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

按毛泽东的意思，杜润生本来是应该调到地方工作一段时间的。但是，一个与科学有关的机缘，改变了他的人生安排。1956年初，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他谈话说，“先不要下去，国务院最近要成立一个科学规划委员会，规划委员会下设个办公室，要几个具体抓工作的负责同志去。”

杜润生著作

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正式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副主任是李富春、郭沫若、薄一波和李四光。由张劲夫担任秘书长，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范长江和杜润生为办公室副主任。

张劲夫登门拜访了杜润生，请他抓好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从此，杜润生在新的历史舞台上，成为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的智囊和主笔。

要而言之，杜润生为规划的制定做了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

第一，提出把“重点发展，迎头赶上”作为12年科学技术规划追赶先进国家水平的发展战略。

规划开始时，大家议论纷纷，与会科学家各自就比较熟悉的科学领域，提出大批课题。作为一个科学落后的国家，要由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科技工作与经济结合，选择什么发展战略，这是必须明确的问题。如果齐头并进，可能费力大而收效差。

参加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有几百名，研究所和大学主张按学科规划，产业部门则主张按任务规划。双方争论不休。杜润生对此潜心研究，他看了不少书，特别是美国和苏联制定有关科学计划的资料。他认为，组织科学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学科组织，这是多数国家的做法；一种是按任务组织，这是政府参与科技事业许多做法中的一种选择。哪种较好呢？根据世界各国的情况，凡是能够迅速发展某些新兴技术领域的，都是按任务组织的。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的科学进步最快。美国最初表现在原子弹研究上，这是以任务组织的。苏联的导弹技术人造卫星也是以任务组织的。打破学科限制，合力完成一个任务，取得政府强力支持，这是以任务组织的好处。中国适于选择后者，但要保留前者作为补充。

纲要草案共分9节，除前面的序言和后面的结束语外，其他6节的题目是：1956-1967年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任务的重点部分；基础科学的发展方向；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科学技术干部的使用和培养；国际合作。对57项重要任务，又组织科学家分组编写了详细的“任务说明书”，涉及任务的意义和预期结果，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现状，解决任务的科学途径，解决任务的大体进度，组织措施，工作的协调与监督等内容。纲要草案与任务说明书，共有600万字。

十二年规划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科学家组织到国家建设的计划当中，这个规划也成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最好的规划：第一，推动中国的科学走上现代科学轨道；第二，直接推动了国防工业的发展，其中，科学院把“四项紧急措施”，纳入院的行动计划；第三，对于各个大学和生产部门加强科学研究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从此，使科学为国家建设服务找到了具体的组织和实现形式，大大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益，加快了中国追赶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进程，以致此后十多年时间就有了“两弹一星”的成就，并由此带动了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学、半导体、新型材料、精密仪器等新技术领域的建立和发展。

过去3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而杜润生及麾下的研究组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

杜润生

在北京一条破旧的胡同里，95岁的杜润生双耳失聪，虚弱迟缓，他为改善农民地位付出了一生气力。

27年前的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正在执笔起草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正式确立其合法性。

在此之前，高层争论激烈异常。一位亲历者回忆，“文革”虽已结束，路线斗争惯性仍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余地。

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政治气氛下，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1955年，因为对农村合作化心存疑虑，杜润生曾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解除了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文革”中杜润生成为右派，被喻为解散农业合作社的罪魁祸首。在一个破旧的小屋中暂住，被开除党籍的他，“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

或许这段政治遭遇帮助他练就了“道并行而不悖”的政治智慧。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在贫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言同时得到了两派的应允，很快证明成效显著。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包干到户”从此呈燎原之势。事后有人总结，正是农民的“闯一闯”，杜润生的“试一试”和邓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这个伟大的变革。

1981年，杜润生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振聋发聩。他说，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实地考察，来自安徽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是中国的希望。

是年冬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产到户”。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杜润生一生坚持田野调查。他和他的团队一年中有半年都在下乡，去了解农民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中共中央纪检委书记王岐山、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上世纪80年代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在安静的个人世界里，他独自思考了更多，最终总结成一句话，中国的改革要过两关，一个市场关，一个民主关。没有了听力和交谈的能力，但“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忧患的目光始终投向远方。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杜润生提出来的，在安徽，万里用来实践，在广东，习仲勋也用来实践。最后，在全国推广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