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

春秋时的鲜虞国，大致南疆至今石家庄一带，北疆在今唐县西南（鲜虞中人邑），西面在今太行山上的井陉、盂县一带，东面的疆域主要在滹沱河冲积扇地带，即今日的河北藁城、晋州。 春秋末至战国初年，中山国开始扩张领土。战国中期，中山桓公复国后，领土进一步扩张。中山国强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河北保定地区南部、石家庄地区大部、邢台地区北部及衡水地区西部，南北从鄗至鸱之塞约200公里，东西从井陉到扶柳约150公里。按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上所标的长度比例推算，中山国疆土合战国时长度单位为南北距离606里，东西距离454里，总面积与《战国策．秦策》中“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之说吻合。

史称“中山地薄人众。”中山国受地理环境和鲜虞族传统生活习俗的影响，牧业与农业生产并存发展。北部以牧业为主。南部以农耕为主。 中山国手工业生产非常发达，其工匠制造的铜、玉、陶、金、银、骨、石等大量精美的艺术品，在数量、造型、工艺水平上，都有很高水平，《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山“丈夫……作奸巧冶，多美物”，正是对中山国手工匠人的工艺技巧和绚丽多姿的工艺品的赞叹。

中山国文物：错银双翼神兽

中山国也铸造自己的钱币。早期主要使用晋国的货币空首尖足布和燕国的货币尖首刀，后来，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成白”刀币。在国都中，还有专门仿铸燕、赵货币的作坊。

在军力方面，大约有千辆战车和几万兵力。

中山国建立后，鲜虞族在思想、文化、艺术上与汉文化逐渐融合，它的音乐舞蹈艺术既有游牧民族剽悍雄健的传统，又吸收了华夏艺术柔和婉丽的风格，阳刚与阴柔同存并济，形成了中山艺术的独有特色。 思想方面，“中山专行仁义，贵儒学”，接受了儒家文化，中山国君尊贤重士，在重大政治活动中发挥士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平山出土的铜器铭文中，大谈天命、忠、孝、仁、义、礼、信等，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

语言文字方面，中山国也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王墓出土的三件重器上的长篇铭文，篆书文字全部为汉字，字体工整规矩。

中山国故都遗址位于林山脚下的中山国都城景区，面积35平方公里、为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都城所在地。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出土文物多为稀世珍宝，在世界各地展出引起轰动。现存有宫殿区、居民区、陶器场、冶炼场、遗址十多处。城后依东西林山，突起平原，上有古佛堂三处，山峡内有万寿寺遗址、阴阳柏及众高僧墓塔群（现有十三处）。林山峡水库碧柳环抱山水互映， 可开展各种水上活动。

中山国遗址

据了解，中山王“错”的墓是已发掘的中山国墓葬中最大的一座。在中山王墓，记者看到，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南北各一墓道，通长九十七米，分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上部分呈“斗”形；地下部分包括椁室、东库、西库和东北库。主室的后半周有陪葬墓六座，于前面和旁侧有车马坑二座、杂殉坑一座、葬船坑一座。中山王墓虽被多次盗掘和破坏，但仍有大量珍贵文物出土，包括铜器、铁器、金银器、陶器、玉石器、玛瑙器、骨角器、木漆器等。

中山王墓出土文物

上世纪70年代，中山国的王陵和都城在平山县三汲乡被发掘后，绚烂的中山国终于呈现在考古学家面前了。雄伟的城墙，夯土厚达50多米，突显出中山国的辉煌繁盛。宏大的“山”字形大墓、豪华的车马坑、新奇的葬船坑、华美的青铜器……出土的器物之繁多之华美之奇崛，令世人震惊不已。虽然在当时7个“万乘之国”各建霸业的局面中，中山这个夹在燕赵之间、东西只有500多里的国家，只是一个“千乘之国”的小国，然而它却在其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堪称“中华辉煌”的灿烂文化。比如构思拙朴、结体宏大的山字形礼器，显示出中山文化的粗犷线条。奇想巧变、设幻诡异的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虎噬鹿屏风座”、“双翼神兽”、“犀牛器座”等闪烁着铸造工艺的炫目华美。最令人惊喜的是“中山王三器”——大铜鼎、方壶、圆壶，上面刻满了长篇铭文，让今人看到了严整规矩、悠长秀丽、刀法洗炼的战国文字，其中铁足大铜鼎上刻铭469字，是国内已发现的战国时期字数最多的一篇铭文。

中山王三器

战国时期，中山国在二百多年的峥嵘岁月之中，为燕赵的历史抒写了绚丽的篇章。中山国生于患难之中，被大国所欺而变强，为强国占领又复生，其不屈不挠、顽强自立的精神世所少见。在强国包围之中发展经济、壮大自己，几乎跻身强国之列，其经济和文化之辉煌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70多年，就被赵国所灭，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中山国灭亡的深层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小。战国时期列国纷争，小国是可以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争取时机，谋得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中山国一开始也正是这样落而后起、死而复生的。大约在公元前432年前后，中山成为赵的傀儡政权。然而中山人并没有屈服，于公元前414年乘赵地内乱，在顾（今定州市）重建独立政权。但为时不久，经过改革而强大的魏在先后击败齐楚并占领秦西河之地后，派乐羊、吴起于公元前406年灭掉中山。中山人不甘忍受亡国之辱，于公元前381年在齐国的支持下重新复国，迁都灵寿（今平山县三汲）。这次领导复国的桓公很有作为，几次打败赵国的进攻，疆土扩展至五百里，并修筑长城抵御外侵。从桓公开始，中山两代君主“身勤社稷”、“忧劳邦家”，自强自立，富国强兵。当时，列国以战车数量衡量国力，中山国被称为仅次于战国七强的“千乘之国”。这些史实足以证明，中山人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如果以桓公时期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山国是足以以弱胜强、弱而后强的。列国之天时并非先灭中山。

中山国所占的地利，虽不比秦国“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野”，但倚太行之屏障，扼冀晋之咽喉，凭滹沱河（史称“小黄河”）之天堑，战守迁之便利优于赵国之邯郸而不亚于燕国之幽蓟。而且，石家庄和保定一带兼有太行山川和华北平原之利，发展农牧业生产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在石家庄地区及其以南一带，自殷商以来就是华夏族经营农业的地方，当时已经有了相当的在平原浅山发展农牧业生产的经验。对此，中山人来到之后便兼收并包，并且注意学习、吸收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更需要指出的是，中山国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赋敛平则庶民附”，注意减轻农民负担而调动其积极性。同时，中山国还注重发展交通，陆路大道可以南接邯郸，北通燕涿，东到齐国国都，西北可到代国。境内河流众多，水运可通齐国。商贸发达，粮食贸易规模可观。《史记》称中山人“仰机利而食”，商业活动已相当普遍。交通和商贸带来活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此外，制陶业、木制业、丝麻业等均为中山国的重要经济部门，手工业以“多美物”著称，酿酒业已有相当发展。铜器冶铸和铁器冶铸工艺进步，技术水平很高。中山王墓出土的长方形铸铁大盆，重达126.4公斤，其铸件之大、用铁之多在国内发现的战国铁器中绝无仅有。在石家庄市区内市庄战国文化遗址（今省文化厅院内）出土的一批铁制工具，其中有的斧子是用高温液体还原法炼出的铁水浇铸的，有两件铁斧还经过淬火柔化处理。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较早使用退火柔化技术制造的铁质工具。更令世人惊叹的是精美绝伦的丝麻织品。在两座中山王墓出土的纺织品中，其纺织、刺绣工艺之精美，品种之丰富，在中国先秦遗址考古发掘史上首屈一指。刻立于公元前四世纪的中山守丘石碣，是中国碑碣文化的开山鼻祖；在中山王墓中出土的错金铜版“兆域图”，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平面设计图，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比例尺的建筑图。中山王墓出土的大批精美错金银青铜器及器物上镂刻工整的长篇铭文，反映了中山文化的华丽风韵。

一个区区小国，承受燕赵等四面包围的强大政治军事压力，边境战争不断，负担巨大的军费开支，在短短几十年之中，经济社会得到如此发展，技术获得如此进步，令人难以想像。这足以说明，即使是小国，只要坚韧自立，励精图治，是能够富国强兵、由弱变强的。

正如列国主要由于自身原因而被秦国所灭一样，中山国被赵国所灭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其自身，在于中山国统治者治国、治军、外交等多方面的失误，在于思想衰退和政治腐败。这里，最使人扼腕痛惜的，是这个本来生于忧患的小国，面临敌国虎视眈眈、随时入侵的危机，却丢掉了忧患意识。桓公复国之后主政近四十年，其继承者成王后期，不是韬光养晦，吸取教训，却忘乎所以，自我膨胀。公元前323年，魏、赵、韩、燕为了对抗秦、齐、楚三个大国，互相称王，同时为了离间中山国与齐国的关系，鼓动中山称王。中山成王头脑发昏，不顾齐国反对，非要称王不可。结果，图虚名而招实祸，失去了齐国这个比较可靠的支持者，使自己陷入孤立。到了中山王，简直骄横起来。公元前314年，忘记赵国在后，竟然趁齐国出兵干预燕国内乱之机，大举进攻燕国。中山在这场战争中，“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甚至占领了燕下都。这样一来，中山国更是得意忘形。其实际“战果”，首先把燕国推向对立面，死敌增加了一个大国。而且，这种有利的形势并没能维持多久，由于各大国出面干涉，施加压力，齐军很快撤出燕国。中山以倾国之力夺取的大片土地又为燕国收回。

中山国不能居安思危，当然无改革进取之心。当时，秦、赵、魏等国推行变法，改革弊政。赵武灵王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学习北方少数民族之长处，实行胡服骑射；为了对付秦国，曾装扮成使者，冒着风险去秦国探听虚实。而中山国在这样的严峻形势面前，不是卧薪尝胆，却醉心于孔墨学说。儒家和墨家思想是为拯救当时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社会苦难所开的药方。由于它不适应诸侯间所进行的兼并战争的需要，所以在列国中没有市场。而中山国却奉为治国之术。真正的法家治国之才不能引进，本国的智能之士被排挤出去，重用的“士”也多是平庸之辈，以致造成国内人才匮乏。列国都在奖励耕战，中山国却推行“贵儒学贱壮士”政策，致使“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很快出现“兵弱于敌，国贫于内”的局面。这种状况，能不加快亡国的步伐吗？

中山王不思进取，还表现在一心追求君王的虚幻体面和奢侈享乐的生活。诸如，不顾国家的安危，恣意行欢作乐，大修宫殿，大造陵墓。从对中山墓葬的发掘情况看，都设有墓道、积石、积炭，多层棺椁，内葬珍宝，外葬车马，并仿效赵、魏、燕大国的陵墓，都有高大的封土。君王贪图享受，必然亲近重用阿谀奉承之辈，造成政治腐败。中山王最宠信的是相邦司马喜，在陪葬之物上还刻有他的功绩。而司马喜擅政弄权，善搞阴谋诡计。季辛得罪了他，他令人暗杀季辛的仇人爰骞，却栽赃于季辛。中山王诛杀季辛，为他排除了异己。阴姬与江姬争夺王后之位。阴姬便重贿司马喜，求其帮忙。司马喜亲自跑到赵国，极力夸赞阴姬的美丽，诱劝赵王向中山索要阴姬；再跑回中山，又劝中山王赶快立阴姬为后，以绝赵王之望。中山王遂立阴姬。《韩非子》说，司马喜“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赵王”。如果真是这样，司马喜还是一个大内奸。内奸为相，岂不亡国！

王所善之，下必效之，在中山国民间也刮起严重的腐朽之风。《史记》说中山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富贵，入后宫，遍诸侯。”其中，“跕屣”是一种足尖着地的舞步。能歌善舞，喜好聚会娱乐，不能说是不好的民风。但是与农夫“惰于田”、“战士怠于行阵”联系起来，可见好逸恶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王公大臣之家，无不行乐，民间好事之徒动辄杀人越货，挖坟盗墓，谁还思治国之事？当时的有识之士，从中山国的腐朽民风看到其政治腐败，断言中山即将亡国。

公元前305年，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见条件成熟，便发动了吞兼中山的战役。腐败无能的中山王早已被吓破了胆，只好割地求和，苟延残喘。两年后，赵军再次进逼。前296年，中山国都灵寿陷落。当然，国家有难，必有忠臣。在抵抗赵军过程中，中山人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吕氏春秋》），抵抗是十分顽强的。然而，大势去矣，中山国军民的鲜血再不能使中山国死而复生。赵国吞并中山之初，曾扶持了傀儡中山王胜，公元前295年又把他废掉并迁到肤施（今陕西省榆林之南），中山国最后灭亡。

中山国在历史上逝去已经两千多年了。但其兴衰一直在昭示后人：一个国家不论大小，统治者勤政忧民，奋发向上，国家就兴旺发达；昏暗弄权，奢靡淫乐，国家就衰落败亡。这也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值得后人深思。

在战国七雄秦、楚、齐、燕、韩、赵、魏之后，还有一个第八雄，即中山国。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战国中山国这朵奇葩一直闪烁着神秘的光彩，史册上关于它的记载很多，首次出现在公元前506年，直至公元前295年赵国灭中山国的二百多年间，都依稀可见。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