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李文化

遗迹主要有房址、壕沟、灰坑和墓葬等。房址均为半地穴式。平面多圆角方型或长方形，面积一般30—50平方米，大者50余平方米。居住面有的经过烧烤，多发现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

墓葬流行长方形土坑竖穴，排列比较整齐，个别挖墓室，均未见葬具。死者头向多朝东，有的向北。葬式多单人仰身直肢葬。多无随葬品，少数放置蚌壳，个别见有陶支脚。墓室一般长2米左右，宽在0.6—0.8米之间。

陶器以红褐陶为主，红、灰褐、黑褐、青灰褐陶次之。制作工艺为泥条盘筑，器表多素面，器形以圜底器为主，仅发现少量平底器和圈足器。器类主要有釜、罐、壶、盂、盆、钵、碗、形器、杯、盘、器盖和支脚等。

1992年，省市文物部门在临淄齐陵镇的后李家村发掘古车马遗址时，发现了一些古代陶器的碎片，经文物专家鉴定，距今约8200—8500年，证明淄博的陶瓷历史最早可上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后李文化时代。

通过对遗址中的孢粉进行分析，发现样本中均以草本植物花粉居优势，据统计，最多可占孢粉总数的76.3—91.1%。在草本花粉中依据数量的多少，依次为蒿、乔本科、藜科及菊科，还有少量蓼、莎草及香蒲等。木本植物花粉次之，主要以针叶植物松居多数，还有少量的桦、栎、榆及胡桃等阔叶植物花粉，蕨类植物孢子较少，有卷柏、水龙骨科等。可以推论，这一时期，后李遗址的植被具有明显的草原特征，草本植物比较茂盛，在低洼、沼地及积水之处主要生长着香蒲、莎草、狐尾藻及水蕨等，大量中生、旱生的蒿、藜及禾本科等分布于平原、低地及开阔平坦之处，在遗址附近的低山、丘陵之上主要生长着松、桦、桤木及胡桃等针阔叶植物。气候环境是温和稍干中掺杂着暖湿，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别是一些好暖湿的阔叶植物花粉，如榆、栎、胡桃等，在遗址中部含量相对较多，上下部含量相对较少，可以看出遗址堆积期间由下而上植被和气候曾发生明显的变化，中期或中部，气候相对较佳，温暖较湿。栎、榆等喜暖的阔叶林植物花粉含量较高，还分析出了今天只能生长在长江流域淡水中的水蕨属植物孢子。由此证明，这一时期气候比较暖湿，可能比今高出2—3度左右。环境一度较优美，既有旱生植物、水草及灌丛，也有低地及水体，当时居住区域，地势比较平坦，接近河边，有不少野生动物栖息与嬉戏在这里。

另外，还分析出一些禾本科植物花粉，其形态酷似现在的谷子。看来当时先民可能已经学会农业栽培，食物来源主要靠种植谷物，也辅以狩猎和捕鱼。潍坊前埠下遗址的植物硅酸体样品中，植物硅酸体的含量不仅丰富且保存完整；不仅有成组的方形、棒形硅酸体；还发现含有大量的碳屑；统计到的硅酸体类型有棒形、尖形、哑铃形、长方形、扇形、方形、中鞍形、帽形、芦苇形、毛发形等，其中以长方形和方形硅酸体为主，各占30%和26%左右，其次为棒形、尖形和扇形。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提供了下列有关环境信息：硅酸体组合中以长方形为主，表明当时在遗址周围生长了大量反映温暖湿润环境的一些植物种类。

前埠下遗址中发现的动物遗骸种类较多，对恢复当时的自然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对动物骨骼的研究，前埠下遗址中发现的动物，经鉴定主要有丽蚌、蓝蚬、青蛤、青鱼、草鱼、鲶鱼、鳖、鸡、中华鼢鼠、狗、狐、貉、狗獾、野猪、家猪、獐、梅花鹿、鹿、水牛等。这些动物及其生活习性，同样反映出后李文化后期直至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阶段，文化面上的自然景观，前埠下一带为大河入海处的森林一草甸环境；南边远处的山坡上覆盖着森林，水量充足的潍河经前埠下向北归入大海；河两岸的草地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沟湾港汊和积水洼地，河岸湖滨的埠丘上灌木丛生。虎、猫、水牛、梅花鹿等出没于丛林或游荡于灌木丛中，獐、鹿、野猪、狗獾等穿梭于林间草地与河滨芦苇丛中；狐、貉等常在河滨捕食鱼虾，为狩猎经济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当时的气候比较温和，且降水充沛，年平均气温可能要比现在高4——5度，大致与现在福建一带的气候相似。先民们就在这滨河临海的埠丘附近过着渔猎和农耕生活。

章丘小荆山遗址是后李文化时期一处重要遗址，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多次对该遗址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发掘中出土700多件动物遗骸，经过鉴定主要发现有软体动物、鱼类动物、爬行类动物、鸟类动物和哺乳动物五大类，至少可以代表22个种属。种类有圆顶珠蚌、珠蚌、扭蚌、俭状矛蚌、楔蚌、丽蚌、蓝蚬、青鱼、草鱼、鳖、雉、斑鹿、鹿、羊、牛、马、野猪、家猪、狼、家犬、狐、貉等。在这些动物中，其中七种为淡水软体动物，两种淡水鱼，一种鳖，一种鸟，六种野生兽类和五种家畜。淡水软体动物主要以珠蚌、楔、蚌和丽蚌等为代表，是一些流水型软体动物。淡水鱼为吞食能力很强的青鱼和草鱼。

这些淡水软体动物和鱼类动物是先民们主要捕捞和食用的对象。两块鳖甲表明先民们曾猎捕过这类爬行动物。野生动物主要是斑鹿、鹿、狼、狐、貉和野猪等，在家畜中，猪的遗骸最多，约可代表10余头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个体，这些猪属于较原始类型或半驯化的家猪。其次是狗，与狼有较大差别，属于驯化类型。特别是各种楔蚌、丽蚌等，现主要分布于温暖湿润的南方省区，栖居在河流及与河流相似的湖泊中，这类生物的发现，表明当时的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降水丰富，年平均气温可能要比现在高4－5度，大致与现在的南方省区的气候相似；同时说明当地有能够适应于这类软体动物生存的流水环境，即滨崖底质为泥沙，并有流量中等的河流及湖泊的存在。鱼、鳖等生物依赖于水域而生活；貉也是河滨捕食鱼类及各种小动物，看来遗址周围曾经是水丰草美、鱼戏兽逐的河、湖之滨。为斑鹿、牛、羊等生物的理想居所。狐、野猪等常栖身于河流、湖泊附近的灌木丛或山林之中。狼骸的出土，进一步表明遗址附近曾有便于狼栖居的山林、丘壑。由此看来，动物鉴定结果与植物硅酸体以及孢粉分析所反映的自然环境基本是一致的。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载体，在特定条件下，自然环境往往制约甚至决定人类的生存与生产方式，亦即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中常常存在着不同经济的文化类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居住生活方式等。

所以，人类所创造的文化遗存。包括聚落形态等无不深深地保留着自然环境的烙印和特征。通过对后李文化时期的动物组合、遗骸、孢粉组合、硅酸体分析等有关环境资料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山东地区在后李文化时期自然环境较今日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曾经是气候温暖，水网密布的亚热带景观。孢粉显示，当时的气候特征是温暖湿润的，遗址附近有沼泽和大面积的水域，山地有森林覆盖，反映的是湿热的亚热带气候环境，其植被具有明显的草原特征。后李文化的先民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繁衍生息，并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