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

秦人始居陇山以西今甘肃省东部，与戎人杂居错处，远离中原。周王室东迁之后，秦人才逐步东进，历经若干代人的努力，到秦穆公时，终于征服了关中。此后，直到秦惠文王取巴蜀（即今四川）之前，长达近三百年间，秦国的国土一直大致稳定在今陕西关中地区。这一区域位于当时华夏文明区的最西端。司马迁说秦国是“僻在雍州”，唐代杜佑则说“关中寓内西偏”。

战国形势图

秦国向西、向北这两个方向发展，有广阔的国土拓展空间。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相对低落，一个政权占有土地面积愈大，统治区域内人口愈多。秦国的南部是富饶的巴蜀之地。秦国对比东方六国，突出的地势地形优势有二：一是位居高原，控扼黄河上游，对整个东方有以高凌下之势。二是周围山围水绕，外敌难以入侵，未战而先立于不败之地。

秦国在长期征战中也在被征服地区设县。商鞅变法在秦国设县31个。秦始皇灭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九郡）。秦国采用郡县制而一举强国，从西陲小国到并吞天下；秦朝采用郡县制维系了大一统局面，开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地方行政制度之先河。

秦国对周朝封建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后，决定采用郡县制。秦国作为周朝的一个封国，面临着比其它诸侯国更大的危机。秦早在作为周的附庸时，就位于对西戎作战的前线。西周的灭亡，使秦深切意识到诸侯的不可靠。而在长期的与犬戎作战中，秦更认识到常备军的重要性。秦处于西陲边境，长期与戎狄杂居，较少受周朝带有封建性的礼仪制度的影响，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对周朝分封制的陌生感和疑虑。历代秦君对分封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进而意识到分封制的缺陷，因此对分封制持怀疑和否定态度。

秦国作为分封最晚的诸侯，而且是作为周朝西部藩篱的诸侯，面临着与关东诸侯不同的局面。首先，秦国要以实行郡县制来应对强大的外来威胁。秦国在立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与犬戎等游牧民族有着战事。其次，秦国要以实行郡县制来化解秦国内部频频出现的“君臣乖乱”的政治危机。秦权臣大庶长三父等在秦宁公死后，废国君，并暗杀之，更立新君，使秦国出现动乱局面。在此情形下，秦国必须从郡县制上找出路。再次，秦国要以实行郡县制来维护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郡县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免。

秦邑（甘肃天水市故秦城）

西垂（殷周时对西方边地的泛称，相当于今甘肃省东南部一带）

汧邑（陕西宝鸡陇县南）

平阳（陕西宝鸡眉县西）

雍城（陕西宝鸡凤翔县治）

泾阳（陕西咸阳市泾阳县北）

栎阳（陕西西安市北）

咸阳（陕西咸阳市东、西安市西北）

秦国服兵役的年龄是十七岁到六十岁，除此之外，秦的兵役制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全民皆兵，秦代服兵役的年龄是从十七岁到六十岁，这就是说一个男子一生当中有四十三年时间要去服役，可见其负担的沉重，另在云梦秦简《编年记》中写道“庄王十二年，喜治狱鄢。”和“十三年，从军。”作为一个小官吏也要从军，服兵役，由此说明秦国兵役制度不只是针对普通百姓而言，下级官吏也需服役，可见，整个秦国可算得上是全部男子都需要服兵役，为实现秦的统一而奋战，除此之外，老人、妇女、小孩也要从役，据《汉书·严安传》记载，“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商君书·兵守》记载，“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根据清人梁玉绳的统计，秦献公二十一年与晋战斩首六万，始皇十三年攻赵斩首十万，共计一百六十六万八 千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秦士兵在斩杀六国一百多万将士的同时，自己的兵力也会大大受损，在统一战争中，秦军也遭受到许多次战役的失败，再加上正处于战争年代，生产力和医疗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是不能成正比的。

为建立起一支英勇善战，能赢得统一战争胜利的强大军队，秦制定了严明而系统的训练管理制度。在吴子《治兵》中记载了当时军队训练的具体方法：如，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每变教习，乃授其兵，是为将事。可以看出秦军队训练形成了一定的体系，有专职教官负责训练，并且不同兵种有着不同的训练任务与要求。与此同时，秦国统治者还制定了严厉的军事刑罚来保证军队训练有效进行。

秦国虎符

秦国为了吞灭六国实现大一统的愿望，建立完备的后勤保障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秦王发布优惠政策，招三晋民众来秦，免除他们三代的徭役赋税，秦境内的山林水泽十年不受赋税。秦人在外打仗，新民在国内进行耕作，解决了军粮供应的问题。这样一来，既不耽误农业生产，也不妨碍发兵去征伐他国，是富国强兵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秦统治者还制定了一系列规范和严格的畜牧业管理制度。

周平王东迁以后，王权日益衰落，周王室对土地的控制权也随之衰弱。诸侯与周之间、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大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田地的斗争。这种持久的斗争，使春秋时期形成了土地国有制及其下的私人占有制的二重结构。

秦国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行土地国有化。其途径：一是国家取消分土而守的封侯、采邑制，代之以郡（商鞅变法时秦国尚未设郡级）县制，重新以新军功“家次”来“名田宅”，并命令宗室等无军功者不得属籍。二是国家通过“集小乡邑聚为县”、“壹山泽”等措施，完成了村社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垄断。秦国在实行普遍土地国有制的背景下，国家政府机构直接经营管理大部分土地，而通过授田（即庶民份地授田和军功份地益田等方式）将小部分土地转归私人占有和经营使用。商鞅变法后，秦国国有土地数量大，质量优，由中央内史（后为治粟内史）统摄。国营土地的收益成为国库收入的主要财源之一。秦国国营土地分为三种：一是农业耕地；二是苑囿、牧场、草地；三是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秦简《仓律》中有五条关于国营耕地管理的立法。秦国对国营耕地有系统的管理办法。国家指定了国营耕地的种子，规定了耕种方法，政府使用刑徒等来统一耕作。国营耕地的收益交给国库，而不入王室，由总理全国财政的内史统一掌握。秦国各级政府圈占了村社牧场、草地，并设官分职专门管理。秦国对山林川泽实行国家专利政策。

秦国自商鞅变法至统一六国，一直实行多种形式的国家授田制，由国家向农民统征赋役，既税地又税人。秦国的授田制，以户口为依据，即普通庶民士伍只要立户名国版，便可享有国家定期授予的田宅。国民一般都能获得国家授予的一百亩田地。秦国政府规定，土地不属于国民的私有财产，国民对授田不得进行买卖，不得进行典质、抵押。政府还督促国民勤奋耕种田地，对懒惰者要进行处罚。秦国的国家土地所有权，以租税合一的形式来实现。秦民无论贵贱贫富、土地多寡，对国家的租税负担是统一的，没有此轻彼重的现象。

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开始课收实物田租。秦国以个人占有田地的数量而不是以人口的数量作为征收田租的标准。由国家按照一定估产和比例统一规定一个固定租额征收租税。每年九月，交租者必须将粟谷、刍稿送达一定地点，而政府不计其脚力运费。秦国山林、川泽约占国土的1/3，是可供开发的宝地。按照当时的观念及律令，山泽及其出产物鱼、盐、蜃、蛤等水产品及金、银、锡、石等矿产品都是国君的财富，自然要向百姓征收山泽税。

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秦国“初为赋”，开始对一些赋税统一制定常制。赋的征收，以户为单位，故称为“户赋”，以后又改为“口赋”。秦国对封君列侯只划给封邑，而不给俸禄，即国家以其地内土地、民众的赋税改归封君以充俸禄。秦国在惠文王之后，赋的征收形式是钱和布，但以钱为主。早在商鞅变法之初，秦国田租就成为广大农民的繁重负担，造成了“士戚而民苦”。而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租赋日益加重。民众除了应对常征田租和户赋之外，还要忍受部分地方官吏的任意非法聚敛。商鞅变法后，秦国设有专门的《傅律》，规定了有关“傅”的各项制度。秦国民众年十七岁就开始服徭役。一般民众在一生中有三十三年以至三十九年在服徭役。秦国兵役的征发，早就严重地影响了秦国的农业生产，严重地影响了百姓的生活质量。在秦国的租赋徭役制度中，赋重于租，徭役又远重于租赋。随着占有地盘的扩大和战争的增加，秦国对百姓的徭役也不断加大，徭役制度也不断败坏。

秦钱铸造范式

商鞅变法，着力改变当时国民弃农经商，“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的现象，颁布命令：“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对致力于耕织者给予免除徭役的优待，对经商及荒怠农业者没为官奴婢。同时，加重关市之税，不许商人贩卖粮食，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徭役，以迫使商人弃商归农。政府对任何不利于农业的经济活动都要打击，对任何有利于农业的经济活动都要鼓励。秦国政府对农业税征收实物，并且税率比较轻。同时加重关市之征，加重酒肉之征，对游惰之人也课以重税。战国时代，修建了郑国渠、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进一步促使农业生产发展。

战国初期，秦国经济比较落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比其他国家迟缓。秦国在秦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才“初行为市”，开始发展商品经济。不久，秦国将都城自雍（今陕西凤翔）迁至栎邑（今陕西临潼），西接戎狄，东连三晋，大大便利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秦国工商管理政策规定，由国家独占山林川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禁止民间私铸货币。中央设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设“左采铁”、“右采铁”管理采矿冶铁。铸币业由各级政府控制，禁止民间私自铸钱。秦国对外来商人采取较为优厚的管理政策，以加强物资交流。秦国对外来商人实行“布吏制度”，即外邦来的商人入境，必须以符传谒见主管官员，经批准后才能从事贸易活动。尽管秦国法律苛严，但对外来商人的处治却比较轻。秦国法律禁止秦国民众与外来商人进行珠玉交易。法律还禁止官吏私自经商牟利等。

手工业以冶铜和制陶最为发达。发明了铬盐氧化处理兵器的新工艺；建筑材料颇具特色，瓦当更是精美的艺术品。

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秦始皇吸取了战国时期设置官职的具体经验，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政权机构。

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是百官之首，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是丞相的副贰，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

秦朝疆域图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掖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辟的廷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皇帝作裁决。

在此之外，秦代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博士—“掌通古今”，即通晓古今史以备皇帝咨询，同时负责图书收藏；典属国——与典客一样主管少数民族事务，不同的是典客掌管与秦友好的少数民族的交往，而典属国则负责已投降秦朝的少数民族；詹事——管理皇后和太子的事务。

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机构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其中汉代的“三公九卿”，基本上是照搬秦制。

秦国文化主要来自姬周文明，纵观秦文化的发展，早期由于秦偏在西垂，与中原诸国交往较少，周文化对秦的影响在西周初年即已开始，尤其在秦文公时代打败戎人“收周余民”及后来占有西周故地之后，秦对周文化有了更多的吸收和继承。在秦文化的发展中，真正与周文化发生重大偏离的是在战国中晚期，即秦孝公以后到始皇帝的这一时期，法家思想在秦得到贯彻和施行，秦国政、俗为之一大变。尤其是自商鞅变法之后，秦形成了和周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一种全新法家文化体系，人们所说的秦“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要略》）的这些特征，正是产生于这一阶段。至此，秦的文化（制度）已走向了一条与周文化不同的道路，到战国晚期，秦文化已发展成一种极端的文化，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严厉特征。

秦王黄金陪葬品

秦国人崇尚黑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杂役奴仆全都穿着以黑色为主色系的衣服。朝堂之上的大臣们清一色都是黑色衣服。就连朝堂的装修风格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金碧辉煌，而是以黑色为主色调。

宝鸡雍城出土周孝王鼎

在东汉历史学家编纂的《汉书·律历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猎时，曾经捕获过一条黑色的龙。而这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征。因此，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一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帝国，就都崇尚黑色。所谓五行、五德学说是战国时期齐国的阴阳家邹衍提出的学术观点。主要指金木水火土代表五种德性。这五德周而复始，循环运转，用来解释王朝的兴衰更替。

秦国的军旗为黑色，第一是文化的原因，水德之君对应的就是黑色。第二，黑色的军旗便于隐蔽，耐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把黑色定为秦朝的国色。

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作为官方文字的金文，形制比较一致。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陶文、帛书、简书等民间文字，则存在着区域中的差异。这种状况妨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也影响了中央政府政策法令的有效推行。于是，秦统一中原后，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理、统一工作。

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大篆为基础，吸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划简省的优点，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比划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此外，一位叫程邈的衙吏因犯罪被关进云阳的监狱，在坐牢的10年时间里，他对当时字体的演变中已出现的一种变化（后世称为“隶变”），进行总结。此举受到秦始皇的赏识，遂将他释放，还提升为御史，命其“定书”，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

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很不一致。秦统一后，规定货币分金和铜两种：黄金称上币，以镒（秦制20两为镒）为单位；铜钱为下币，统一为圆形方孔，以半两为单位。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铜币才是主要的流通媒介。

秦始皇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单位标准，淘汰与此不合的制度。秦廷在原商鞅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诏书铭文，或另行制作相同的标准器刻上铭文，发到全国。与标准器不同的度、量、衡一律禁止使用。

在田制上，秦王朝规定6尺（合今230厘米）为步，240步为一亩。这一亩制以后沿用千年而不变。

秦始皇的“铁路”是用木材铺设的。做轨道的木材质地坚硬，经过防腐处理，至今尚保存完好。不过枕木已腐朽不堪，显然没经防腐处理，材质也不如轨道坚硬。专家认为这是有意识地选择的。比较软的枕木可以和夯筑得非常坚硬的路基密切结合，从而使轨道平稳。

经过测量，秦始皇的“铁路”，枕木之间的距离竟然正好和马的步子合拍。马匹一旦拉车到了轨道上，就不能不飞快奔跑，几乎无法停下来。专家分析，应该还有专门的车站，在车站枕木之间由木材填充平整，因此马儿到了车站，就可以逐渐减慢速度并停下来。由于使用轨道，摩擦力大大减小，所以马也可以一次拉很多货物。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方法。公认的速度日行六百里，这比号称“八百里加急”的“马上飞递”（按规定以每天300里的速度传递）还高一倍多。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定车宽以六尺为制，一车可通行全国。

“行同伦”就是端正风俗，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在这方面，秦王朝也给予相当的重视。比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来到泰山下。这里原是齐国故地，号称“礼仪之邦”。始皇就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意谓男女之间界限分明，以礼相待，女治内，男治外，各尽其责，从而给后代树立好的榜样），予以表彰。而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在会稽刻石上留的铭文，则对当地盛行的淫泆之风，大加鞭笞，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来矫正吴越地区男女之大防不严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