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商

秦统一六国后，建都咸阳，在北方修筑了从云阳达九原的“直道”，新修了从咸阳到成都的 “栈道”，在咸阳城设“咸阳市”，作为商贩贸易的最大场所，还设置直市、平市、奴市、军市等专业市场，秦对国外商人采用“轻税”政策，使各地贩运更加频繁。同时秦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增长，使陕西商人进入封建社会后，获得了第一次发展机会。

秦因暴政，二世而亡。汉兴，承秦制，商品经济又有了新的发展。汉王朝多次强制迁徙六国旧贵族及高赀商人的后裔于长安周边地区，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使陕西商人的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增长，有力地冲击了自然经济的束缚。汉王朝建都长安，使“长安商人”第一次名副其实地流播于世。长安规模庞大，是罗马城的三倍，有人口24.6万人，是国际大都市和全国商业中心。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强盛，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展，使陕西商人以天子脚下，首善之民的优势获得了第二次发展浪潮。隋炀帝大业元年“迁天下富商大贾数万于东京”，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进入唐代后，唐太宗励精图治，选贤任能，使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长安成为当时最大的国际商贸中心，城区面积84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

陕西商人以“帝都商人”的雄姿，在唐帝国的广大区域内纵横捭阖，将大唐商人的雄姿释放得淋漓尽致。隋时的陕西商人已是“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进入盛唐后更是“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在通商贸易中，陕西涌现出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商贾，形成了陕西商人历史上的第二次发展高潮。 明朝以前的秦商，位居三大商帮之首，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国商’。

明政府为巩固边防，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直接诱使了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网络的形成。同时，为了安抚边外少数民族在陕西实行“茶马交易”的特殊政策，为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陕西商人抓住了明清中央对陕西实行特殊经济政策的历史机遇，以西北川贵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西，贩盐于江淮，运布于苏湖，销皮于江南，在中国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迅速崛起，号称“关陕商人”或“西客”，成为明清商品经济和市场网络中活动的主体。出现了陕西商人发展的第三次高潮。

明清时期形成的陕西商帮，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沟通东西部贸易为己任，树立起了 “陕商”或“西商”的形象。江苏扬州是明清陕西商人的起身之地，在“食盐开中”的政策下，陕西商人输粮换引，赴扬州贩盐，使陕西商帮在明代中前期成为扬州的第一大商帮，“淮盐以西商为大宗”，淮扬盐场的陕西商人势力重于徽商和晋商。清初为恢复川盐生产，清政府实行“招商引领，计口受食”的食盐产销政策，为陕西商人“弃淮入川”，挤入川省贸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大量陕西商人携资入川，开拓商贸经营的新天地。“川省正经字号皆属陕客”，“川盐投资秦人占十之七八，川人占十之二三”。

陕商勃兴于明初，衰败于清末。清末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给陕商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渭北各县陕商财富几乎被掠夺一空。清军入陕作战后，征粮派饷，陕商积累百年的财富被搜罗殆尽。当此之时，胡雪岩正鞍前马后为左宗棠及湘军筹措物资，帝国第一红顶商人正逐渐引领徽商走向高峰。土焦瓦砾上的陕商荣耀从此淹埋。

西秦会馆

陕商之所以被淡忘，与其环境与发展态势也有关系。进入清朝后期，陕西商帮内外交困，迅速走向瓦解，其也是明清时代全国十大商帮中最先瓦解的商帮。“究其原因，内因是封建商帮的保守性，在清末整个时代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之时缺乏应变，很难和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外因是清末陕西多发的战乱，使得许多商业家族数百年的资本积累消耗殆尽。”这是李刚教授对陕西商帮迅速消亡的大概总结。

第一是陕西盐商在面对新形式的大分化、大改组中失败，盐商从此一蹶不振。在两淮盐场，由于不能和徽商竞争，而陆续退出，陕西本土市场则被晋商占领，四川的盐井业也由于战乱导致资本不够，市场迅速萎缩。茶商由于当时的陕甘总督左宗棠推行西北茶制改革，扶持以湘军为基础的官僚资本，陕西茶叶大不如前。陕西布商在外国洋布洋纱的打击下被排挤出市场，迅速死亡。在明清之际贩运江南或楚豫土布到西北各省是陕西商人大宗贸易的主要业务，但到清末后，土布市场受到外国洋布洋纱的排挤而迅速衰落，经营土布的陕西布商在洋布的打击下纷纷破产歇业，清末已是“陕西土布行，家家倒闭，每岁百万之利益为外人夺去”。经营兰州水烟的陕西烟商也在外国机制卷烟打击下纷纷破产，只有在市场投机中惨淡经营，从原先最盛时的大小烟庄130余家，锐减到只剩十数家的悲惨境地，兴旺发达了百年以上的陕西兰州水烟从此飘零散落。此外，陕西秦巴山区植被资源的枯竭对陕西商帮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第二清末多发的战乱则成了陕商迅速衰败的催化剂和直接原因。在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中陕西各县的富贾巨商，数百年贸易通商积累起来的财富被焚掠殆尽。而清军入陕征剿十余年的征粮派响，捐资助剿以及陕西商人的重建家园，使陕西商人又把数百年积累的货币财富搜罗净尽，资本存量一扫而光，失去了任何“东山再起”的机会。当时，国库已经空虚，入陕清军每年的900余万两的军费开支主要靠地方协款和就地征调，致使清军为筹措经费而烧杀抢掠掘地以尽，关中的富商大户首当其冲。同时，清军还实行“劝富分输”政策，勒逼各地富商捐资助剿。许多陕西富商为保平安只得挖肉补疮，将大量营业资本化为军费开支，使资本存量耗散无余；面对家乡的破败，各地陕西商人为解救家乡乡亲父老，只得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重建家园，成为陕西商人在外省经营萎靡的直接原因。最后关中富室巨户几乎都是因外资耗折，内藏悬罄而元气大伤，数百年的积蓄倾囊而出，再也无力重整旧遗产

最初在明清时期“走西口”从事跨区贸易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成为影响明清陕西商帮商业智慧和商业文化的主流群体。“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为权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如此表扬过秦商。

西秦会馆

很显然，这些来自体制内或者接近体制的文化人，对于陕西商帮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组织，是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从遍布全国的200多处关中或者“山陕会馆”，就可以大致领略他们在历史上达到的高度组织性。

历史上和今天的主流陕西商人，其出身大致接近，其性格也前赴后继。秦人强悍，“尚气概，先勇力”而“忘死轻生”，这是古今一致的对陕西人的评价。

善于从各种事件、场合和时间上挖掘商机。

在两千多年前，陕西长安就与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蒙古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发展到明清时，陕商与西藏等地区进行茶叶、马匹交易。悠久的经商历史，使陕西人天生具有一种商业意识。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陕西人在发掘商机上丝毫不比前人逊色。川菜、粤菜及外地特色食品在西安扎下阵势，不知赚走了西安人多少钱。从吃文化中受到启发，陕西商人隆重地推出了饺子宴，此项目一经推出，使嗜面食的各地食客闻香而来。

传统秦商来自黄土高坡，大多保留着农家子弟的淳朴品质。近代的陕商虽然在身份上有变化，但仍保留着仁义平和这一特点。一方面，他们在与人交往中绝无霸气，平等互利;另一方面又很豪爽，耿直磊落，使得贸易中的摩擦大为减少。

陕西商人不欺不诈，随行就市，按质论价。正因为如此，被誉为“人硬、货硬、脾气硬”的“三硬商人”。陕西商人恪守“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忠厚不欺，言不二价，这在明清时的商界有口皆碑。清末文人郭嵩焘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榷算不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 陕西富平汉代以来就有一个叫“直镇”的地方，那里的人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得此名。

陕西商人将自己的名节看得比利润要重，为利毁誉，乃陕商所不取。他们尊重商人操守，不为利违法、投机取巧，不伤害商人名誉，这正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无奸不商”社会存在的反叛，表现出陕西商人自重名节、不毁商誉的时代精神。

秦中自古帝王都。陕西商人的自负根源于祖宗辉煌的历史。自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以后，直到唐朝灭亡，关中地区一直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存在。尤其是省会西安，十多个王朝的兴衰演变以及文化积淀，赋予了陕西人一种贵族精神。虽然西安自唐以后风光不再，但千年帝都臣民的荣光使他们从自尊终至自负。时至今日，陕西商人的骨子里仍去不掉帝都意识和皇家派头的优越感。

西秦会馆

历史上的陕西商人敢于冒险，他们曾为追逐商利，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开银号、当铺，放高利贷，贩运川丝、夏布、药材，以敢做敢为著称。他们往往敢于孤注一掷。

回馈家乡是陕西商人的传统。“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句名言用来形容陕西商人毫不过分。20世纪80年代商品可以流通以来，陕西走出去的较多，他们富而思乡、富而思家，并尽力建设家乡。

在中国的十大商帮中，陕西商帮是成立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更重要的是，陕西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因此陕商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很好的传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陕商的核心价值观可用八个字总结：厚重质直、忠义仁勇。“厚重”讲的是陕西文化的积淀，“质直”体现了陕西人的性格特点，淳朴耿直。“忠义仁勇”表现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陕商所具备的“仁义、诚信”等特点是经过历史验证认可的，而这一特点，也是当前社会商业活动中所需要具备的素质，陕西商人在商业素质方面具备“先天条件”。

西秦会馆

秦商叱咤千年，不仅仅留下了辉煌的历史与回忆，也在陕西八百里秦川上留下了许多秦商的记忆。例如吴氏庄园、周家大院、陕西丹凤船帮会馆等等。

秦商(公元前547年-?)：秦氏，名商，字子疆，春秋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