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鲍曼

马丁·鲍曼：纳粹党办公厅主任以及希特勒的秘书，纳粹政权的幕后实权派。一名前纳粹.主义者“爆料”：德国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并未如德国当局先前所称死于1945年，而是逃出柏林，以牧师身份隐居拉丁美洲。

马丁

1900年6月17日出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曾参与德国右翼组织“志愿兵团”。

1924年，因参与政治谋杀而被判刑。出狱后参加德国纳粹党，任纳粹党地区领导人。

1929年，成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

1933年，任纳粹副元首赫斯办公室主任。

1934年，任纳粹党中央党部书记。

1941年，赫斯单独架机飞往英国后，接替赫斯的工作，任纳粹党党务总管，纳粹德国总理府主任（内阁成员）。

1943年起，再次兼任希特勒的秘书。

1945年4月29日，被希特勒指定为纳粹元首遗嘱执行人。希特勒自杀后，于5月1日晚秘密逃离总统府地下室，此后下落不明。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缺席审判，被以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判处绞刑。

矮胖、粗野、没受过多少的教育的马丁·鲍曼是纳粹第三帝国最神秘，也是最狡诈的人。在希特勒政权垂死挣扎的最后日子里，马丁·鲍曼成了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号重要人物，掌管着纳粹党的金融财政，是希特勒的左膀右臂了。

马丁·鲍曼年轻时也参加自由军团，他曾是魏玛纳粹党领导人弗里茨·绍克尔的司机，一年之后就上升到党的领导班子中。

阿道夫·希特勒任命马丁.鲍曼管理自己的财产并让他来监督鹰巢城堡的建造。另外，阿道夫·希特勒亦任命他为第三帝国卫队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赐予其马恩斯公爵的头衔，第三帝国的候选帝之一。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断延长，鲍曼的势力变得越来越大。

在党内和军队里马丁.鲍曼均非常不受欢迎,直到1940年4月他一直陪同着“他的元首”。他是希特勒与爱娃·勃劳恩结婚时的证婚人。希特勒的尸体被焚毁时他也在场。没有希特勒，马丁.鲍曼无法保障他的权势。鲍曼为“最忠实的同志”素有“纳粹二号战犯”之称的纳粹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马丁·鲍曼在二战后神秘地失踪了,成了20世纪最大的悬案之一。

阿道夫·希特勒（中）、马丁·鲍曼（右）

1923年因谋杀被判有罪。但他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年。

1927年，他加入了德国纳粹党（NSDAP）。

1928年年轻的马丁.鲍曼参加帝国卫队，加入了纳粹党，他曾经短时间是魏玛纳粹党领导人弗里茨·绍克尔的司机，在一年后就上升为纳粹党的领导班子管冲锋队，同年他接的保险机构并将这个机构扩展为纳粹党的党内保险机构。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任命马丁.鲍曼为纳粹党组织者。他已经成为纳粹党副手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主任，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任命鲍曼管理自己的财产并让他来监督鹰巢城堡的建造。另外，阿道夫·希特勒亦任命他为第三帝国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赐予其马恩斯公爵的头衔，第三帝国的近帝候之一。

1941年赫斯飞往英国后希特勒任命马丁.鲍曼为自己办公室的领导人，在级别上相当于一个部长。

1942年，马丁.鲍曼成为希特勒首席秘书。 他掌握了希特勒对外的声明，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也逐步增加。有时，他会阻拦约瑟夫·戈培尔,赫曼·戈林（（Hermann G ring）,希姆莱等人参见希特勒。很少离开元首官邸的他，对局势的错误判断，贯穿了战争的最后阶段。

1945年5月希特勒死后，他与希特勒的最后一位私人医生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与元首地堡中的其他人从柏林市中心突围，两人在这个过程中与其他人失散，此后他失踪。

军照

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中他缺席被判处死刑，因为当时还没有确认马丁.鲍曼已经死了，称马丁.鲍曼已死的证人未能说服法官。

1973年在柏林莱特火车站（今柏林中央车站）工地发现了人类骸骨，地点与当年声称埋葬了鲍曼和斯达姆普菲格的证人所指吻合。经过仔细研究，基本上已经可以证明骸骨属于鲍曼。1998年通过基因测试可以确定骸骨的确是鲍曼。此前一直有流传说鲍曼逃到了南美洲躲起来了，直到今天在阿根廷小城圣伊格纳西奥附近还有一个据传是鲍曼藏身的地方可以被参观。

马丁·博尔曼

马丁.鲍曼年轻时参加自由军团，1928年加入纳粹党，他曾经短时间是魏玛纳粹党领导人弗里茨·绍克尔的司机，在一年后就上升到纳粹党的领导层了。阿道夫·希特勒任命马丁.鲍曼管理自己的财产并让他来监督鹰巢城堡的建造。马丁.鲍曼在将希特勒当时的副官威廉·布吕克纳从希特勒身边移除的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断延长他的势力越来越大，他越来越能够影响到谁可以直接与希特勒接触。1943年4月12日他获得了“元首的秘书”的称号。

由于他始终伴随希特勒，而是希特勒本人则越来越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事上，马丁.鲍曼的权力很快就连赫尔曼·戈林、海因里希·希姆莱或阿尔伯特·施佩尔这样的要人都无法动摇了。希特勒在其遗嘱中称马丁.鲍曼为其“最忠实的同志”。

1924年，因参与政治谋杀而被判刑，出狱后参加德国纳粹党，任地区领导人；1930年，成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1933年，任纳粹副元首赫斯办公室主任；1934年，任纳粹党中央党部书记；1941年赫斯单独驾机飞往英国后，任纳粹党党务总管，纳粹德国总理府主任（内阁成员）；1943年起，再次兼任希特勒的秘书；1945年4月29日，被希特勒指定为纳粹元首遗嘱执行人；希特勒自杀后，马丁·鲍曼于5月1日晚秘密逃离总理府地下室，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缺席审判，并以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判处绞刑。

马丁·鲍曼

二战结束后，尽管大多数纳粹高级战犯都相继落入法网，但马丁·鲍曼却神秘失踪了。希特勒青年队队长亚瑟·亚克斯曼坚称，1993年，南美国家巴拉圭的一份警方报告披露，1945年5月1日，鲍曼离开希特勒地堡后，从1956年开始，鲍曼就一直在该国居住，直到1959年2月才死于胃癌。

1945年5月希特勒死后，在苏联军队逼近柏林时，他与希特勒的最后一位私人医生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与元首地堡中的其他人企图从街巷战最严重的柏林市中心突围，两人在这个过程中与其他人失散（另一说法为：他借用希特勒藏身的地下掩体逃离，此后他便神秘失踪。

马丁·博尔曼合照

1998年通过基因测试可以确定骸骨的确是鲍曼。鲍曼家族的后代1996年向法兰克福最高检察官提出请求，要求通过DNA分析方法最终确认1972年挖取的2号头盖骨的真实身份。专家们从鲍曼家人身上抽取了血样，并从遗骨上取下一小块骨骼。鉴定结果发现，两种试样的遗传密码完全吻合, 2号头盖骨确是德国纳粹顶级战犯马丁·鲍曼的。

尸骨的嘴中有玻璃碎片，暗示他可能是吞服氰化物自杀。因此1973年4月，一家西德法庭正式宣布鲍曼死亡。然而令人起疑的是，在柏林发现的鲍曼头盖骨上，却有着巴拉圭粘土的痕迹，那种粘土柏林地区根本没有。

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素有“纳粹二号战犯”之称的NZ党秘书长、希特勒私人秘书马丁·鲍曼在二战后神秘失踪，成了20世纪最大的悬案之一。1946年10月，纽伦堡国际法庭缺席判处鲍曼死刑。日前，法国前情报官皮埃尔的新书《无法触摸》中披露二战后鲍曼并没有死，而是和前苏联、战后德国达成一项秘密交易，用纳粹秘密宝藏交换，让盟军饶他一命。1959年2月，鲍曼才在南美国家巴拉圭患癌症而去世。皮埃尔道：“我相信鲍曼1959年死在了巴拉圭，葬在了伊塔镇，然而三四年后，有人贿赂了巴拉圭墓官员，将他的遗骸带回了柏林，埋在了一个政府计划大兴土木的地方。因为鲍曼尸骼如果在柏林被发现，就可以证明他的确是在1945年死在了柏林。”

马丁·博曼

皮埃尔称，调查马丁·鲍曼下落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他对记者道：“我认为，故意让这样一个该为纳粹暴行负责的战犯逃脱历史的审判，是非常荒谬和污秽的事。”

马丁·鲍曼1

1948年，26岁的法国情报官员皮埃尔·菲伦特·德维尔玛莱斯特在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碰到了一名酷似鲍曼的路人，“我有他的通缉令，我相信那就是他”。皮埃尔将自己的发现报告了上司，但他的上司却对他的“发现”不感兴趣。

据皮埃尔称，他后来又在瑞士边境的一个火车站上再次和鲍曼相遇，皮埃尔也再次向上级汇报了他的发现，上司仍没有反应。皮埃尔由此开始独自调查，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皮埃尔在新书中称，马丁·鲍曼和另一名失踪的纳粹甲级战犯海因利·希勒在二战结束前，已经和前苏联战时反情报组织Smersh头子维克多·阿巴库莫夫将军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

据报道，马丁·鲍曼是纳粹党大笔秘密财宝下落的惟一知情人，纳粹帝国银行曾经贮藏了大量从被杀害的犹太人那里掠夺的巨额黄金、珠宝和货币，鲍曼将纳粹宝藏分散到了欧洲和南美各地。皮埃尔说：“美国和英国之所以也不愿逮捕鲍曼，是因为前西德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和他的顾问们也想和鲍曼做交易：阿登纳身边的一些人是鲍曼的友人，鲍曼通过友人向西德政府明确表示，他会将一部分钱返还给前西德政府，那些钱已经投资或隐藏到了24个国家。鲍曼的交易条件是：“不要抓我，我会给你们一些财富”。这就是他一直能逃脱法网的原因。

马丁 鲍曼

马丁·博尔曼合照

范埃尔肖特说，在一名牧师帮助下，马丁·鲍曼在玻利维亚“化身”牧师奥古斯丁·范伦巴赫，主持宗教仪式、婚礼、丧礼等。

对他的死法没有统一定论，给世人留下了许多猜想的空间。

纳粹德国毁灭后，希特勒集团的核心成员中，只有马丁·鲍曼下落不明，是死是活长期众说纷纭。20多年中，不断有人声称在某个地方见过鲍曼，直到1972年阿根廷警方还在萨尔塔省寻找鲍曼的踪迹。据《时代》周刊统计，战后共抓到15个“假鲍曼”。1972年年底，西柏林当局在柏林墙附近大兴土木时，偶然在一个大坑内发现了两具尸骨，经严格的医学鉴定后证实，鲍曼1945年5月2日黎明死于柏林。

鲍曼曾任阿道夫·希特勒私人秘书，被称为希特勒的左膀右臂。1945年希特勒自杀后他就神秘消失。

马丁·鲍曼

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鲍曼被缺席判处死刑。

英国军情五处最新解密档案显示，鲍曼“出现”在了南美的玻利维亚、欧洲的意大利、挪威、瑞士以及中亚地区的消息持续不断，让情报部门头疼不已。

1972年鲍曼的尸体被发现，1998年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显示尸体确实是鲍曼，关于他的谣传才销声匿迹。

对于众多的“鲍曼”消息，解密文件认为“媒体扮演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抢新闻，就报道鲍曼骑着尼斯湖水怪的消息”。

对纳粹漏网分子穷追不舍的同时，英国情报部门对演艺界人士也搞窃听。

解密档案显示，军情五处曾对女演员佐薇·瓦娜梅克和她的父亲、导演山姆·瓦娜梅克进行连续几年的窃听和跟踪。

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瓦娜梅克一家离开美国到英国定居，因为山姆·瓦娜梅克觉得“在美国失去了自由”。

但是这位导演永远无法想到英国情报部门对他的一言一行进行窃听，甚至他的拍摄计划情报部门都了如指掌，还把这些消息提供给了美国驻英使馆。

马丁·博尔曼

此次解密的军情五处档案中有山姆·瓦娜梅克的私人信件、电话录音甚至他与另一名电影圈内人士的私下谈话记录。

除了纳粹分子和演艺界人士，解密档案显示英国媒体也有不光彩过去。

英国《太阳报》前身《每日先驱报》编辑弗郎西斯·梅内尔曾于上世纪20年代从前苏联走私珠宝，将这些珠宝巧妙地藏在巧克力中逃过检查。

解密档案中一份相关文件显示，“弗郎西斯·梅内尔通过把珠宝藏在巧克力中的方式走私。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购买一盒巧克力，取出中间的奶油，然后把珠宝放到里面”。

对于自己的行为，梅内尔曾经吹嘘“我与情报人员谈话时，嘴里的巧克力珠宝硌得牙疼。”

秘书马丁·鲍曼永远只能做一个好的阴谋家，他的身份是主人指定的，他的权力主要是透过对主人的影响来实现的，所以鲍曼“顽强地、不遗余力地把所有的人从希特勒身旁挤走，使自己成为最经常站在希特勒背后的人，这从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鲍曼的照片上可以明显看出。”（第20页）一不使独裁者感觉到对自己的威胁，二可以通过独裁者向前面的人发号施令，而使独裁者和前面的人都不感到突兀。在不公开的政治空间中，党争的获利者不是时时露脸的活动家，不是公认的核心人物或早就被指定的接班人，而是那些不公开自己的政治行为，甚至也不公开自己的脸面的秘书班子成员。“背后”就是阴暗，阴暗就是安全，所以“站在背后”不只是一个位置问题，更是一种权力角逐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秘书权力的大小，是衡量一种政治理性化、民主化的一个标尺，一种秘书逞权的体制，一种阴谋家的乐园。

有一次，鲍曼负责为希特勒兴建别墅，他带着希特勒环视远处风景，发现别墅下面很远的地方，有一户破旧的居民房，和阿尔卑斯山的美丽风景很不相称。希特勒耸了耸肩，脸上流露出一丝遗憾，便下山去了。博尔曼看在眼里，不等希特勒离开，便立刻闪电般地行动起来。于是，他只好带着一张数目大得惊人的支票，和服从元首的劝告，让他们同意立即搬家。当希特勒在24小时后，再次往山坡下看时，在原来破旧农舍的地方，已经变成青草如茵。

鲍曼便是凭着这种绝对的忠诚，以及雷厉风行、不计成本的执行效力，向希特勒证明他的忠心和组织才能。过一段时间，希特勒又抱怨说，当他在别墅里的阳台上，接见感情激动的追者时，不得不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而他的眼睛对强光很敏感。而当希特勒度假回来时，再置身阳台上时，已经有浓浓的树荫为他遮阳挡雨了。在希特勒眼里，没有鲍曼办不到的事情，自然，也就博得他的绝对信任。

还有一次，希特勒在进午餐时，在向汤里撒调味品时，心不在焉地问了一句：这是什么？鲍曼立刻离开餐桌，发狂似的往柏林打电话。几分钟后，他向希特勒报告，原原本本地说出调味品的成分。虽然在我们眼里，象鲍曼这样的人，只是一具奴才的嘴脸，但却在历史上往往能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是独裁者必不可少的看家狗，干各种肮脏勾当的人。他们宁愿放弃生前身后的荣誉，因为他们知道自已缺乏才能和魅力，因而却更加狂热、更忠诚地执行了独裁者的思想。

希特勒在自杀前曾授予鲍曼“最忠实的党员”称号，但他不仅仅是最忠实的党员，他还是第三帝国残存部分的“摄政王”。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作为“元首秘书”和纳粹党的办公厅主任，扮演了纳粹机器中发电机的角色，掌握了极大的权力，成为纳粹德国的秘密统治者。

在各民族的历史中，鲍曼这样的人往往都能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幕后策划人、独裁者必不可少的助手、教唆犯、干各种肮脏勾当的人。他们放弃了生前和死后的荣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缺乏这方面的才能和魅力，然而他们却更加狂热地利用他们的秘密权力。

马丁·博尔曼——纳粹后代与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对话

一枚硬币正反两面 双方心灵同受煎熬这两种人被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的教授巴恩·巴尔·安召集在一起，他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并很快组成了一个紧密的组织，名为“反省与信任”。他们冷静倾听对方过去多年的经历，倾吐各自的苦闷，了解别人的愧疚，互相努力使对方明白自己试图努力克服的一切，以此治愈彼此心头上“血淋淋”的伤口。

这样强烈刺激的“偏方”能成为心灵的良药，弥合内心的创伤吗？

上世纪80年代末，心理学家安教授与纳粹军官的后代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分别取得了联系。他在同他们对话后发现，“双方都在围绕着过去的沉默中煎熬着”。他认为，其实这两种人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虽然身份不同，但他们都在承受着不为旁人所知的巨大痛苦。如果他们能够聚在一起，或许可以互相帮助。毋庸置疑，这个大胆的想法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人们不承认那些万恶的盖世太保的“孽种”也受到了伤害，也忍受着灵魂的拷问。一些心理学家甚至认为，安教授无异于借纳粹后代之手完成对大屠杀幸存者及其后代致命的一刀，使他们的心灵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马丁说：“他不是那种把信仰挂在嘴上的人，他为信仰而生，看起来知足而平静，我想我要的就是那种平静。”帮农夫养了几个月牛以后，马丁开始看报纸，上面满是关于纽伦堡审判和集中营里的恐怖生活。在马丁得知父亲被判死刑的那个晚上，他向一直给予他庇护的一家人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听完马丁的“自白”，老人没有将他扭送警察局，而是鼓励他积极地面对生活。马丁说：“我从未想过能逃出回忆，我以为将永远活在过去。1933年到1945年间发生在德国的事情是恐怖的，我感到羞愧、痛苦和无助。我必须认识到，我父亲对于纳粹所犯下的许多罪行负有责任，他强制进行大规模驱逐，强制奴役犹太人，在很多命令上都可以看到我父亲的签名。”在遇到安教授，参加了“反省与信任”组织后，马丁走遍德国，并到世界各地讲演，谴责“第三帝国”的罪行。马丁说：“我必须感谢父亲给了我生命，但我必须将那个作为父亲的人和另外那个我完全不熟悉的、被希特勒思想所腐蚀的人区分开来。”马丁说，演讲在公众中的反应，特别是在渴望了解历史的年轻人中的反应是绝对积极的。他相信，如果不是安教授逼他面对真相，他绝对不可能在公众面前作这样的主题演讲。

Martin Bormann

在德国，一些纳粹后代的母亲曾经竭尽全力向孩子隐瞒父亲的真实身份，直到孩子长大成人。有些人甚至是在父亲被捕，被送上法庭判刑入狱后，才知道真相。库尔就有这样的经历。他的父亲是盖世太保的一个头目，在1948年被英国人以战争罪处以绞刑。库尔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监狱里，那时他只有8岁，多年后母亲才告诉他父亲死在监狱里。库尔16岁那年被送到荷兰的亲戚家，亲戚告诉他，他父亲因为战争罪被英国人处死。库尔当时认为父亲不该被判死刑，他总想请个律师，为恢复父亲的名誉做点什么，得到的答案却是“别想了”。库尔对母亲欺骗了他这么多年感到愤怒，从19岁开始他拒绝同母亲讲话，并患上了神经衰弱症。直到库尔成为一名历史老师，并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一个小时候侥幸逃过被盖世太保送往集中营的女子后，他才开始谈论父亲。在妻子的帮助下，库尔开始阅读他父亲的审讯记录抄本。“在那之后，每当我看到一个男人拿着公文包走在街上时，我就想父亲也曾这样拿着公文包。但他的包里决不是什么有关水管和电力的文件，而装满了对人们施以暴行、杀害，或送去集中营的命令，他是政府的刽子手。我掉进了精神的深渊。”

库尔说，直到参加了安教授组织的特殊会面以后，他才能“真正、完全地面对真相”。他说：“邪恶并不是一下子成就的事，是一步一步演变而来的。我也不相信人们说‘我原本不会那么做’，在经历了那么多事以后，我能看得更深，再也不会相信这种说法。”多次与马丁等人会面后，库尔对人类本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我不会再认为世间只分好人和坏人，重要的是不再创造让人的邪念肆意滋长的环境。”

精神病学家阿尔贝克博士的父母是波兰纳粹劳工营的幸存者，他用“与一只大象在一个房间里成长”来形容这种被“围绕着过去的沉默”所压迫的窒息感觉。他解释说：“你还是个孩子，你知道世上在发生一些事情，但你却不知道怎样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些没人会承认的事情。”阿尔贝克承认以前对安教授组织的这种聚会心存疑虑，但当8名德国人、4名美国人和4名以色列人1992年第一次会面时，他们发现可以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敞开地谈论过去。他说：“两个对立阵营的后代汇合了，历史闭合成一个完整的圆。”临床医学家戈斯乔克的父母也是集中营的幸存者，参加“反省与信任”组织的活动后，戈斯乔克被那些纳粹后代“可怕的羞耻感”震惊了。当她听到他们说“我们憎恨我们的父亲，但一切与我们无关”时，她很难把丑恶不堪的过去再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她说：“我们看到，他们的生活被亲生父母亲手毁掉，他们心里的负担居然来自亲生父母。”戈斯乔克承认，举行这种聚会的想法曾吓了她一跳。她如此憎恨纳粹的所作所为，以至于她憎恨所有德国人，憎恨整个日耳曼民族。但通过这些特殊的聚会，她能从个体的角度重新认识那些纳粹后代，那些一样被过去的梦魇缠绕多年的人们。“第一次聚会，听完每个人的故事后，我感觉我心头的仇恨开始融化，我得到了解脱。”

德国记者比尔写的《元首秘书鲍曼：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这是一本记述曾经作为希特勒秘书、纳粹党办公厅主任的鲍曼，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一个把希特勒罪恶思想，变成残酷现实的人。于是，有人说，这是一个比希特勒更为可怕的人。希特勒固然可怕，但是第三帝国之所以迅速崛起，变成一具偌大的杀人机器，就是因为当时的德国有千千万万博尔曼们。

事实证明，鲍曼是比希特勒还可怕的人。偶像固然可怕，但是，那些迷信偶像，并被愚忠思想所控制的人们，却更加可怕。因为他们往往变成偶像的工具，把偶像的思想，变成一种残酷的现实。在我们曾经存在的动乱年代，更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时代或者社会，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博尔曼们，所以才变得更为可怕。

据说，鲍曼身体长得肥胖、短腿、圆脑袋，个子也不高，完全不符合纳粹认为的，优等种族的理想特征。而且，他总共才受过七年的教育，也就顶多初中肄业。他退学后，从事过农场的工作，曾因谋杀被判有罪。但是, 他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因此得以解除牢狱之灾，参加了德国的军队。就是这个没有天分、也没有任何才学的鲍曼，却凭他的愚忠，成为纳粹党的财务官。希特勒上台后，鲍曼更扮演了纳粹杀人机器中发电机的作用。

希特勒在自杀前，曾授予鲍曼最忠实的纳粹党员称号。为什么希特勒如此信任，并委以重任给这个身无所长的人呢？就因为他具有可怕的愚忠思想，是一个罪恶的忠诚执行者。他唯一的本领，就是把希特勒说出来的话，变成严酷的现实，是第三帝国的摄政王。而很长的时间里，他就作为元首秘书，和纳粹党的办公厅主任，掌握了极大的权力，成为纳粹德国的秘密统治者，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

鲍曼之所以，能够在弱肉强食的纳粹丛林中，成为一只可怕的怪兽，完全是得益于他的平庸。只有平庸的人，才能具有绝对的服从心理，才能博取主子的欢心和信任，这是古今中外，所有成功的奴才所证明的。只要有社会丛林存在，就有鲍曼这样的怪兽存在，也因为有这样的怪兽存在，所以社会丛林才显得如此诡秘而充满诱惑，才会有更多的鲍曼们，来维持丛林的规则和秩序。

而最后，鲍曼也凭着他的随机应变的本能，逃脱了历史的审判。当他处在苏军的包围中，鲍曼在突围时，对自己的秘书克吕格尔说：我试试看，但未必会成功，之后，便人间蒸发了。当盟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在整个德国境内贴出了20万张鲍曼的肖像。与此同时，海牙国际法庭缺席判处这名战犯绞刑。从那时起，关于博尔曼下落的传言越来越多，竟有16个人被怀疑是博尔曼，而遭到被捕。

据专家推测，鲍曼离开帝国总理府后，遇到苏军炮火阻隔，绝望中服毒自杀，被当做无名尸体埋葬。直到一九七二年，西柏林雷尔特车站铺设地下管线，一名工人挖出两具保存完好的尸骨。据专家分析，这两具尸骨正是寻找多年的，伯尔曼和希特勒私人医生施图姆芬格的遗骸。法医们在两具尸骨的牙齿缝里，发现了装药剂用的细颈玻璃瓶的碎渣。专家据此估计，两人是服毒而死的。自此，关于博尔曼的传闻，才尘埃落定。

不过，关于鲍曼的话题，却从未消减。前苏联间谍片《春天里的十七个瞬间》，描写了希特勒身边那些可怕的人，其中就有博尔曼，并且占有显著的位置。而博尔曼的现象，却更加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所以，《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的作者认为，历史在它的进程中不会重演，但类似现像却反复出现。

希特勒私人秘书被曝以牧师身份隐居拉美一名前纳粹主义者“爆料”：德国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亦译：马丁·鲍曼）并未如德国当局先前所称死于1945年而是逃出柏林，以牧师身份隐居拉丁美洲。比利时《最后一点钟报》5日刊出对范·埃尔肖特的专访内容。范埃尔肖特说他是一名狂热（纳粹主义）者。”范埃尔肖特说。

1945年，他在苏联军队逼近柏林时，逃离希特勒藏身的地下掩体，神秘失踪。

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博尔曼被缺席判处死刑。1972年，一具尸体出现在柏林，德国当局确认死者为博尔曼。1998年，DNA检测结果显示。

纳粹统治时期，鲍曼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在“第三帝国”中饰演重要角色。1945年，他在苏联军队迫近时柏林时，逃离希特勒藏身的地下掩体，神秘失踪。1946年纽伦堡审判中，博尔曼缺席被判处死刑。

1972年，一具尸体呈现在柏林，德国当局确认死者为鲍曼。1998年，脱氧核糖核酸（DNA）检测结果显示，遗骸确实是鲍曼。不过，一些人怀疑，鲍曼尸体经由他处运往柏林后被人重新掩埋。

范埃尔肖特曾与纳粹合作，1945年从比利时越狱，逃往西班牙，在一名牧师帮忙下逃往玻利维亚，居住至1964年。

1944年1月29日纳粹计划民族纯化1944年1月29日，纳粹在被他们称为德国民族的纯化这一行动上又迈出了一步，他们希望加速繁殖一种所谓的雅利安优秀民族。这个计划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所制定的。他认为，一个十全十美的德国人应该是一位德国党卫队军官。

为了增加被称为纳粹的日耳曼儿童的数量，博尔曼将撤销所有的社会禁忌，鼓励未婚女子去生育北欧日耳曼民族的孩子。怀孕妇女将得到被称为“生命源泉”的“培育生命团体”的照管。鲍曼计划，到大战结束时，将有1万名儿童在此团体的管理下，生活在22个大家庭中。

另外，在挪威、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有20万名带有雅利安（Aryan）民族血统的儿童被作为德国人来养育。鲍曼计划向那些未婚德国人和无子女夫妇征税，以此来为他的遗传淘汰规划筹措资金。

马丁·鲍曼出生于德国哈尔伯施塔特附近，父亲西奥多·鲍曼（1862年7月1日—1903年7月8日）是的一个高级邮局职员。1898年他的第一位夫人（30岁，当时两人已有两个孩子）逝世后他在同年就与同事的一个女儿（35岁）结婚。他的第二位夫人快速地给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第二个夭折），1903年西奥多出乎意料地逝世，从1930年至1943年两人共生了10个孩子。

他的兄弟阿尔伯特·鲍曼也是纳粹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其夫人盖尔达是一名纳粹党法官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