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赫·巴托尔

达木丁・苏赫巴托尔， 1893年2月2日生于今蒙古国色楞格省阿尔丹布拉克市（旧名买卖城），其父是一位贫穷的阿拉特牧民。五岁时，为了养活一家老小，苏赫·巴托尔举家迁往库伦。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签定以后，英法美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政府把危机转变成为对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这时沙皇俄国野心勃勃，一心想把中国的外蒙古和东北据为己有。1910年冬，在沙皇俄国的挑唆和鼓动下，一小撮外蒙王公贵族、封建主和喇嘛逐渐蜕变为民族分裂分子，蠢蠢欲动，库伦成为一个矛盾和冲突非常激烈的城市。

早年的苏赫·巴托尔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家庭的贫困迫使他很小就出外谋生。14岁时，苏赫·巴托尔被雇到库伦至恰克图的驿道上当了一名马夫。在亲眼目睹了清廷官吏腐化糜烂、穷奢极欲的生活后，也亲身感受到外蒙古封建主、喇嘛教首领对下层阿拉特牧民的剥削和压迫。后来苏赫·巴托尔到库伦打短工，利用空闲时间，坚持不懈地学习蒙古文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蒙古的博克多格根大活佛等大封建主和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急不可待地企图凭借沙俄的扶持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在遭到拒绝后，他们私自组建军队，力图同北京中央政府对抗。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满清皇帝在一片讨伐声中惊恐地宣布退位，外蒙古也震动了。这一年，19岁的苏赫·巴托尔参加了“自治蒙古军”。不久，即被选派到俄国人主办的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骑兵连长。

苏赫·巴托尔曾多次参加同日本扶持的巴布扎布军队的作战，在战斗中由于表现勇敢和机智，获得了几枚奖章和巴托尔（意为勇士）的称号，该称号后来成为他名字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前后苏赫·巴托尔在军队中逐步接触到了苏维埃革命思想。当时，在“自治蒙古军”里，有几个同情革命、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俄国教官和顾问，苏赫·巴托尔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有关俄国革命运动的情况，来自北边西伯利亚的的那场革命极大的激发了苏赫·巴托尔的革命精神和民族分裂思想，而同期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残暴，更加速了他思想上的彻底转变。1918年底，苏赫·巴托尔回到库伦在一家印刷所当排字工人，这时的生活虽然十分艰难，但却很讲义气，因此很快就有一帮穷哥们聚集在他周围，慢慢形成了蒙古的第一个革命党小组。

1919年底苏赫·巴托尔逃过中国军阀徐树铮军队的追捕进入苏俄境内，积极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和援助。不久之后根据苏俄的建议，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的两个革命小组合并成一个组织，合并大会于1920年3月在伊尔库茨克完成并创立了以苏赫·巴托尔为领袖的蒙古人民党。依据苏赫·巴托尔的设想，蒙古必须寻求民族独立，脱离中国，同时取消封建农奴制和贵族世袭特权，并大力争取苏俄的支援。

新成立的蒙古人民党第一次党代会于1921年3月1日—3日在蒙俄边境城市恰克图举行，3月13日新的党中央委员会组建了蒙古人民的临时政府。随后苏赫·巴托尔的人民军占领了买卖城，并以此为新的首都。由苏方扶持的蒙古军队于同年7月初把俄罗斯恩琴的白卫军势力驱逐出了库伦城并占领了该城。故此，1921年7月11日被定为蒙古国的国庆日，蒙古人民党还保留了博格多格根汗名义君主的地位，成立了君主立宪制的人民政府。苏赫·巴托尔被选为实际的最高领袖和军事战争部长，乔巴山为其副手。

1921年7月苏赫·巴托尔上台后执行了一套残酷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人民党政府极端仇视前宗主国中国，对外政策和方针完全几乎秉承苏俄的步调和主意，完全变为苏俄的傀儡卫星国。政府的第一步，首先是宣布剥夺和没收原封建贵族和知识分子的私有财产，并把大量喇嘛和僧侣赶出寺院；第二步是积极加强和扩大与苏俄的关系，大量苏俄军官、顾问和技术人员被安插到政府各个部门；第三步是立即断绝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往来，驱逐中国商人并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并严格控制和打压所谓亲中国的蒙古人的言行，对相当部分支持和维护统一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南方中国人直接实施了枪决和屠杀；第四步是施行大范围的圈地牧羊运动，几乎完全取消和禁止除政府许可以外的任何工业生产活动；第五步是高调宣布蒙古政府是独立的、合法的政府，不受任何中国政府的节制或领导，同时从宗教和政治生活中大力渲染苏赫·巴托尔本人的高大革命者形象，并试图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抹除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神圣地位和影响。

首先是肃清盘踞在蒙古西部广大地区的温甘伦残余匪帮的斗争。当地的人民革命党人，在乌里雅苏台发动起义，并组织游击队与白匪战斗，但由于力量弱小，没有取得进展。苏俄远东共和国派遣西部一支骑兵小分队支援游击队，结果被白匪包围，与游击队一起共同战斗十余天，弹尽粮绝全部牺牲。苏俄红军远东司令部遂派大批正规部队，由库伦向西和由伊尔库次克向南，两路进军乌里雅苏台夹击白匪军，于1922年7月全歼白匪残余势力，生擒温甘伦，交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其次是镇压沙其喇嘛的反革命暴乱。沙其喇嘛本是西藏的一个高利贷商人，与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关系密切。他不仅曾怂恿哲布尊丹巴秘密勾结温甘伦白匪，而且在人民革命胜利后，暗中进行活动企图推翻人民政府。他利用失势的王公贵族和反动喇嘛对政府经济改革政策的不满，广为收罗党羽，并秘密从西藏等地运进武器，密谋于1922年12月在库伦发动暴乱，进攻政府办公大楼。他们的这一阴谋，很快便被人民政府获悉，人民军在库伦进行了大搜捕，暴乱阴谋被粉碎，沙其喇嘛被处决。

更严重的事件是人民政府总理鲍道企图发动政变。鲍道出生在一个封建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还精通汉文，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蒙古革命以前，他在一个寺庙当喇嘛。革命发展到库伦，他离开寺庙加入人民革命党，受到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的信任，人民政府成立时被推选为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就任以后，在国内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反对激进的改革，在国际上主张不仅仅同苏俄保持联系，还应同中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都保持来往，这就同苏赫巴特尔、乔巴山等领导人发生严重分歧。斗争的结果，鲍道辞去了总理和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职务。他为了寻求自己的“拯救蒙古民族”的道路，不仅在库伦积极活动，宣传他独特的思想，还向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阐述政治主张博取同情，甚至偷偷地于1922年5月跑到中国沈阳，动员军阀张作霖出兵外蒙古，回蒙古后继续同张作霖暗中来往。他的这些活动，当然为人民革命党所不容，最后以阴谋进行反革命政变罪，将他及其同党沙格达尔扎布(司法部长)、达伦喇嘛(内政部长)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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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2月22日，苏赫巴特尔被人毒死于医院中，这对蒙古人民和人民革命党无异于晴天霹雳。苏赫巴特尔在层出不穷的反革命事件中，殚精竭虑日夜忧思，他虽然只有三十岁，也感到精疲力竭，便住进医院休养治疗。一天晚上，他服药后正躺在病房看报，忽然腹部剧痛，头晕目眩，昏迷不醒，医生进行急救为时已晚。后来检查，死于中毒。

苏赫·巴托尔的激进执政措施在最初的一两年确实在一部分农牧民当中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随着施政纲领的不断深入，这种不得人心的社会变革理念越来越受到挑战和威胁。一方面多数蒙古普通民众并不热心和盲从于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等人的所谓脱离中国的政治独立运动，另一方面政府的很多行为招致了大量知识分子和有产者的竭力反对，有些甚至是暴力抵抗，同时整个蒙古社会由于这次独立运动变革而变得更加贫病交加和动荡不堪。

在复杂的国内局势下，蒙古社会各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势力角逐，即使在人民革命党内部各派势力也是明争暗斗，但是苏赫·巴托尔没有觉察到这种潜在危险，1923年2月23日苏赫·巴托尔突然暴死，死时年仅30岁。

苏赫巴托尔广场

每年的蒙古人民革命纪念日都对其隆重纪念，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建有苏赫·巴托尔广场，并立有他的铜像和镌刻有铭文的碑文：“注意！别让我们所争得的自由再落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主手里。为了不失去这自由，必须深入革命，对敌人进行无情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