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运燮

《诗四十首》（1946）、

杜运燮

《晚稻集》（1988）、

《南音集》、

《你是我爱的第一个》（1993）、

《杜运燮诗精选一百首》、

《海城路上的求索——杜运燮译文选》、

《九叶集》 、《八叶集》(合集)；

《热带风光》等；

《香港回归颂——一个七九老人庆九七》获香港《大公报》与北京《光明日报》联合主办的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诗词大赛一等奖。

2016年11月，获得“1917--2016影响中国百年诗人百强”。

1948年的诗坛，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九叶派”的正式亮相，当然那个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由于曹辛之与臧克家组成星群社在艺术观点上的分歧，他与诗作风格相近的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人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并与已经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回到北京、天津的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等人取得联系，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

杜运燮

经历了“文革”的禁锢，1979年之后，整个国内空气缓和，大家都很活跃，郑敏也重新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名为《有你在我身边———诗呵，我又找到了你》。有一天她接到唐祈的来信，约她和杜运燮、袁可嘉、上海的王辛笛、唐祈、陈敬容，到曹辛之家见面。袁可嘉是郑敏的同学，但没什么来往。而其他人，其实郑敏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大都以前只知道名字而已。

当时大家都感觉，二战以后那些前沿的思想都是通过诗歌反映出来的，而20世纪的诗歌虽然有很多创新，但也忘记了以前创作时的一些好的经验。曹辛之于是倡导，应该把四十年代中国的诗歌结成集给年轻人看看，给他们一些参考。曹辛之、郑敏这些诗人都是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诗歌的，还被说成是南北才子围绕沈从文这个大粪坑转。曹辛之认为是不是起个名字？资格最老的王辛笛就认为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鲜花，就做一点绿叶吧，九个人就九叶吧。

于是他们每个人都挑选出几首自己40年代创作的诗，出版了《九叶集》，之后他们也就被大家称为“九叶派”诗人了。其实他们这个所谓的“九叶派”组织非常松散，《九叶集》之后大家还是各自忙碌。而今九叶已经凋零了八叶，只剩下郑敏了。

一切是镜子，是水，自己的影像就在眼前。不要纠缠在眼睛的视觉里。心灵的深处会为它绞痛，流血；心灵的高处会为它铺乌云，挡住幸福的阳光。那就会有一片忧郁——没有方向和希望，没有上下，记忆的轰响串成无尽的噪音……于是一切混乱。生命在混乱中枯萎，自己的影像成为毒药，染成忧郁，染成灰色，渐渐发霉、发臭……但是，能看到镜里的丑相的，不妨耸一耸肩，冷笑一声，对人间说：“能忘记自己的有福了。”然后搅浑了水，打破镜子。1942年

来自平原，而只好放弃平原，植根于地球，却更想植根于云汉；茫茫平原的升华，它幻梦的形象，大家自豪有他，他却永远不满。

他向往的是高远变化万千的天空，有无尽光热的太阳，博学含蓄的月亮，笑眼的星群，生命力最丰富的风，戴雪帽享受寂静冬日的安详。

还喜欢一些有音乐天才的流水，挂一面瀑布，唱悦耳的质朴山歌；或者孤独的古庙，招引善男信女俯跪，有暮鼓晨钟单调地诉说某种饥饿，

或者一些怪人隐士，羡慕他，追随他，欣赏人海的波涛起伏，却只能孤独地生活，到夜里，梦着流水流着梦，回到平原上唯一甜蜜的童年记忆。

他追求，所以不满足，所以更追求：他没有桃花，没有牛羊、炊烟、村落；可以鸟瞰，有更多空气，也有更多石头；因为他只好离开他必需的，他永远寂寞。

连鸽哨都发出成熟的音调，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幼芽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现在，平易的天空没有浮云，山川明净，视野格外宽远；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啊，河水也像是来自更深处的源泉。

紊乱的气流经过发酵，在山谷里酿成透明的好酒；吹来的是第几阵秋意？醉人的香味已把秋花秋叶深深染透。

街树也用红颜色暗示点什么，自行车的车轮闪射着朝气；塔吊的长臂在高空指向远方，秋阳在上面扫描丰收的信息。

他最出名的一首诗《滇缅公路》，写于战时，也是充满激情的：

路，永远兴奋，都来歌唱啊！

这是重要的日子，幸福就在手头。

看它，风一样有力；航过绿色的田野，

蛇一样轻灵，从茂密的草木间，

盘上高山的背脊，飘行在云流中，

俨然在飞机的坐舱里，发现新的世界，

而又鹰一样敏捷，画几个优美的圆弧。

——节选《滇缅公路》

袁可嘉评论这首诗的特点是把“静止的公路作为动物来写，使它进入充分的动态”。诗人是以跳跃的想象，歌颂这条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公路。

但杜运燮的诗的风格并不限于表面的激情，他更多的诗是像冷静的智者一样，观察万物，用隽永的语言，用机智和活泼的想象来写。举他两首分别写于少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小诗为例：

异邦的旅客像枯叶一般，

被桥拦挡在桥的一边，

念李白的诗句，咀嚼着，

“低头思故乡”“思故乡”……

仿佛故乡是一颗橡皮糖。

（节录自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写的《月》）

新奇的比喻，机智活泼的想象，在这两首小诗中可见一斑。

三十年前有九个年轻诗人出了一本他们在四十年代所写的作品选集，名《九叶集》，杜运燮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他和另外八位诗人——穆旦、陈敬容、郑敏、王辛笛、杭约赫、唐湜、唐祈、袁可嘉被人称为“九叶诗人”。艾青在近作《中国新诗六十年》中曾这样评论他们：“日本投降后……在上海，以“诗创作”为中心，集合了一批对人生苦于思索的诗人，王卡笛、穆旦、杜运燮……等，他们接受了新诗的现实主义的传统，采取欧美现代派的表现技巧，刻划了经过战争大动乱之后的社会现象。”

杜运燮是一九一八年在马来西亚吡叻州出生的“华侨作家”，在当地读完初中回国就学，毕业于战时昆明的西南联大外文系。一九五一年从香港回到北京，初时从事新闻工作，后来到设在临汾的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文革”期间和许多遭受迫害的文化人一样，被送入“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实则是被打入“牛棚”。

欧美现代派的技巧之一是诉之于直接的感觉，要求意象更加鲜活，想象更加瑰奇。因而读者的“联想”如跟不上作者，就往往觉得不可解。杜运燮去年写的一首诗《秋》被人“批”为“令人气闷的朦胧”，原因恐怕就在于此。现录此诗第一节作为例子：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

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

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

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

评者认为第一句就莫名其妙，“鸽哨”的声调有什么成熟与不成熟之分呢？而第二句据评者说，他和另一个写诗的朋友研究了一个多小时，才明白“那阵雨喧闹的夏季”是暗喻“十年‘文革’的骚乱”。因此认为其立意虽好，表现手法则未免写得过于深奥难懂，因而是“令人气闷的朦胧”了。

批评的文章出来后，杜运燮写了一篇《我心目中的一个秋天》替自己辩护：“诗歌同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一样，也容许读者（观众）在欣赏时进行再创造，可以有和作者不同的联想、想象和体会。”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诗无达诂”的意思吧。

诗的好坏，见仁见智，各人的鉴赏能力也有不同。杜运燮那首诗是否“令人气闷的朦胧”，还是让读者自行判断吧。

袁可嘉反复强调现代诗“"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新的综合传统”，这也正是杜运燮诗歌的总特色。杜诗艺术实乃综合融化的艺术。

30年代向左转的奥登关注现实，已非完全的现代主义，杜诗现代主义的基点正是这“粉红色诗群”的现代主义，它与现实主义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杜将其与现实主义结合，不仅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一般性关切，而且与时代脉搏共同跳跃，注意表现重大社会事件与问题。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绝不亚于现实主义的抗战诗。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诗人自己参战，写得更深刻。抗战期间，诗人的心是与全国人民一起跳动的。

对于国统区的黑暗，诗人予以有力的揭露与鞭笞，在那滑稽风趣的外表下，闪射出匕首一般的犀利，对现实的解剖，真像医生"临床"那样，毫不容情地指出伤处。杜诗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精神，它虽不如上海诗人群那样贴近人生，但在西南联大诗人群中，它也不像穆旦、郑敏那样更偏向于现代主义。

显然，仅仅在诗的内容上将奥登式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那就未免太肤浅了些。杜诗的深沉在于，它以现代派手法表现社会、自然和自我，换言之，它使某些现代派的形式与打上现代派印记的社会、自然、自我的内含融为一体。这些诗的内容多少沾染上现代派的气息。诗人在生与死的关系中，突出讴歌的是生命意识，这与西方现代派是根本不同的。 对于美与丑的关系，诗人有独特的见解。《Narcissus）借希腊神话那喀索斯的故事写诗人对美丑的体验与看法。对于自然，杜运燮热情赞美。在他的笔下，自然永远呈现两种状态，一种是优美和谐。

对自然的喜爱使杜运燮不同于西方现代派，但同自然保持距离审美，视自然万物为象征的森林，又使他保留着现代主义者的风度。

这是九叶诗派的共同特征。九叶诗人大有以"智性"代替情感之势，主情诗开始向主智诗发展。情原是诗的重要元素，诗而无情，未免枯燥，所以九叶诗人必须在情感与理智的两极之间避免失重，寻求平衡，他们的共同作法是把经验体验与情感体验、情绪体验结合起来，而以经验体验为诗的焦点，从而完成里尔克式的从"气体诗"向"固体诗"的转化。智性元素的强化颠覆了传统感性元素的专制，但由于智性元素的分量多少不同，智性与感性结合的程度有别，结合的方式各异，所以九叶诗人在智性与感性结合这一共同特征外又表现出各自的差异。

现代派的艺术是拼贴的艺术。杜有时将理念与意象拼贴、“焊接”成一首诗，这时，理性往往不通过意象表达，而直接道出，以理性统驭感性，理性胜于感性。此类诗，一般不创造总体性意象，其个别具体意象，似信手拈来，挥之即去。

杜诗有较强的理性，但也有一些诗，以感性见长，理性在诗中并不直接出现，而隐藏在感性意象背后。

从总体上说，杜是冷静的现代主义者，他可以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把“我”想象得非常巨大，“夜非常大，但我更大，星月服从地给我照明”，“一切都是为我而有，夜也是为我而有。”正因为诗人静观一切，沉思于理，所以他的诗警策深刻。

为着表达这样一种以理性为主的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杜在诗歌的语码系统上也进行了实验与革新。首先是具象词与抽象词的巧妙嵌合。其次，是运用悖论式的句子，这悖论凝结着诗人深刻的思考。

如果说，理性与感性的融合，使杜成为诗坛的智者的话，那么，对立审美形态的融合则使他成为诗坛的顽童。“杜运燮的顽童的世界，充满新的发现，诗笔活泼而优美。”首先，是崇高与滑稽的融合。他善于将严肃的、重大的、悲剧性的内容与滑稽、幽默、喜剧性融合起来。

杜对严肃的事物也予以揶揄、调侃。上帝，在西方人和东方人眼里，都是不可亵渎的对象，杜的《论上帝》却从各个角度，讽刺上帝是个忙人，要工作二十四小时；是一个语言学家，对地上种种方言土语的祈祷都通晓；是个最大的野心家，想把天国的政权扩展到地上，派传教士潜入世界各地；是个独裁者，对民主没有大兴趣，想消灭所有的政敌。揭穿了上帝乃人造的虚妄的实质。

喜剧性广泛存在于杜诗中，杜诗颇多优美之作，但往往在优美中注入幽默，使之具有特殊的喜剧美。

由于杜诗注重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理性与感性的融合、多种对立审美形态的融合、中外古今诗风的融合，遂形成幽默轻松冷静沉思的独特风格。杜运燮在《给我的一个同胞》里，刻划了一个背负“沉重的担子”，伛偻、疲惫、沉默，表面上没有人的威仪，却完成了人的意义的普通人形象。他的朴实、艰忍与不事炫耀，使我想起了杜的人格与诗风，“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颗严肃的星辰在中国新诗史上，自有它独特的位置！

杜运燮的诗集题材较广，体裁只限于传统的几种。“五四”以来，中国新诗从外国引进了几乎所有的形式，从自由体到格律诗，从小诗到汉俳，从图象诗到一字诗。

有的留下模仿作品，有的虽有人极力推销也缺乏生命力，以至销亡，借鉴、消化成绩最好，影响最大的，是自由体和格律诗。

杜运燮写的只有自由体、格律诗和半格律诗。杜运燮的作品多半是讽剌诗与轻诗的混合，只求多少能达到讽刺的效果即可。有一些则只有一点善意的微讽、幽默，并无严肃的“刺”。

给我一个墓，黑馒头般的墓，平的也可以，像个小菜圃，或者象一堆粪土，都可以，都可以，只要有个墓，只要不暴露像一堆牛骨，因为我怕狗，从小就怕狗，我怕痒，最怕痒我母亲最清楚，我怕狗舐我，舐了满身起疙瘩，眼睛红，想哭；我怕看狗打架，那声音实在太可怕，尤其为一根骨头打架，尖白的牙齿太可怕，假如是一只拖着肉，一只拉着骨，血在中间眼泪般流，那我就要立刻晕吐；我害怕旷野，只有风和草的旷野，野兽四处觅食：它们都不怕血，都笑得蹊跷，尤其要是喝了血；它们也嚼骨头，用更尖的牙齿，比狗是更大的威胁；我害怕黑鸟，那公鸡一般大的鸟，除在夜里树上吓人，它们的凿子也尖得巧妙……我怕，我怕，风跑掉了，落叶也跑了，尘土也跑了，树木正摇头挣扎，也要拔腿而跑，啊，给我一个墓，随便几颗土，随便几颗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