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湾遗址

该遗址所在地属于豫西南山区， 向东大约50千米是南阳盆地， 从这里可进入豫中地区，古代水运发达时期，自西北透过丹江可进入陕南和关中平原，自西南透过汉江则可进入鄂西北和江汉平原， 是连接黄河与长江中游文化区块的枢纽地带。 两大文化区在相同时期的交流和融合, 在这里表现得比较明显。

2007年7月至2009年8月，为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的建设，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对其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发掘领队靳松安，发掘面积共5000平方米。钻探与发掘表明，遗址东西长约310米，南北宽约190米，面积近60000平方米，文化层厚3～8.5米。该遗址的发掘曾荣获“2008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和“2007～2008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淅川沟湾2007～2009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获批201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石器时代遗存共发现窖穴和灰坑375座、房址123座、竖穴土坑墓96座、瓮棺76座、烧土堆积15个、沟15条、陶窑2座、灶1座、路1条及大量陶、石、骨角器。其中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主，屈家岭文化次之，石家河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遗存较少。

沟湾遗址

仰韶文化的房址保存状况较差，大部分仅残存基槽或柱洞，除1座为半地穴式外，其余皆为地面式建筑。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和方形两种，以圆形居多，方形房址又有单间和连间之分。圆形和方形单间房址面积较小，约3～15平方米；方形连间房址面积稍大，约20～40平方米。F77位于T3421中西部，开口于15层下，平面形状呈圆形，直径2.20米。现仅存环形基槽，宽0.35～0.45米，深0.65米。基槽内整齐排列有18个柱洞，柱洞直径0.08～0.16米，深0.80～0.90米。基槽直壁平底，填土为黄褐色，土质较软，结构疏松，包含红烧土颗粒，草木灰等。F91位于T3518西部，开口于13层下，平面形状呈方形，南北长4.64米，东西宽4.48～4.57米。现仅存基槽部分，基槽呈长条形，宽0.45～0.54米，深0.6～1.24米，直壁，底部高低不平。基槽内填土为淡黄色土，土质稍软，结构疏松，夹杂有草木灰，未见有陶片出土，仅发现一块大型动物骨头。

灰坑多为圆形和椭圆形，窖穴发现较少，主要分布于房址附近。H335位于T3521南部，开口于13层下，平面形状呈长方形，东西长3.2米，南北宽1.22米，深0.38米，直壁平底。坑底葬有整猪骨架一具，头朝南，尾朝西，腿朝北侧卧，在腹部和后腿之间发现有小猪骨骼，可能为房址的奠基坑。烧土堆积皆分布于房址附近，形状不规则，应与房屋的倒塌堆积或者垫土有一定的关系。发现的2座陶窑位于发掘区东南部，均属仰韶文化时期，此处是否为该遗址仰韶时期的制陶作坊区，尚有待以后发掘进一步证实。

竖穴土坑墓主要分布在发掘区南部和北部。南部发现的38座墓葬，多属仰韶文化二、三期，分布相对较为零乱，方向不一。北部发现的58座墓葬，分属仰韶文化一期和二期。一期墓葬19座，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随葬品有罐；鼎；钵；罐、鼎等组合，器物多置于上肢骨外侧。二期墓葬39座，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墓葬22座，除2座墓葬头向不详外，余均向北，除M52为双人合葬及个别墓葬骨架保存极差无法分辨外，余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出土随葬品的墓葬共有9座，随葬品组合为钵；钵、罐；鼎、罐；鼎、杯等。随葬品均放置在下肢骨附近，位于两腿之间或外侧。晚段墓葬17座，以二次葬为主，少数一次葬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屈肢等葬式，多数墓葬无随葬品。

一期墓葬分布较分散，墓向不一；二期墓葬分布集中，且排列整齐、较有规律，东西成行可分数排。墓坑多较窄、浅，宽度多为0.4～0.6米，深度多为0.2～0.6米。另据当地村民介绍，20世纪70年代，在这批探方南部挖掘“黑土”用作肥料时，曾发现较多人骨，推测此处可能为该遗址仰韶文化时期的墓地。值得注意的是，少数二期一次葬墓的人骨残缺不全，或缺头骨，或缺一侧股骨，或缺胸骨以下部分，较为特殊。多数骨架保存状况较差，未发现葬具。M34位于T3229西南部，开口于⑥层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直壁平底，墓坑长2.06米，宽0.50～0.52米，深0.2米。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北，面向上，骨架保存状况一般，未见葬具。在下肢骨右侧出土有泥质红陶素面陶钵1件、夹砂灰陶素面陶罐2件、骨器2件。

瓮棺均分布于房址附近，保存较差，大多仅残存陶器中腹以下部分，小口尖底瓶多缺少口部。作为葬具的陶器种类以瓮为主，另外也有鼎、罐、尖底瓶、尖底缸，上部倒扣盆、钵或器盖，也有少数为瓮和罐扣合而成。瓮棺内大多未见人骨，少数有骨头腐朽痕迹或牙齿。W21位于T3229东北部，开口于⑤层下，平面形状呈椭圆形，弧壁平底，坑口长径1.20米，短径0.82米，深0.40米。葬具由两对4件器物组合而成，采用陶鼎上倒扣器盖和陶罐上扣陶盆的方式。坑内填土呈灰色，土质软，结构疏松，夹杂有白色土颗粒和少量红烧土，包含有陶片等，出土骨器1件。W78位于T3519中部，开口于13层下，平面形状呈圆角长方形，直壁斜底，长1.0米，宽0.30～0.36米，深0.24～0.38米。葬具为一夹砂红陶尖底缸，上扣一泥质红陶素面钵，在缸内填土中出土有头骨、趾骨碎片。

G10为一大型壕沟，位于发掘区的北部、东部，根据钻探和发掘情况推断，其可能为遗址外围的环壕。G10整体呈圆角长方形，除西北部被近现代河道冲毁以外，其余部分保存完好，口部宽14～20米，深约4.5～7米，周长现残存约600米。沟内填土自上而下包含有汉代、王湾三期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堆积，其中以屈家岭文化堆积最为丰厚。最下层为淤积层，填土较纯净，砂质明显，底部还有零散分布的鹅卵石。除淤积层分布较平缓外，其余各层均沿内壁向下倾斜堆积，应为人为倾倒形成。根据其开口层位和包含物及其打破仰韶一、二期地层的层位关系初步判断，此壕沟的年代应不早于仰韶二期，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时期。

仰韶文化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石器、骨角器等。一期陶器泥质陶多于夹砂陶，另有少量夹蚌陶，以红陶为主，灰陶数量较少，基本不见黑陶；素面陶占绝大多数，纹饰较少，主要为弦纹，有少量绳纹，未见彩陶；器形有钵、罐、鼎、盆、器盖等，其中上腹饰弦纹的夹砂罐和敛口折沿鼓腹鼎较常见。整体来看，一期陶器制作粗糙，造型简单。二期早段陶器泥质陶的数量稍多于夹砂陶，晚段夹砂陶的比重略超过泥质陶，仍以红陶为主，灰陶和黑陶数量较一期明显增多；器表以素面为大宗，纹饰种类增多，以线纹、绳纹、划纹多见，弦纹比例下降，另有少量附加堆纹，彩陶数量较少，纹样主要为直边三角纹；器形有罐、钵、鼎、盆、豆、杯、小口尖底瓶、器盖、器座等，其中以罐形鼎较常见。三期陶器夹砂陶多于泥质陶，以红陶、褐陶为主，灰陶和黑陶比例进一步增加；器表以素面居多，纹饰以细绳纹数量最多，弦纹、附加堆纹次之，出现了极少量篮纹，彩陶数量增加，纹样有圆点纹、弧边三角纹等；器形有罐、盆、鼎、钵、小口尖底瓶、器盖等，其中以上腹饰弦纹的釜形鼎和中腹饰附加堆纹的折腹罐常见，较有特色。四期陶器夹砂陶仍多于泥质陶，以红陶多见，但红陶比例有所下降，灰陶和黑陶数量却明显增加；器表仍以素面为主，纹饰以绳纹多见，附加堆纹、弦纹次之，篮纹数量有所增加；器形有罐、瓮、盆、钵、杯、小口尖底瓶、器盖等，新出现了具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瓦状足盆形鼎等器物。仰韶时期出土石器数量较多，有斧、铲、刀、凿、锛、镰、矛、网坠、球等；骨角器有镞、匕、簪、针等。

从器物组合及特征来看，沟湾遗址仰韶一期相当于下王岗一期遗存，与枣园类型晚段年代大体一致；二期相当于下王岗二期早、中段墓葬和二期遗存，与半坡类型年代相当；三期相当于下王岗二期晚段墓葬和三期遗存，与庙底沟类型年代相当；四期相当于朱家台仰韶晚期遗存和大河村四期前段遗存，与大河村类型早段年代相当。沟湾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典型器物演变序列清晰，基本囊括了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到晚期早段的整个时期。

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遗迹较少，地层中出土遗物丰富。各个时期的典型器物多有发现，如屈家岭文化的双腹豆、双腹碗、壶形器、高柄杯等；石家河文化的喇叭形杯、花瓣形圈足罐等；王湾三期文化的斝、侧扁三角形高足罐形鼎等。

同时，发现汉代和清代墓地各一个，其中汉代砖室墓和瓮棺葬共10座，位于发掘区南部；清代竖穴土坑墓16座，位于发掘区中部。特别是在汉代W71中出土“位至三公”镜1面、铁削1件、铜环4件、木质方形奁盒1件、圆形奁盒1件、木梳1件、木簪4件、铜钱5枚，填土中未发现骨骼，据此推测此瓮应为储藏之用。

此次发掘取得了重要成果，对遗址的范围、地层堆积情况以及文化面貌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今后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沟湾遗址处于黄河与长江中游文化区联结地带的汉水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深厚，延续时间很长，尤其重要的是发现了年代不早于仰韶二期亦不晚于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环壕，使其成为继淅川下王岗遗址、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之后，这一地区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因此该遗址的发掘，不仅对研究汉水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以及不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揭示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规律，探索当时人们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且对探讨黄河与长江中游两地区的文化交流状况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