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托·斯科尔兹内

1908.6.12生于奥地利维也纳

1926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工程系

1931进入纳粹组织加入冲锋队

1940.2月加入党卫军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不久转入党卫军第2“帝国”师

奥托·斯科尔兹内

1941.8月在苏联作战时，头部被喀秋莎火箭弹击伤

1941.12月因不间断的头部神经痛与胆囊炎回国治疗

1943.4.18晋升上尉，任德国第一支特种部队指挥

1943.7.25觐见元首，准备营救墨索里尼的“橡树行动”

1943.9.12成功的营救出墨索里尼

1944.9.10在“狼穴”里面面见元首

1944.10.15发动“米老鼠”行动，绑架匈牙利摄政王米克拉斯·霍尔蒂之子

1944.10.16发动逮捕匈牙利摄政王米克拉斯·霍尔蒂的“铁拳”行动

1944.10.22元首召见其，晋升上校

1944.12月伴随阿登战役，实行“格里芬行动”

1945.5月向美国第42师投降

1947.8.18在达濠接受审判

1948.7.27从战俘营内逃走

1952年盟军宣布其无罪

1975.7.5卒于马德里，葬于维也纳布林格公墓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东部战线

*橡树行动

*铁拳行动

麒麟行动

铁十字勋章

骑士铁十字勋章

橡叶骑士铁十字勋章

奥托·斯科尔兹内（Otto Skorzeny 1908年6月12日－1975年7月6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著名的德国特种部队指挥官，指挥了几次著名的行动；“欧洲第1恶汉”是他知名代表绰号。奥托·斯科尔兹内是党卫队军官，脸上有年轻时留下的刀疤，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奥托·斯科尔兹内指挥最著名的行动是救出被意大利人推翻并囚禁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那时被囚禁在易守难攻的山中旅馆，但奥托·斯科尔兹带领伞兵空降在相当狭小的空降场之上，在没开枪的情况下迅速解除了意大利军队武装，并且带着墨索里尼成功逃出。

另一次成功的作战则是在突出部战役之前，奥托·斯科尔兹内手下的部队扮成美军，破坏道路桥梁，成功让美军感到相当困扰，甚至连盟军指挥官艾森豪都被迫留在自己的司令部中避免被德军特种部队奇袭刺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托·斯科尔兹囚禁一段时间之后被释放，之后在西班牙度过余生。

有“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之称！

1908年6月12日，斯科尔兹内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中等家庭里。他的祖先是斯拉夫民族，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斯科尔兹内的家庭原本也算富裕，但是与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受到一战结束后“最恶劣的时期”的痛击——当时奥地利经济低迷，物价飞涨，发行的纸币面额甚至无法买到与纸币相同大小的纸张。斯科尔兹内家象当时许多奥地利家庭一样靠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物资才勉强活下来，小奥托直到13岁才尝到牛油的滋味。身为工程师的老斯科尔兹内不断地鼓励儿子，不妨趁此逆境锻炼自己的身心和意志，他的口头禅是“贫困的生活并不会危害人，最可悲的是不能适应逆境”。对正在成长中的十几岁少年来说，父亲的这句口头禅对其影响甚大。

1926年，18岁的斯科尔兹内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工程学，整个大学期间斯科尔兹内先后14次参加决斗，其中第10次决斗在其左颊上留下了一道明显的剑伤，被称为“荣誉之疤”，这也成了他最具特点的个人标志，后来盟军士兵给了他一个形象的外号——“刀疤脸”。这些决斗给斯科尔兹内带来的不仅是伤疤，他曾这样回忆：“学生时代的无数次身心锻炼，使我能够临危不惧，即使在烽火弥天的大战之中，我仍能够泰然自若，毫不感到惊慌……有如持剑决斗一样，在混乱的战争中，痛击敌人的话是非集中精神不可的，我们不能为了闪避敌人而浪费时间，必须牢牢地抓住目标，然后全力地向它痛击。”

1931年，大学毕业的斯科尔兹内加入了奥地利纳粹组织，并成为一名冲锋队员，其1米92的大块头使其在德奥合并前夜的街头混战中成为纳粹的一名出色打手。1939年二战爆发时，斯科尔兹内已经拥有一个自己的工程设计办公室，在维也纳小有名气。当时已31岁的斯科尔兹内具有单发飞机的驾驶经验，所以很想当一名飞行员，但在经过5个月训练后，德国空军拒绝了他，理由是年龄偏大、而且个头超标。不过空军的人暗示斯科尔兹内说他适合参加地面部队。于是斯科尔兹内在1940年2月转而报名参加被称为“希特勒贴身保镖”的党卫军第1“阿道夫·希特勒”师，从数千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被分配到该师的“月光中队”（该中队因其指挥官喜欢在夜晚训练而得名），在同一批录取的12名青年中，斯科尔兹内年龄最大，但不久便因其强壮的体格和因决斗而练得的无畏精神而脱颖而出，升至候补军官行列，并转至党卫军第2“帝国”师。

由于斯科尔兹内在东线时常带领部下在战斗中采用狡黠而非常规的作战方式的行为，却引起了党卫军一些高层官员的注意。1942年初，斯科尔兹内从维也纳的病院返回柏林，被调至党卫军第1装甲师在柏林郊外莱布施塔特的军械库，担任技术勤务和维修工作。忙碌而单调的工作令生性好斗的斯科尔兹内感到百无聊赖，但他还是咬牙强忍了6个月。

奥托·斯科尔兹内

不久后，斯科尔兹内的命运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他接到一道命令，要求他去武装党卫军司令部报道。此时世界大战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希特勒突然对英国的特种部队产生了浓厚兴趣。英军往往在不能对付大规模的德军部队时派出小股特种部队，展开变化多端的攻击行动，而且总是获胜的场合较多。希特勒喜欢读卡尔·梅（19世纪德国作家，写过多部冒险小说）的作品，并对一战时在阿拉伯半岛建立奇功的英国游击战大师“阿拉伯的劳伦斯”崇拜得五体投地，此时希特勒告诉希姆莱，他也想组建一支类似英国特种部队的小分队，以便随时完成由他本人直接赋予的特殊任务。而且希特勒坚持这支部队要按照英国人的方式组建，连名字也完全模仿英国特种部队的名字“突击队”（Commando）。

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很多成员对于又组建这样一支非正统部队表示不安，因为军官团一向把军人职业看作是贵族、容克和骑士们的禁脔，特种部队“偷偷摸摸搞破坏”的行动不够光明正大，有损德意志军队的荣誉，是对军人职业的亵渎。而且出于希特勒的“灵机一动”而成立的这种怪部队已经不少，他们特别担心这种部队由于可以和希特勒直接接触而变得非常有权势。最高统帅部最后提出的标准很简单：首先需要一位胆大敢为、精力充沛又具有技术基础的指挥官，但是其次这个人也必须是个头脑比较简单、易受支配的庸人，他必须没有政治野心，不会像当年由小人物爬到党卫军头子的希姆莱那样成为第三帝国的又一个王侯。由于党卫军中一位朋友的举荐，正在修理厂担任维修军官的斯科尔兹内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注意。1943年4月18日，他被提升为上尉，并被新上任的党卫军帝国中央保安总局（RSHA）头头、其奥地利同乡卡尔登布隆纳任命为德国第一支特殊部队——“弗雷登塔尔部队”（Friedenthal Jagdverbande）的指挥官。

1944年12月31日，斯科尔兹内被召回柏林。第150装甲旅已经宣告解散，弗雷登塔尔部队的老兵们死的死，散的散，斯科尔兹内清醒地认识到特种部队往昔光荣的日子已经成了明日黄花，第三帝国的末日随着春天的来临一步一步地逼近了。对于斯科尔兹内来说，像营救墨索里尼那种事先缜密计划，由数名勇敢的专家所执行的任务也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有如鸡蛋碰石头般的绝望作战：由勇敢但未接受训练的年轻士兵去执行自杀式的任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战况已经恶化到了极点。

1945年1月30日晚上，希姆莱将斯科尔兹内召到柏林郊外的前线司令部，下令他去前线搜集所有的兵力，组成两个军，然后前进到奥得河一线，在那里设置一座桥头堡抵御苏军进攻。斯科尔兹内不禁苦笑，所谓两个军的兵力将到何处去搜集呢？这只不过是希姆莱的幻想而已。在这之后希姆莱不断来电话催促：“兵力开始集结了吗？我已经向元首报告，阁下已经开始作战了……怎么？还没出发呀？……”最后斯科尔兹内搜尽枯肠集结了1000多人的兵力，前往奥得河畔的中世纪古镇施韦特（Schwedt），在这里修筑一座桥头堡。他在城镇的西边设置了宪兵线，收拢衣衫褴褛徒步向西溃逃的那些士兵，将他们装备起来编入斯科尔兹内的部队。斯科尔兹内的部队兵员五花八门，既包括伤兵，又有包括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老头子，也有年轻的军校学员和几名神气十足的东普鲁士贵族军官。他逐渐收拢了4个大队的兵力，从距该城50公里的军工厂征用了数门75毫米野战炮，又用高压手段从那里找来了一些机枪。心犹不足的斯科尔兹内又搜罗来该地区所有的88毫米高射炮，将它们装到卡车上，当做“自行火炮”使用。又过了几天，空军司令戈林突然给他来了电话，允诺从自己的“赫尔曼·戈林”师中抽调600名精锐兵员调到施韦特，帮助斯科尔兹内固守这座桥头堡。

1945年2月7日，东线苏军发动了排山倒海一般的攻势，由于实在无法抵抗，斯科尔兹内下令撤回了河东的前哨阵地，结果此举令最高统帅部暴跳如雷，斯科尔兹内被召到布伦兹劳（Prenzlau）的希姆莱驻地，聆听后者的训斥。在布伦兹劳，希姆莱的副官以极冷淡的语气说，由于斯科尔兹内不遵守约定的时间，让希姆莱极为愤慨。斯科尔兹内也憋了一肚子的火，把士兵送上来的啤酒一饮而光，气呼呼地等着希姆莱露面。

希姆莱一出现便对斯科尔兹内大骂特骂起来，他的一只手因愤怒而颤抖着，一张本来就青白的脸白得形同一张纸。那张嘴巴里讲出了“不服从命令”、“降低军阶”、“军事审判”等一大串话，。斯科尔兹内耐心地等他说完，然后慢条斯理地说：“前哨的守军是我下令撤退的。到目前为止，施韦特的守军已经不止一次收到了最高统帅部愚劣的指令，而补给品却一公斤也没运到！”讲着讲着，斯科尔兹内竟对希姆莱咆哮了起来。这一突然的反击令希姆莱强硬的态度软化下来，他很快冷静下来，把几分钟前还准备送到军事法庭的斯科尔兹内殷勤地招待到晚餐会上。希姆莱不但没有降他的级，而且在晚餐时答应送给他一门突击炮，并供应斯科尔兹内所需的一切物资。

虽然战况不断恶化，但是斯科尔兹内仍有一段心情爽朗的日子，因为英国BBC广播说他被晋升为少将、并颇得纳粹当政者青睐云云。斯科尔兹内自忖自己既然已经开始指挥一个师级单位，也应该升到这一军衔了。不过他却不知道如何沿着这个目标爬上去，倒是BBC给他指了一条路，在其广播中这样说道：“因救出墨索里尼而闻名世界的党卫军中校斯科尔兹内如今已晋升为少将，并被委任为柏林防御的负责人。由于这一次的升迁，他已经成为柏林最有权力的人物，据信他目前正在柏林市内展开搜捕行动，以清理不可靠分子……”

最耐人寻味的是，在BBC播发了这条新闻后不久，希特勒竟真的开始考虑任命斯科尔兹内为柏林城防司令。如今他像着了魔一般信任斯科尔兹内，认为他最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然而希特勒身边的参谋们及时地止住了这个念头。

1945年3月7日，美军意外地在莱茵河的雷马根地区夺占了没有来得及被炸掉的鲁登道夫大桥。为了挽回颓势，希特勒密令约德尔，让斯科尔兹内派出蛙人将这座大桥炸掉。斯科尔兹内立刻向约德尔提出了抗议，因为几个月前他在荷兰的奈梅亨干过同样的活儿，去炸横跨马斯河的一座大桥，结果损失惨重。正是早春，莱茵河的河水只有零度上下，而且美军也吸取了奈梅亨的教训，在上游几公里处便设置了桥头堡，德国蛙人无法偷偷下水。日后斯科尔兹内这样写道：“这是我头一次拒绝命令。”不过最后他向约德尔答应说可以试一试。

结果斯科尔兹内的预料完全成了现实。几名蛙人游进了湍急冰冷的河水后再也没有露出水面，另外几位蛙人则被两岸的美军用探照灯发现，乖乖地举手投降了。鲁登道夫大桥自己在几天后轰然垮塌，不过这是德国工兵撤退前炸了一次的结果，跟斯科尔兹内的蛙人部队没有一点关系了。

不久之后，斯科尔兹内又被召到元首大本营，这一次他发现希特勒脱离实际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希特勒看到自己心爱的指挥官时劈头说道：“亲爱的斯科尔兹内，你在奥得河干得不错，我到现在还没感谢你哩！……每天我都可以听到很多新闻，但是能够使我感到安慰的新闻总是来自你的战线。我准备发给你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而且亲手为你佩带！……关于上一次的任务，你可以慢慢地向我说明，今后我仍将借重于你，好自为之！”说完之后，希特勒缓慢地站了起来，佝偻着后背，仿佛是一个万病缠身的老头。自这次召见之后斯科尔兹内就再也没有见到希特勒了。

其后不久，斯科尔兹内只身前往南德意志和奥地利，一面报告当地的一般局势，一面奉命增强“阿尔卑斯要塞”的兵力。“阿尔卑斯要塞”是德国人最后幻想出来的空中楼阁，一小群死忠的纳粹分子决定以此为根据地进行最后的顽抗。路过维也纳时，他决定到自己的家乡再看上一眼。此时在维也纳附近的公路上已经挤满了西逃的难民和士兵，斯科尔兹内狂按着喇叭，试图在人潮中开出一条通路。忽然他发现一个健康的军士赶着马车招摇而过，车上装着家具和包裹，周围一群伤兵却在步行，斯科尔兹内猛地停下车来，拦住马车，然而赶车的军士却无动于衷，于是斯科尔兹内一把将他拎下车来，左右开弓给了他两记耳光，大吼着说：“把车上的东西都丢下来！给伤兵腾出位置！”在斯科尔兹内的吼叫下那名军士乖乖地听从了命令。为了使他彻底遵守命令，斯科尔兹内将其解除武装，把他的手枪递给一名伤兵，嘱咐道：“监视着他！让他尽量载满伤兵！”

看到此景，斯科尔兹内意识到东线算是完蛋了。日后他如此写道：“在这种翻天覆地的剧变之下，人类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起见，自私的弱点暴露无遗……”

等他最终赶到维也纳时天已黄昏，此时到处谣传说苏军已经开进了维也纳城。斯科尔兹内来到了母亲的住所，迎接他的是遍地的残瓦和倚斜的梁柱。邻居说两天之前斯科尔兹内太太就和家人疏散了。他又来到弟弟家，情况也大同小异。最后斯科尔兹内来到上过班的工厂，发现厂子仍在全力工作。他在市中心的疯人塔（Narrenturm）附近拦住两位上了年纪的警察，询问战况，其中一个花白头发的警察答道：“中校阁下，我们就是维也纳最后的防御队了！”在维也纳城防司令部，斯科尔兹内意外地见到了城防司令席腊赫（Baldur von Schirach），后者曾是纳粹青年运动的领袖。他失望地发现席腊赫除了空喊口号外什么也不会干，于是匆匆地离开了维也纳，前往阿尔卑斯山，

在阿尔卑斯山，斯科尔兹内和从柏林赶来的拉德尔花了几天的时间去寻找希特勒和戈培尔吹了半天牛皮的“国民堡垒”，但找到的只是运来补给品的马车和卡车，一两处钢筋水泥工事，已经早已生了锈的兵工厂机器而已。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斯科尔兹内悲痛万分，认为万事已休了。

如今斯科尔兹内必须考虑一下自己的将来了。一个相熟的空军飞行员要把他带到西班牙，但是遭到了拒绝，斯科尔兹内拒绝抛弃手下独自逃命。他解散了手下，尤其是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志愿者，还发给他们一些从柏林带出来的美元和珠宝作为逃命路费，之后与拉德尔等人一起藏在山中的滑雪小屋里，等待战争的结束。

1943年7月25日下午，斯科尔兹内与维也纳时代的老友在柏林最豪华的阿德隆酒店举行聚会活动。当天他穿着一身平民服装，举杯畅饮，欢快地交谈着，把战争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没过多久，阿德隆酒店的侍者就悄悄地走了过来，小声地告诉他弗雷登塔尔的司令部有急事找他。斯科尔兹内向朋友们道了歉，随侍者走到电话间。电话接通之后，他的女秘书用半狂乱的语调啰啰嗦嗦地说了一大堆话。她说两个小时之前基地的全部人员就到处寻找他，斯科尔兹内问女秘书发生了什么事，这么一来她的声调更是高昂了起来：“队长！元首正在大本营里等你哩！一架飞机正停留在坦普尔霍夫机场，准备于下午5点载你起飞哩！”

1943年7月10日，美英盟军发动了“雪橇犬”行动，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岛上的德、意军队连连败退,很显然，该岛将成为盟军进一步占领意大利的基地。6天后，罗斯福和丘吉尔发表联合广播讲话，要求墨索里尼投降，并号召意大利人民起来反抗法西斯统治。墨索里尼的拒绝换来的是7月17日超过500架盟军轰炸机对罗马军事设施和工厂的狂轰滥炸。在意大利本土，由于物资匮乏和贪污横行，各地都发生了针对法西斯政府的闹事事件，在罗马，不满的妇女和市民甚至闯进了法西斯党的总部。墨索里尼本人健康状况早已不佳，尽管政府发布了“领袖因公务繁重而劳累”的声明，但老百姓纷纷议论说墨索里尼大人恐怕是已经得了梅毒。

在这样的局势下，甚至连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些人害怕旷日持久的战争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主张单独与盟国媾和，并计划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使意大利退出战争。7月13日，反墨派首领之一格兰第伯爵（Dino Grandi）向法西斯最高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要求在7月24日星期六下午召开法西斯最高委员会会议。格兰第伯爵将在会议上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明确在宪法中已经规定了的国王、最高委员会、政府和议会的职能，并要求墨索里尼将最高国务决策权和军队的指挥权奉还给国王。他秘密串通了参加1922年“向罗马进军”的法西斯元老德·波诺将军（Emilo de Bono）和德·费奇将军（Cesare de Vecchi），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Galeazo Ciano）、大部分内阁成员和最高委员会委员也对此表示赞同，其余的人虽不支持反墨索里尼政变，但也不会妨碍。

虽然密谋集团的秘密协商工作取得了进展，但是党的总书记斯科尔扎（Carlo Scorza）却把决议案的内容通报给了墨索里尼。7月22日下午5时，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召见了格兰第伯爵，听了他的想法后淡淡地说：“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意大利战败了，就把全部权力奉还给国王。可是德国正在研制新武器，若近期内完成，战况将为之一变。其他事情在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再商量吧。”

当格兰第离开墨索里尼办公室时，惊讶地发现德国南方战区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正等在门外，格兰第猜测墨索里尼此时接见凯塞林可能是为了借助德军的力量逮捕反对派，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1943年7月24日到了，格兰第下了决心，在教堂做完了祷告和忏悔，给妻子写好了遗嘱，把手枪藏在衣袋里，提包里放了两颗手榴弹，前去参加最高委员会会议。齐亚诺伯爵也同样在衣袋里藏了两颗手榴弹出了家门。下午5点时，28位政府成员先后到会，等待墨索里尼的到来。威尼斯宫外面的广场上布置了大量宪兵和法西斯国民军士兵，来回巡逻警戒。5点15分，墨索里尼身穿法西斯国民军最高司令官的淡绿色军服，板着一副不高兴的面孔走了进来，大会开始了。在接下来两个小时杂乱无章的讲演里，他提到军方作战不力，批评了指挥上的失误，把责任全推给了部下。他还提到了人事和政府职位问题，说道在内外严峻的形势下舆论正在公开或暗地里指责他，但他认为在暴风骤雨中弃船逃生是错误的，所以他将不准备辞职。另外，为了避免遭到指责，墨索里尼没有透露5天前他与希特勒在意大利北部费尔特雷别墅举行的秘密会谈（在这次会谈上希特勒要求墨索里尼将全部意大利军队置于德军指挥之下）。他的发言刚一结束，便遭到了格兰第等人滔滔不绝的攻击，并要求将其决议付诸表决。墨索里尼脸上冒着虚汗，带着疲惫不堪的神态聆听对他的指责。午夜过后，墨索里尼要求休会，但格兰第不同意，于是只休息10分钟。墨索里尼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将桌子上的电报看了一遍，喝了杯牛奶润润嗓子。最高委员会中一位他的支持者走进来劝他逮捕反对派，但墨索里尼只是默默地听听了之。

休息之后，会议继续进行。墨索里尼强调自己是得到国王信任的，斯科尔扎也发表了支持墨索里尼的讲话，而反对派的攻击也越来越激烈，会场陷入了混乱状态。25日凌晨2时15分，最高委员会开始就格兰第的决议案投票表决，结果19人赞成，7人反对，2人弃权，会议以墨索里尼的失败而告终。他站起来走到门旁说：“你们使政府陷入了危机。”说完便转身离去。

1943年7月25日清晨，墨索里尼仍象往常一样到办公室工作，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还接见了日本大使日高，请日本帮助调停德苏战争。斯科尔扎劝他将投票反对他的19人逮捕起来，但墨索里尼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当天下午，墨索里尼按计划前往萨伏伊宫觐见国王维克多·埃曼纽尔三世，他的妻子预感不祥，劝他不要去，但墨索里尼坚持进宫，说道：“20年来国王很信任我，不会有丝毫危险。”然后坐上汽车向王宫驶去。

这是一个宁静而闷热的星期天，国王亲自在萨伏伊宫门口迎接墨索里尼。他一反常态，身穿意大利元帅服，而且还在宫殿里布置了警察，这架势墨索里尼还是第一次见到，心中不禁忐忑不安。在同国王会谈时，墨索里尼汇报了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开会的情况，但只字未提投票结果。不大一会儿，国王对他说：“亲爱的领袖，现在内外形势面临严峻关头，军队士气低落，最高委员会已经决定解除你的职务。现在人们都恨你，我成了你唯一的支持者。我担心你的安全，让我来保护你吧！”墨索里尼听到这番话后面色苍白，呆若木鸡。国王还要讲点什么，但墨索里尼打断了他的话头，嘟哝着说“一切全完了！”

接见仅仅进行了几分钟，墨索里尼同秘书一同走出了王宫，朝自己的汽车走去。这时，宫廷卫队长向他走来，说“国王陛下命令我保护你，请跟我来。”说罢把他带进了一辆开着后门的救护车。救护车载着被逮捕的墨索里尼全速向科因奇诺·塞拉大街的宪兵兵营驶去。当天罗马市内谣言四起，有说墨索里尼已经被带到德国的，有说他已经被暗杀的，德国大使冯·马肯森也向本国发去电报，称“墨索里尼于上午10时与国王一起被监禁。”

7月25日晚上10时45分，罗马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说“国王已经批准了政府首脑本尼托·墨索里尼阁下的辞职，并任命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接替这一职务。”这一消息顿时在全国传开，尽管广播没说战争已经结束，但是人们仍然走上街头，高呼“战争结束了！”“法西斯灭亡了！”，悬挂在各处的墨索里尼头像或被摘下、或被焚烧、或被撕碎。接任的巴多里奥元帅下令将墨索里尼秘密关押起来，并准备与盟国签订停战协议。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向盟军投降，驻扎在那里的德军迅速解除了昔日盟友的武装，成了意大利的主宰者。同一天，斯科尔兹内采取更为直接的手段，乘坐一架He-111侦察机再次在大萨索山地区进行空中侦察，但飞机上的自动照相机却失灵了。在大萨索山上空5,000米高度，斯科尔兹内和他的助手拉德尔不得不轮流探身出去，顶着冰冷的气流，手持莱卡相机向下拍照。虽然冲洗出来的照片很不清楚，但却可以看见饭店后方有一小块三角形平地。

斯科尔兹内立即开始制定营救计划，他感到这块三角地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因为险峻的地形使得从地面进入已不可能，而由于高山上空气稀薄和狂风不断，普通的伞兵部队又无法在此海拔高度降落。于是斯科尔兹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用12架滑翔机，每架运载10名突击队员（包括驾驶员在内）从天而降，以这块三角地为降落点，强攻饭店并救出墨索里尼，并以同样方式让突击队员在山谷一带降落，攻占缆车站台，阻止意军向山顶增援，然后将墨索里尼送到山脉低地的阿奎拉机场，在那里换机送往希特勒的统帅部。

营救计划报到斯图登特将军处，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见了也不禁暗暗吃惊。他将计划交司令部讨论，几乎无人相信能够成功，但别人一时间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又不愿得罪希特勒亲自指派的突击队长。最后斯图登特还是调来已在意大利作战的第1伞兵师第7团的一个营为攻击提供兵力。该营的2个连由营长莫尔斯少校（Otto Harald Mors）指挥，将通过公路到达大萨索山，并占领下面山谷里的缆车站。第3连由独眼的冯·贝尔普施中校（Georg von Berlepsch）指挥，将乘滑翔机降落并攻打饭店，同时提出派兵攻占阿奎拉机场。第二滑翔机联队第I大队（I./LLG 2）则为行动提供所需的飞机。

然而斯科尔兹内认为I./LLG 2的Go 242滑翔机体积太大，无法在饭店旁的地面降落。斯图登特为此立即命令将第1滑翔机联队第III大队（III./LLG 1）的DFS 230滑翔机从位于法国南部的基地调来。在用以执行任务的12架DFS 230突击滑翔机中，每架都可以运载9名全副武装的伞兵。这样共可运送108名士兵，相当于饭店守军的2/3。在斯图登特看来，突然袭击的战术以及德军更具优势的火力完全可以弥补人员上的不足。大家一致同意由斯科尔兹内带队在饭店里寻找墨索里尼，贝尔普施手下的伞兵负责压制守军。斯图登特将3号和4号滑翔机分配给斯科尔兹内和他的手下。

这无疑是一次风险极大的行动。在行动开始前的一天夜里，斯科尔兹内召集队员们说：“这次行动充满危险，随时可能丧生。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愿参加，可以离开，我绝不会对此做任何记录，也不会因此而蔑视你们。我将亲自参加并指挥这次行动，愿意参加的人请向前迈一步。”结果所有队员都向前走了一步，这令斯科尔兹内非常满意。

虽然营救墨索里尼行动本身对德国的战略意义并不大，但德国的宣传部门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宣传效果，在他们的大力渲染下，斯科尔兹内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战斗英雄，戈培尔还派了一个电影摄制组去大萨索山重拍营救过程，斯科尔兹内本人也被提升为少校，并获骑士十字勋章。

不过，纳粹宣传机构将“橡树行动”的功劳几乎归结于斯科尔兹内一人身上的做法引起了斯图登特将军的不满。因为行动结束后，斯科尔兹内毫无疑问成了最大的赢家，几乎全世界的舆论都称之为“墨索里尼的营救者”，而真正确保整个行动胜利完成的斯图登特空降部队却“英雄无名”。

这次行动的巨大成功也有些出乎希特勒的预料，他下令扩大突击队的规模，从隶属于国防军的“勃兰登堡部队”中抽调出一个大队，其指挥官是福克萨姆（Adrian Folkersam），他作战经验丰富，能说流利的俄语、法语和英语。在他的鼓励下，许多觉得在常规部队中无法发挥特长的“勃兰登堡部队”士兵纷纷报名加入SS的突击队。他们的到来自然令斯科尔兹内如虎添翼。

1944年9月，希特勒获得情报，称匈牙利的摄政王米克洛什·霍尔蒂海军上将打算退出战争，正在秘密与苏联谈判。这对每况愈下的德国而言绝不是个好消息，因为如果匈牙利与苏联和谈成功，在巴尔干半岛作战的百万德军便会成为苏军俘虏，这也就意味着德国在整个东线的崩溃，必将对战争产生严重影响。

1944年9月10日，希特勒再次在“狼穴”召见斯科尔兹内，当时在场的还有凯特尔、约德尔、希姆莱、里宾多洛甫等高官。希特勒要求斯科尔兹内介入此事，他说道：“如果霍尔蒂不遵守诺言，可以展开对城堡山（匈牙利王宫所在地）的军事占领。”为确保行动成功，希特勒拨给斯科尔兹内一个滑翔机战队，2个空降大队，并从其专机队中拨出一架作为斯科尔兹内的专机，并给他一份封面印有金色鹫章的委任状文书，希特勒在这份文书中赋予斯科尔兹内相当大的权力和权限。

数天之后，斯科尔兹内飞往布达佩斯，化名为沃尔夫博士，以旅游者的身份住进一个普通饭店，开始了行动前的情报收集工作。他远远地避开德军将领出没的高级大饭店，以普通旅游者的身份在城堡山周围逛来逛去，调查该地的周围环境。

根据收集来的情报，斯科尔兹内发现霍尔蒂很受其幼子小米克拉斯的影响。小米克拉斯是霍尔蒂家的败家子，生活糜烂，整天无所事事，每天都召开舞会，与不三不四的人交往。自从霍尔蒂的1次子伊斯特万在东线阵亡后，绰号“米奇”的小米克拉斯就成了霍尔蒂唯一的宝贝儿子，而米基正通过南斯拉夫的铁托与苏联秘密谈判。斯科尔兹内决定以米基为突破口，在他与南斯拉夫谍报员再次接头时将其绑架，然后运到德国，以此来逼迫摄政王放弃向苏联投降的计划。行动开始前，斯科尔兹内突然想起迪斯尼公司那只叫“米奇”的著名老鼠，于是将这次行动命名为“米老鼠作战”。

霍尔蒂广播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斯科尔兹内的注意：摄政王并未命令士兵放下武器、停止对苏军的抵抗。这意味着匈牙利军队在未得到新命令的情况下将继续与苏军作战。于是斯科尔兹内心里又产生了新的念头：只有生擒摄政王本人，才能解决当前这场危机！此时党卫军上将巴赫-齐列夫斯基（Erich von dem Bach-Zalewski）正想动用巨大的600毫米臼炮摧毁城堡山，炸死霍尔蒂，但斯科尔兹内阻止了他的行动，因为此举势必增深匈牙利军人与德国的隔阂，不利于争取他们站到德国一边。经过商议，斯科尔兹内要求巴赫-齐列夫斯基将党卫军第22“玛丽亚·特蕾西亚”师的防线延长到城堡山脚下，等到代号为“铁拳”（Panzerfaust）的突击行动开始后予以协助。此外，配合斯科尔兹内捉拿摄政王的还有驻布达佩斯的盖世太保和德国情报部门官员，以及第500空降营、新组建的第600空降营、“统帅堂”装甲掷弹兵师以及来自维也纳新城军官学校的成员。

15日黄昏，一名匈牙利将军来到德军司令部，抗议党卫军无故到城堡山挑衅的行为。他要知道德军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对盟邦的军队展开军事活动。巴赫-齐列夫斯基不肯示弱，反驳说德国使馆的外交官正被匈牙利人软禁在城堡山上（实际上他们并非人质，只是由于霍尔蒂下令隔绝交通而被阻拦在那里的），这是不友好的表现。巴赫-齐列夫斯基的答复令这位将军感到困惑，因为他并不知道德国外交官被扣的消息，此时斯科尔兹内趁机要求这位将军拆去维也纳大街（德国大使馆所在地）的路障和地雷，以证明匈牙利军队的“友好意图”。经过一番考虑，这位将军答应说，只要这事在其能力范围内，他就尽力解决。此时已经是16日凌晨两点了。

凌晨3点，斯科尔兹内率领手下摸黑动身。他们的车队向维也纳大街开去。为了展开对城堡山的攻击，这条街是非通过不可的。然而匈牙利人是否已经拆除了地雷呢？关于这一点谁都拿不准。斯科尔兹内再三叮嘱城堡山周围负责掩护的德国部队，不到关键时刻千万不要开火，因为他要在未展开战斗前悄悄地通过匈牙利军队的防区。

5时30分，东方开始泛白，长长的纵队开始行动了。斯科尔兹内坐在一辆“大众”VW Kubelwagen 82型吉普车里领头，其后面跟着4辆“虎”式坦克和一队带有炸药的遥控袖珍坦克，最后是步兵搭乘的卡车队。6时01分，斯科尔兹内把举起的手放下，突袭行动开始了。“虎”式坦克的排气孔冒出一阵阵油烟，从维也纳大街慢慢驶过。由于内心极度紧张，斯科尔兹内不时地舔着干燥的嘴唇。地雷到底清除了没有？车队每前进一米都令他感到紧张不已。

50米，100米，150米……什么也没有发生。匈牙利军队已经将地雷连夜清除掉了。到了城堡山的北入口维也纳门后，车队以32公里的时速跑了起来，匈军哨兵从建筑物的阴影里出现，对斯科尔兹内他们挥挥手，看来他们并没有接到阻拦德军的命令。斯科尔兹内后头的坦克车长也从炮塔里爬了出来，对匈牙利士兵和善地打招呼，匈军哨兵毫不怀疑地放这支车队通行。最初的障碍算是通过了。

突击部队穿过维也纳门，接近德国大使馆时并未停下来，而是左转驶上了通往王宫和摄政王住宅的马路。虽然这里已经位于城堡山上，但这道路并不陡峭，70吨重的“虎”轰鸣着冲了上去。斯科尔兹内估计匈牙利军队此时大概已经清醒过来，可能会进行抵抗，然而当他看到前面路旁停着的3辆匈牙利坦克时却放下心来：这些坦克炮口朝天，表示没有抵抗的意图，“虎”式坦克飞快地从他们身旁开了过去。

在王宫入口处，德国人遇到了路障。斯科尔兹内让在一旁，后面“虎”式坦克全速向路障撞去，将其撞得粉碎。但这时从王宫里跑来一群士兵，他们推出来6门反坦克炮，瞄准了德国人。斯科尔兹内顾不上回头看看“虎”式有什么反应，纵身一跃跳出了吉普车，带着部下冲进了王宫内院。王宫里到处响起了警报，没有戴军帽的匈军官兵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福克萨姆上尉抓到了一位匈牙利将军，用枪逼着他带路，向布达城堡司令部走去。他们穿过铺着地毯的走廊，又爬上一座豪华的楼梯，那位将军气喘吁吁地指着右手的一扇橡木大门，示意说城堡司令部就在里面。斯科尔兹内踢开了门，看见里面有一名匈牙利士兵坐在窗边的桌子上面，用机枪朝下面的庭院射击。斯科尔兹内一声令下，手下的士兵扑了过去，一把夺过机枪，把它扔出玻璃窗外，弹药散落了一地，那名士兵吓得缩在窗边瑟瑟发抖。斯科尔兹内没有理睬他，向旁边的一扇门走去。这次他必恭必敬地敲了敲门，一位匈牙利陆军少将把门拉开——里面是一屋子军官，霍尔蒂并不在王宫里。

当天早上6点，德国驻匈牙利代表费森迈耶博士（Edmund Veesenmayer）就到王宫拜会霍尔蒂，礼貌地请求他移驾驻匈牙利党卫军司令部哈特瓦尼宫（Hatvany Palace），“以免目睹王宫被占领的痛苦”。到哈特瓦尼宫后，费森迈耶说道：“殿下，您现在处于元首的保护之下。”霍尔蒂被带到一个房间里，惊讶地发现匈牙利法西斯运动“箭十字”头子萨拉希伯爵正在里面等着他。萨拉希向霍尔蒂行了个法西斯敬礼，然后说道：“殿下，请您即刻任命我为政府总理！”据霍尔蒂的回忆，当时他讥讽地对萨拉希说道：“我现在是德国人的囚徒，你还是去请德国人任命你当总理吧！”

当天晚上6点，霍尔蒂被费森迈耶押回王宫，在那里被迫签署了一项声明，宣布自己退位，并任命萨拉希为总理。萨拉希上台后立即以霍尔蒂的名义取消了停战声明，并宣称“匈牙利被及时地从布尔什维主义的虎口中救出”，匈牙利从此一直被绑在德国阵营里直至战争结束。原本要被盖世太保处决掉的小霍尔蒂则在凯塞林元帅的保护下逃脱一死，被囚禁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卡普里岛，后来被美军解放。

10月17日下午4时半，霍尔蒂在党卫军的严密警卫下被押送到布达南站，和妻子、女儿、外孙（女婿托斯特中校已经愤而自杀）一道登上专列，被押往德国。同车而行的还有匈军元帅、后勤司令不伦瑞克亲王（Gyorgy von Brunswik）和宫廷卫队司令拉扎尔中将（Karoly Lazar）。“铁拳”作战如今告一段落，当天晚上，斯科尔兹内下榻于摄政王的宫殿里，得以好好地享受一番。这座王宫里有一间据说是奥匈帝国皇帝用过的豪华浴室，如今这间浴室成了斯科尔兹内的专用品。事实上这是希特勒的犒赏，因为斯科尔兹内确保了匈牙利继续留在轴心国集团中为德国卖命，其功劳是非同小可的。

1944年，随着盟军逼近德国边境，战势日渐对德国不利。希特勒计划于12月发起阿登反击战，旨在切断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盟军联系，并夺取安特卫普港。在这个计划中，希特勒一再强调占领默兹河桥梁的重要性，这些桥梁对包围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对各种方案的仔细分析，希特勒决定组建一支特殊部队——第150装甲旅，为其配备缴获的美国战车、武器和服装及相关证件，其任务是身穿盟军服装混入默兹河附近的盟军部队中，出其不意地夺占桥梁，并在敌军中制造混乱，为德军开辟一条到达胜利的道路，这一计划被称为“格里芬行动”。在希特勒心中，最适合担任这个新部队的指挥官非斯科尔兹内莫属。

1944年10月22日，希特勒再次召见斯科尔兹内，将其晋升为上校，并向其简单介绍了情况。事后，斯科尔兹内回忆道：“他（希特勒）告诉我已拥有的物资的数量，我记得他说我们将在阿登部署6,000门火炮，此外，德国空军将派出约2,000架飞机，其中包括许多新型喷气机。然后他告诉我，我的任务是率领一个装甲旅开往默兹河的桥梁，并完整无缺地占领它们。”

斯科尔兹内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来组建这支特殊部队，他立即投入工作。1944年10月26日，最初的筹建方案呈交给约德尔将军——需要3,300人，分为3个营。他希望能够拥有150辆缴获的“谢尔曼”坦克，32辆装甲车，近200辆卡车和150辆吉普，但理想与现实总是相距甚远——最后只获得了2辆“谢尔曼”，2辆美国装甲车，不到100辆吉普和卡车，其余全是德国装备——5辆“豹”式坦克，6辆装甲车，6辆装甲运兵车及5辆突击炮。这些战车全都涂上白星，伪装成美国装备，然而连斯科尔兹内自己也承认，这些伪美国装备只能“在非常远的距离或者在晚上迷惑非常年轻的美国兵。”

随后，德军最高统帅部下令在所有陆军部队中招募志愿者参加一项秘密行动，要求报名者会讲英语。在招募来的2,500名志愿者中,500人来自党卫军，800人来自空军，1200人来自陆军。但最令斯科尔兹内难受的是，他发现这些志愿者中只有约400人会讲小学生式的英语，只有10人能够讲流利的美国俚语。“其余的英语水平大都只是会讲‘Yes’和‘OK’”斯科尔兹内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根本不可能欺骗美国人，甚至连聋子也骗不了。”单兵装备同样短缺，尽管德国战俘管理局局长接到命令为150装甲旅提供美军战俘的制服，但到11月中旬，150旅仍然缺少1,500个美式头盔，许多士兵只领到了夏季的美兵制服，上边还带着战俘标志。

志愿者们首先被集中于一个训练中心进行封闭式强化训练，首先强化英语口语，有的还被送到战俘营练习英语水平。他们还要学习美军士兵的一些习惯，甚至说粗口时的腔调，嚼口香糖的动作，吊儿郎当的懒散站立姿势等。其中最后一项任务最难训练，因为德国士兵在和上级说话时往往不自觉地并拢脚跟立正聆听，而在美军中上下级关系很散漫，这种习惯会要了他们的命。此外这些还要学习驾驶美国车辆，使用美制武器等。训练的内容极其机密，据法国历史学家说，有一位参加训练的士兵因为违反了保密规定，在家信中描述了近况而被枪毙了。斯科尔兹内从经过训练后的志愿者中挑出44名英语最流利的士兵，组成一支特殊突击队，作为第150旅主要部队的先头部队。

除斯科尔兹内外，第150装甲旅中没有人知道该旅的真正任务，甚至各营指挥官也不得其详。队伍中开始出现关于作战目的各种传言，流传最广的是认为该旅的任务是绑架艾森豪威尔。德方也不对这些传言进行解释或辟谣，目的是使盟军的情报机构无法了解其真实目的，不过战后斯科尔兹内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防止被己方误伤，150旅的士兵都戴着蓝色或粉红色的领巾，解开军服的第二个纽扣，手持发红光（晚上）或蓝光（白天）的手电筒。车辆的保险杠特定位置画上白色的C、D、X、Y、Z等特定字母，坦克的后部则画上一个黄色三角形，或将炮塔转至9点钟方向。不过这样一来，又增加了暴露身份的可能性，因为德军其他常规部队的士兵们自然也会被告知这些识别方法，毫无疑问盟军的情报人员也会通过审讯战俘获知这些情报。

照希特勒的计划，“格里芬行动”分为两个部分，行动的第一部分是派出先遣突击队，他们在德军制服上再套上一件美军的野战夹克，乘坐美军吉普车，趁美军战线被突破的机会，分成小组赶在撤退中美军的前面渗透到其后方，摧毁燃料供应站、桥梁附近的弹药库，或渗透到盟军占领的地区执行侦察任务，并在盟军中散布假命令，使用一切手段制造混乱。第二部分为第150装甲旅主部，他们将以美式伪装加入到美国的撤退中，然后长驱直入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

“格里芬行动”行动的第一部分基本获得了成功。阿登反击战开始的前一天，斯科尔兹内派出了4个侦察突击队和2个破坏突击队。至少有44名队员混入美军后方到处制造混乱，然后返回，有2名突击队员甚至驾驶吉普车沿默兹河往返一次。这次行动在第一天只损失了8名士兵，其中3人因答不出口令被美军宪兵逮捕，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军人供应证、900美元、1000英镑（全是伪钞）、2支消音冲锋枪、2把自动手枪、1把德国手枪和6颗美军手榴弹。1944年12月16日，一个突击队在经过第32骑兵大队时候暴露了身份——他们的长统马靴引起了怀疑，在接受询问时自称是“E Company”（E连）的骑兵,而美军的骑兵单位不称为“company”，而称为“troop”。这件事证实事先无论怎样仔细准备和训练，有一些情况是无法事先预料并排练好的。这个突击队的18名士兵被捕后全部被当作间谍处死。

然而，“格里芬行动”的第二部分计划却未能实施。第150装甲旅的主部队与参加反攻战的部队一起遭遇了严重的交通堵塞，直到反击开始2天后，1944年12月18日，党卫军第1装甲集群才抵达进攻出发点。该集群提供给第150装甲旅的美国坦克和卡车的数量尚不及所需的零头，不足之数必须以伪装的德国车辆来充数。而且德军在第150旅待命的地区又始终不曾有明确的突破，因此其推进时间一再拖延，斯科尔兹内最终不得不放弃了第二部分计划，并同意陆军第6装甲集群将其部队当作常规军使用,任务是保卫马尔梅迪（Malmedy）公路交汇处的安全,使得党卫军第1和第12装甲师可以继续移动。在策划这次进攻时,斯科尔兹内并不知道原来只有一个盟军工兵团驻守着的马尔梅迪兵力已多于一个师。

战后的一些报道对第150旅的战果情况极为夸大，将其描述为一支拥有无尽资源的战斗部队，实际上其装备根本不足，并且没有什么直接的战斗成果。不过，“格里芬行动”行动确实在盟军中引起了恐慌，几天之内，阿登战线上的盟军各部队均接到了关于“穿着美国军服的德军”的报告，各种传言也在盟军中不胫而走，并且不断夸大，一时间盟军中几乎谈“斯”色变，“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成了盟军中谈论最多的话题。美国大兵每逢在路上互相遭遇时都会彼此怀疑对方是敌人。各部队开始严格警戒，认真盘查过往车辆和人员，任何官阶、证件和抗议都不能使旅行者在经过一个叉道时得以免受严格的查询。除要求对方回答口令外，还会询问一些美国的风土人情，如橄榄球队的比分或棒球明星的名字等。一旦认为回答可疑便立即扣押，结果却往往误抓己方。战后斯科尔兹内就遇到了几位曾被误抓的美军官兵，其中一名陆军上尉仅仅因为穿了“可疑”的长统靴就被宪兵不由分说逮了起来。

最后，甚至连美第12集团军群司令布雷德雷上将也亲身经历了这种怀疑一切的检查。一次他乘坐一辆吉普车前去拜访赫吉斯中将，短短的旅途中遭到多次盘查，尽管他每次都表明身份，但各路口的哨兵仍不时问他一些有关美国的事情，回答稍有迟疑便会引来警觉的目光。事后布雷德回忆说：“最初一位检查人员问我，伊利诺伊州的州府在哪儿，我回答说是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伊利诺伊州首府），没想到他‘纠正’我说应该是芝加哥。还有一个岗哨的士兵问我电影明星蓓蒂·格拉伯（美兵的偶像）的现任丈夫是谁？我立即回答说是哈里·詹姆斯，结果令他们颇为满意。”布雷德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约有五十万的美国兵，互相见面时简直如猫见了耗子一般，大眼瞪着小眼，互相怀疑着对方。”

根据被俘突击队员的“交待”，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安全成了盟军最担心的问题，盟军司令部里也一度人心惶惶，甚至草木皆兵。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说：“一名激动不已的上校坚持认为杀害我的计划千真万确，甚至还说出了这个计划的细节。他的结论得到了保安参谋们的支持……保安军官们如此紧张，立刻把司令部布置成要塞一样，到处都张满了铁丝网，甚至停放了数辆坦克，卫兵也增加到平时的两倍、三倍、四倍……一听到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各办公室就会立即紧张起来。我频频接到各界的电话，询问艾森豪威尔是否安在……”最后不厌其烦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离开当时居住的、离盟军最高司令部不远的别墅（因为几年前这里曾是龙德斯泰德元帅的司令部，德军对这栋建筑的一砖一瓦都了如指掌），转移到凡尔赛附近，出入总有一个中队的卫兵跟随，活动范围也受到限制。这种形同软禁的状况持续了数周时间，令他大为头痛和不耐烦。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此时斯科尔兹内仍在山间小屋里平安地过日子，直到有一天山谷间的农民来报告说美军正在全力搜捕他，斯科尔兹内才下决心向美军投降。他给附近的美军指挥官写了一封信，让这位农民带去，然而这信却如泥牛入海，几天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结果仍是毫无动静，讽刺的是此时美军仍在通过电台和报纸在全欧洲通缉他。最后斯科尔兹内决定带着拉德尔和另外两名手下下山投降。

然而即使向美军投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到了萨尔茨堡的美军司令部，向一名上士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这位上士却说不曾听到过有关斯科尔兹内来投降时如何处置的指示，于是又派人驱车带他们前往师部。路上开车的美军士兵得知他的大名后竟然说：“如果你真的是斯科尔兹内的话，就痛快的喝一顿吧！因为今晚你可能就上绞架了！”

在第42师的司令部，没人对斯科尔兹内一行表示出有兴趣的样子，还让他们靠边站。然而在他们的身份被核实后情况就不同了，斯科尔兹内回忆道：“一下子从房间的四个房门里出来四个士兵，都把手里的冲锋枪对准了我。”在美军司令部里，斯科尔兹内先被搜身检查毒药，然后反绑着双手牵到了记者招待会上。他的投降成了当天最轰动的新闻。

1947年8月18日，已在战俘营中度过了2年时光的斯科尔兹内与其他10名党卫军战犯一起被带到达豪接受审判。美军军事法庭对斯科尔兹内的指控主要有两点：1、指使第150装甲旅的士兵伪装成美军，使用美军的旗帜、徽章和制服，混入盟军队伍中制造混乱，这违反了国际法中关于“在实际交战中，交战双方必须明确身份”的原则；2、企图谋杀艾森豪威尔。

斯科尔兹内的辩护律师罗伯特·达斯多则强调，第150旅的士兵们只是在夜幕中前往目标的过程中身穿美军制服，而一旦被发现，他们立即脱掉美国军服，恢复德军装扮。而关于在实际战斗中使用敌方制服方面，当时的相关法律中的规定并不明确。达斯多认为，国际法中并没有明确禁止使用敌方军服，而只是强调“禁止不恰当地使用”，因此，相关规则应理解为：“士兵在偷偷潜入敌方侦察或为保护自身不受伤害时，可以穿着敌方军服，但在实际交战时，必须穿戴与敌人有明显区别的服装或徽章。”

负责审判的美陆军上校罗森福尔德却不赞同达斯多的辩护理由，认为其士兵在被敌人发现后，在向对方开枪前脱下伪装的行为毫无意义，因为对方已经被欺骗，在战斗中已处于不公平的弱势。但达斯多辩护说，盟军在战争中也会采用这种方式执行一些任务，并且请到了英国空军传奇性的特种部队指挥官福雷斯特·托马斯中校作证，证实他们为营救被德军关押的战友，也曾让部下带着武器、身穿德军制服、用伪造的德军证件到德军监狱里活动，并承认，若暴露身份或感到有危险，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托马斯的证词起到了关键作用，对斯科尔兹内的这项控罪撤销。对他的第2项控罪也因证据不足而撤销。

然而，宣布无罪后的斯科尔兹内并没有获释，不久之后，他被送到德国中部达姆施塔特的“非纳粹化”战俘营。其间盟军有6次准备将他释放，但都因政治原因或者官僚文牍而拖延了。斯科尔兹内此时已经熬不下去了，他写信给托马斯上校征求意见，后者的回答只有两个字：“逃跑！”。

1948年7月27日，斯科尔兹内再次发挥了特种兵的才能，躲进一辆货车里逃出了战俘营。货车在离达姆施塔特16公里的森林中停了下来，那里有人拿着衣箱等着他的到来。斯科尔兹内迅速换上平民服装，搭乘货车前往斯图加特。第二天他来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并在那里隐藏起来。其间他曾写信给西德政府征求意见，西德政府非正式地同意他隐藏起来，不要随意露面。为逃避盟国和犹太人的追踪，他隐姓埋名，还把棕红色的头发染成了黄色。

东躲西藏了18个月后，斯科尔兹内手拿罗马教廷签发的“难民”护照来到西班牙，在那里得到了独裁者佛朗哥将军的庇护，获得了西班牙护照，并恢复了其战前的身份——工程师。他向朋友借了一笔金钱，开设了一家工业技术公司，在1952年成交了一笔当时西班牙最大的买卖，将价值500万美元的铁路车辆和工具卖给西班牙。

同是在1952年，联邦德国政府终于宣布斯科尔兹内并未犯下战争罪，他终于可以在各国间游走。此后斯科尔兹内曾以顾问的身份为埃及总统纳赛尔工作，随后又来到阿根廷，与庇隆总统关系密切。他帮助庇隆组建了南美最凶残的秘密警察力量，还担任庇隆夫人的贴身保镖，至少挫败了一次暗杀阴谋。当然，他也因此获得了回报——庇隆夫人从其名下基金会（极有可能是鲍曼自德国转移出的纳粹财富）的财产中划拨了一部分给斯科尔兹内。

此外，他还致力于帮助尚在狱中的前纳粹军官们获释或逃跑，其中最知名的有派珀（Joachim Peiper）、塞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和迈耶（Kurt “Panze” Meyer）。曾有报道称斯科尔兹内手中握有丘吉尔与墨索里尼在整个战争期间一些秘密谈判的证据或文件，他曾威胁丘吉尔，如果不释放这些战俘，他将把证据公诸于世。在斯科尔兹内的帮助下，有超过500名纳粹军官经西班牙逃往南美。

此后关于斯科尔兹内的流言继续满天飞。有消息称苏伊士战争期间他曾经训练埃及蛙人去炸英法的军舰；有人说他接受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58年由埃及和叙利亚组成，1961年叙利亚，1971年重新恢复“埃及”旧名）的委托，以50万英镑的代价绑架摩洛哥国王；还有传言称，斯科尔兹内于1952年利用所谓的“敖得萨组织”（ODESSA，意为“前党卫军成员组织”，实际名称为Die Spinne）基金，在南美洲重新建立了纳粹组织；还有人说他曾在60年代帮助中央情报局在古巴的行动，但这些事情都无法得到证实。

在阿根廷盘垣数年后，斯科尔兹内又回到西班牙，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970年10月，斯科尔兹内在汉堡大学附属医院接受了脊椎外科手术，摘除肿瘤，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975年7月5日，“欧洲最危险的男人”斯科尔兹内卒于马德里，终年67岁。按照他的遗愿，斯科尔兹内被埋葬在维也纳的多布林格公墓，长伴于其母亲身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