
本文所表现出来的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令人感佩不已。作者对汉武帝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全文无一处盛赞之语,处处是怨尤愤懑。“未能尽明,明主不晓”;“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这些语言实际是对汉武帝的控诉。作者写《史记》不是为帝王树碑立传,也不是为将相歌功颂德,而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者希望“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明末清初文学家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学其疏畅,再学其郁勃;学其迂回,再学其直注;学其阔略,再学其细琐;学其径遂,再学其重复。一篇文字,凡作十来番学之,恐未能尽也。
清代学者李晚芳《读史管见》:此篇与《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继圣,此重惜死立名。《自序》悲惋,此则沉郁雄健。其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与《史记》之雅洁稍异,是史公另一种豪放激宕之文。盖因救友陷刑,满肚皮拂郁不平之气,借此发泄。书中“舒愤懑”是此本旨,故篇中处处皆愤懑之辞。纵横跌宕,慷慨淋漓,转折提接虽多,却如一气呵成。挣眉裂眦而写之,骤读无不为之惋惜。
明代学者孙月峰《评注昭明文选》:直抒胸臆,发挥又发挥,唯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有大力量大文字。
林云铭《古文析义·二编》:是书反覆数千百言,其叙受刑处,只点出“仆沮贰师”四字,是非自见。所谓“舒愤懑以晓左右”者,此也。结穴在受辱不死、著书自见上。通篇淋漓悲壮,如泣如诉,自始至终,似一气呵成。盖缘胸中积愤不能自遏,故借少卿“推贤进土”之语,做个题目耳。读者逐段细绎,如见其慷慨激烈,须眉欲动。班掾讥其不能以智自全,犹是流俗之见也夫。
近代著名学者钱钟书《管锥编》:“太上不辱”云云,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不辱”四,“受辱”五,事归一致而词判正反,变化以避呆板,得不谓为有意为文耶?……此书情文相生,兼纡徐卓荦之妙,后人口沫手胝,遂多仿构。李陵《重报苏武书》、刘知几《史通·杂说》下以来论定为赝托者,实效法迁此篇而作。杨恽《报孙会宗书》亦师其意。恽于迁为外孙,如何无忌之似舅矣。泻瓶有受,传灯不绝。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年)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六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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