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毕苏斯基

约泽夫·毕苏斯基生于1867年12月5日，出生地在扎拉瓦斯（波兰语：Zułów，立陶宛语：Zalavas）的家族庄园，这个地方那时属于俄罗斯帝国，现在则属于什文乔尼斯自治区（立陶宛语：Švenčionys）。这个地方在18世纪，波兰立陶宛联邦被普奥俄三大帝国瓜分前，属于联邦两大主体之一的立陶宛。贫困潦倒的贵族家族毕苏斯基家族 拥有波兰爱国传统，这个家族可能是波兰人家族也可能是波兰化立陶宛人家族。约泽夫是家里的次子。 学生时代的毕苏斯基在维尔纽斯的俄罗斯体校念书的约泽夫并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学生。讽刺的是，体校的年轻学生有一位是未来的共产主义者，毕苏斯基的主要政敌捷尔任斯基。 约泽夫与他的兄弟亚当、布罗尼斯瓦夫和扬一起，在他们的母亲玛利亚·“内”·比莱维奇的教导下学习波兰历史和波兰文学，而这，正是俄罗斯当局所不允的。他名字也是约泽夫的父亲参与了反抗俄罗斯对波兰的统治的1863年1月起义。 他的家族对俄罗斯的俄化政策很是不满。年轻的约泽夫非常不愿意在俄罗斯东正教会任职，并带着一份不仅仅对沙皇，也对他很了解的文化的不满离开了学校。

1885年，毕苏斯基在哈尔科夫大学（位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学习医学，在那里他与人民主义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机构，人民意志组织产生关系。1886年，他被禁止参加学生游行运动。他被多尔帕特大学（位于爱沙尼亚塔尔图）拒绝录取，在那里当局了解了他的政治关系。

1887年3月22日，他以与维尔纽斯社会主义者密谋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莫须有罪行，被俄罗斯当局逮捕。事实上，毕苏斯基与该事的主要关系是，他的哥哥布罗尼斯瓦夫参与暗杀沙皇的计划。布罗尼斯瓦夫被处以在东西伯利亚强迫劳役的处罚。 约泽夫的待遇稍好一点：在西伯利亚流放五年，先流放于勒拿河岸的基廉斯克，后流放于屯卡。再被转移至西伯利亚囚犯护送队时，毕苏斯基在伊尔库茨克的一所监狱里滞留了几周。在那里，他参与了被当局看做是造反的一幕：在一名囚犯侮辱一位守卫，并拒绝道歉时，他和其他政治犯因他们的违抗，遭到了守卫的死缠烂打；毕苏斯基被打掉了两颗牙，并参与了随后的绝食抗议，直到当局恢复了政治犯在那次骚乱后被剥夺的权利。因为他参与这次骚乱，他在1881年宣判，被处以六个月监禁的处罚。他被迫在零下40度的情况下，度过他六个月监禁的第一夜；寒冷给他带来几乎要将他杀死的病症，和伴随他一生的健康问题。在他流放至西伯利亚期间，他遇到了很多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波兰人，其中包括几乎成为1863年1月起义领袖的布罗尼斯瓦夫·什瓦尔采。 他允许自己选择工作，并依靠教授儿童数学和外语维持生计（他能讲法语、德语、立陶宛语，除俄语外还有，当然，他的母语波兰语；他后来学了英语）。地方政府认定，作为波兰贵族，他没有从其他流放者拿取10卢布的权力。

1892年，毕苏斯基刑满释放。1893年，他加入波兰社会党（PPS），并参与组建它的立陶宛支部的工作。最开始，他站在社会党更激进的一方，但尽管社会主义通常是以国际主义的面目出现，但他心底还是波兰民族主义者。 1894年，他开始出版地下的社会主义报纸《工人报》，并成为这份报纸的总编辑；他也是它的总作者，最初他还是这份报纸的排字工。

1895年，他成为社会党领导人，他将学说的问题摆在次要位置上，并将社会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联合起来，这次联合给波兰的重新独立带来最大的机会。 1899年的毕苏斯基1899年7月15日，毕苏斯基与他的女同行玛利亚·尤什凯维乔娃·“内”·科普莱夫斯卡结婚他俩的感情在几年后毕苏斯基开始与一位年轻的女社会主义者，亚历桑德拉·什切尔宾斯卡发生关系后，开始恶化。玛利亚在1921年逝世，那年10月，毕苏斯基与亚历桑德拉结婚。他们后来有了两个小女孩，婉达和雅德维加。他们的婚事也遇到了麻烦。

1900年2月，在俄方当局发现位于罗兹的《工人报》的地下印刷机后，毕苏斯基囚禁于华沙城堡。但，在1901年5月装患精神病保外就医后，他在波兰医生瓦迪斯瓦夫·马祖尔凯维奇和其他人的帮助下，逃到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 同时，当俄属波兰和立陶宛所有党派与俄罗斯帝国关系缓和，将目标定在与帝国展开关于提高波兰自治权的谈判后，毕苏斯基的波兰社会党成为了以为波兰独立而与帝国战斗为目标，并以武力达成这个目的的唯一政治力量。在1904年夏，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爆发后，毕苏斯基来到日本东京，在那里他尝试让这个国家援助波兰革命，但这个目标未能达成。他愿意提供给日本情报，以支持它与俄罗斯的战争，并提议成立波兰军团，征召被日军俘虏的俄军中的波兰人。他也提出了以让俄罗斯民族分裂为目标的“普罗米修斯”计划——在后来，他也继续推行这个计划。另一位有名的波兰人，罗曼·德莫夫斯基也来到波兰，他不赞成毕苏斯基的计划，在那里他要阻止日本政府在那个时候，支持这个德莫夫斯基觉得必定要失败的波兰革命。德莫夫斯基，这个波兰爱国主义者注定要当毕苏斯基一生的主要政敌。最后，日本提供给毕苏斯基的，要远远低于他想要的；他从日本得到的，是它为波兰社会党，和其军队购买的枪支弹药，日本回绝了他组建军团的建议。在1904年的失败过后，毕苏斯基建立了一用做正规军的军队（波兰社会党战斗团，或称为bojówki），这支军队的目标是发起一反抗俄罗斯统治的武装起义。社会党主要在华沙举行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1904年10月28日，俄罗斯哥萨克骑兵镇压了一次游行示威事件，作为报复，在11月13日的游行中，毕苏斯基的军队向俄警察和军队开火。最开始这支军队主要动用间谍，到了1905年3月，他们便开始用炸弹暗杀俄罗斯警官。 在1905年俄国革命中，毕苏斯基在波兰议会王国作为各个运动的领导人。

1905年初，他命令波兰社会党在那里发动一次大罢工；这次罢工有四十万左右的工人参与，并持续了至少两个月，直到俄罗斯当局镇压了这次罢工。1905年6月，毕苏斯基要求社会党援助罗兹的一次起义。在“六月事件”因罗兹起义而变得知名的时候，毕苏斯基的军队和忠于德莫夫斯基的枪手，以及他的国家民主党发生冲突。1905年12月22日，毕苏斯基要求所有的波兰工人起义； 然而这个要求却大半未见回应。和国家民主党不一样，毕苏斯基要求波兰社会党拒绝参加第一杜马的选举。这个决定，和他要通过武力让波兰独立的决心，让波兰社会党处于紧张的状态中，并在1906年11月脱离毕苏斯基的领导。他的派系开始被称为“旧派”，或是“革命派”（“Starzy”或“Polska Partia Socjalistyczna - Frakcja Rewolucyjna|Frakcja Rewolucyjna”），而他的反对派则称为“新派”，“现代派”或“左翼”（“Młodzi”，“ Frakcja Umiarkowana”，“Lewica”）。“新派”同情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而且相信，他们的重心应放在与俄罗斯革命者合作，一起推翻沙皇的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上，并相信，这样做会减轻独立协商的困难。 毕苏斯基和他在革命派中的支持者继续策划反对沙皇俄国的起义，相信这会让波兰独立。

1909年，他的派系再次成为波兰社会党的多数派，毕苏斯基继续成为波兰社会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直到一战爆发。毕苏斯基预测到一场欧洲大战将要爆发，预知了组织未来波兰军队核心的必要性，这个核心将会让波兰从在十七世纪末时，三个瓜分它，让它消失的大帝国的手中，重新赢得独立。

1906年，毕苏斯基在奥地利当局的默许下，在克拉科夫成立一座军校，用以训练准军事性质的军队。就在1906年，800名强悍的士兵在波兰议会王国五人一小组，杀死了336名俄方官员；在后来的几年，他们的人员伤亡情况减少，而军队规模在1908年增长到2000多人。 这支军队也抢劫俄罗斯要运出波兰领土的钱款。在1908年9月26日和27日之间的夜里，他们劫持了俄罗斯用以从华沙运输到圣彼得堡的，运送税款的邮政列车。参与贝兹达尼突袭的毕苏斯基，就是通过如此的“征收钱款”的方式，来为他的秘密军队提供资金。通过劫掠得带的财富（200,812卢布）在那时算得上一笔巨款，足足能抵上军队前两年的全部收入了。约泽夫·毕苏斯基与波兰军队组织司令部在1917年时的合照1908年，毕苏斯基将他的军队更名为“战斗协会”（Związek Walki Czynnej，简称ZWC），由他的亲信瓦迪斯瓦夫·斯科尔斯基、马里安·库凯尔和卡齐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领导。战斗协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未来的波兰军队训练军官与士官。

1910年，两个合法的军队组织在奥属波兰成立——一个建于利沃夫，一个建于克拉科夫——以训练军事学。在奥方当局的许可下，毕苏斯基成立了一系列“体育俱乐部”，即是后来的步兵协会，这个协会为训练波兰军队提供地方。1912年，毕苏斯基（使用假名“梅奇斯瓦夫”）成为步兵协会（Związek Strzelecki）的总司令，这个协会到了1914年，已经增长到了12000人。1914年，毕苏斯基提出，“现在只有剑才能够决定国家的命运。”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1914年于巴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毕苏斯基提出了他的预见，不久，一场战争就要爆发，波兰就会重新独立，而俄罗斯必将被中央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击败，而后者也将会被法国、英国和美国打败。相比而言，毕苏斯基的对手罗曼·德莫夫斯基则认为，让波兰统一，独立的最好办法就是支持协约国与同盟国作战。一战中的毕苏斯基（1914年）在一战爆发后的8月3日，毕苏斯基在克拉科夫组建一支小精锐部队，即第一精锐连，其成员来自于步兵协会和波兰步兵小队。同天，瓦迪斯瓦夫·贝利纳-普拉日莫夫斯基领导的一支骑兵队被送往俄罗斯边界侦查，这甚至发生在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在8月6日宣战之前。 毕苏斯基的战略是将他的军队往北送往俄属波兰，到达俄军的撤离区，他抱有在华沙突围，发动一次民族起义的希望。通过他有限的兵力，在开始的几天，他通过批准成立虚构的“华沙国家政府”，来支持他的计划，并将奥地利的规章制度用到了极致，他的军队拿到了主动权，继续前进，并在解放的城镇制定波兰式制度，而奥地利人认为他的军队仅仅是帮忙侦查，支持奥地利主力部队而已。

1914年8月12日，毕苏斯基占领了凯尔采省的凯尔采，但是毕苏斯基发现，他得到的支持要比他预料的要低。不久，他正式组建波兰军团，并亲自担当第一旅的总司令，并成功地带领第一旅打了几场胜仗。他也在1914年（大概是法国）垮台时秘密地告诉英国政府，他的军团不会攻打法国或英国，只会与俄国作战。 毕苏斯基与他的军官们，1915年毕苏斯基命令，要称军团人员为“公民”（Obywatel），这是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称呼，而他则称为“指挥官”（“ Komendant”）。 毕苏斯基享受他手下的人员们对他的，过度的关心与忠诚，这会持续后来的好几年的。波兰军团直到1917年，都站在同盟国阵营内，与俄罗斯作战。 在军团成立后不久，同样在1914年，毕苏斯基组建了另一个组织，波兰军队组织（Polska Organizacja Wojskowa），这是波兰情报局的前身，用于执行谍报活动和破坏任务。 毕苏斯基，亚切克·马尔切夫斯基绘于1916年1916年中，在科斯蒂乌赫努夫卡战役过后，波兰军团推迟了这次造成至少2000人伤亡的，对俄国的入侵时，毕苏斯基要求同盟国保证波兰的独立。他用他自己，和军团很多军官的辞职书为这一要求担保。

1916年11月5日，同盟国声明，波兰是“独立”的，希望以此来增加派往东方战线的波兰军队人数，这样子的话，也就能为德军在西方战线上提供足够支持。 毕苏斯基同意到同盟国扶植的波兰王国任职，作为波兰摄政政府的战争部长；依毕苏斯基的身份，他应是波兰王国军队的负责人。因为1917年俄国革命，和同盟国形势的不断恶化，毕苏斯基日益坚定地宣称，他的手下不再是“德国殖民军”，且这支部队只用于攻打俄国。他预感到同盟国将要战败，也并不希望与输家站在一起。在1917年7月，因毕苏斯基禁止波兰士兵对同盟国宣誓效忠，而造成的“誓言危机”事件发生后，他被逮捕并囚禁于马格德堡；波军被解散，它的士兵并入了奥匈帝国军队中， 而波兰军队机构开始进攻德国目标。毕苏斯基的逮捕让他在波兰人之中名声大噪，很多波兰人开始将他看做是最坚定的波兰领导人，认为他将会吞下所有的，在18世纪将波兰瓜分的三个帝国。

1918年11月8日，毕苏斯基和他的同僚卡齐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被德国人从马格德堡释放，并不久像他们之前的列宁一样，被放置在驶往他们国家首都的私人火车上，因为日益铤而走险的德国人相信，毕苏斯基会让对他们友好的军队集合。

1918年11月11日，毕苏斯基被摄政委员会任命为波军总司令，并委以为新独立国家建立国家政府的重任。在那非常的日子（在未来，这一天是波兰独立日），他宣布波兰独立。 同样在这一周，毕苏斯基又开始针对德国卫兵从华沙，其他德军部队从“东线全德军司令部”撤军的问题进行协商。至少55000名德军会和平地离开波兰，将他们的武器留给波兰人。在下个月，总共有至少500000人离开了波兰。

1918年11月14日，毕苏斯基被要求暂时管理国家的运作。11月22日，他从延杰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新政府那里，得到了新生波兰的临时国家元首（Naczelnik Państwa）的职位。各个波兰军事组织和临时政府（华沙摄政委员会；伊格纳奇·达申斯基的卢布林政府；和克拉科夫的波兰清算委员会）都听从毕苏斯基，而他，开始建立新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社会主义者占多数，并由波兰社会党展开了多项改革，这些改革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认为是必要的，譬如说八小时工作制，免费教育，和女性选举权。这对于避免重大暴乱事件来说，必不可少。 但是，毕苏斯基相信，一国首脑必须要超越党派。在他抵达华沙后，他遇到了地下岁月中的老同事，这些老同志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称他为“同志”（“Towarzysz”），并要他支持他们的革命政策；但遭到了他的拒绝，并说：“同志们，我与你们一同搭乘社会主义的红色电车，在一个称作‘独立’的站点下车。而你们也许会继续坐在车上，直到电车抵达你们希望的那个终点站，但是从现在开始，各位相互称呼为‘先生’吧（而宁可不用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称呼‘同志’）！” 他减少对任何一党的支持，并不成立任何属于他自己的政治团体；相反，他主张成立联合政府。他也开始组建不包括在德国、俄国和奥地利军队服役的波兰老兵的波兰军队。

在一战后不久的日子里，毕苏斯基试图在这么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上建立一个政府。俄属波兰大部分地区都在战争中被毁，而德意志人定期的掠夺又让这个地区的财富减少了10%。一位在1919年1月来到华沙的英国外交官这么写道：“不论我在那里，我看到的都是极度的，一生中只能看到一次的贫穷和凄惨。” 另外，这个国家前德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的领地拥有迥异的法律系统、经济和政府，而这些同样也需要统一。这个地方有九种法律体系，五种货币，66种铁路系统（以及165种火车头型号），这些也都必须加快整合。毕苏斯基在华沙贝尔韦德尔宫——他执政时的官邸前的雕像瓦茨瓦夫·延杰耶维奇在《毕苏斯基：一生为波兰》（Piłsudski: A Life for Poland）一书中称，毕苏斯基在作出决策时非常谨慎。在作出决定前，他总要收集所有有关，可用的信息，再花时间来考虑。毕苏斯基驱使自己整天整夜地，努力地工作。他坚持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吃饭时也仅仅是在廉价餐馆里，单独吃一顿简朴的餐食。虽然毕苏斯基在波兰大众中非常受欢迎，但他不合群（长时间地下工作的后果），多疑的性格让他与其他波兰政治家关系紧张。 毕苏斯基和波兰第一政府得不到西方的信任，因为毕苏斯基曾在1914年到1917年这一段时间内，与同盟国合作，也因为达申斯基和延杰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政府以社会主义者为主。

波兰直到1919年1月，世界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伊格纳奇·帕德雷夫斯基担任新政府的总理和外交部长后，才得到西方的认可。依然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政府自称为波兰的合法政府：毕苏斯基的华沙政府，和德莫夫斯基的巴黎政府。为了确保波兰只有一个政府，避免内战，帕德雷夫斯基会见德莫夫斯基和毕苏斯基，劝他们联合起来，在德莫夫斯基和帕德雷夫斯基代表波兰出席巴黎和会时，毕苏斯基担当起临时的国家元首和总司令。签署于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条约第87至93条和小凡尔赛条约正式地在国际领域中，将波兰确立为独立主权国。毕苏斯基经常与德莫夫斯基惹矛盾，前者不同意后者波兰人是新生波兰的统治民族的看法，而德莫夫斯基从德国但泽（现在的波兰格但斯克），派蓝军到波兰也使他苦恼。

1919年1月5日，一些德莫夫斯基的支持者（马里安·亚努沙伊提斯-热格塔和埃乌斯塔黑·萨佩哈）尝试发动针对毕苏斯基和总理莫拉切夫斯基的政变，但并未成功。 1919年2月20日，毕苏斯基宣布，他会将他的大权交还给新选举的波兰国会（瑟姆，波兰语：Sejm）。但是，瑟姆在1919年小宪法中让他官复原职。“临时”的字眼从他的头衔中取消了，毕苏斯基将会任职到1922年12月9日，到那时候，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将会被选为第一任波兰总统。毕苏斯基这时的外交首创是提议在波兰、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组建联邦（称为“Międzymorze”，即波兰语中的“大海之间”，也被拉丁语称作“Intermarum”，即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联邦），这样，波兰的版图就跟瓜分波兰之前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差不多。毕苏斯基的这个计划遭致诸多预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不愿交出来之不易的独立——和同盟国的反对，对他们来说，这对现存的权力平衡实属是鲁莽的冲撞。根据历史学家乔治·桑福德的说法，大约1920年，毕苏斯基准备要试验他这种“海间联邦”的可能性。

在同盟国与东欧联盟的战争过后，东欧又爆发了一系列边境冲突，其中包括波乌战争（1918年-1919年）、波立战争（1920年，在热利戈夫斯基兵变时达到颠峰）、波捷战争（开始于1918年），和最著名的波苏战争（1919年-1921年）。 温斯顿·丘吉尔对此称到：“巨人的战争结束了，侏儒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在一战后，波兰的所有边界都不平静。毕苏斯基针对波兰未来的边界，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在西方所有能得到的所有土地都要依靠协约国——要达到能够挤压德国的程度”，而在东方“有几道或关或闭的门，而其与打开的人，与打开到什么程度有关。” 在1918年波兰东部，波军在波乌战争与乌克兰交战，而毕苏斯基作为波军总司令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发自1918年11月12日，内容是要支援波军对利沃夫的进攻。但是，当乌克兰人成为了第一明确的敌人时，这体现出乌克兰的各类派别并非这个地区的实权。未来会体现出，布尔什维克才是事实上的，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它不但是新生波兰的敌人，也是乌克兰的敌人。 毕苏斯基意识到了，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独立的波兰的盟友，他们之间的战争将不可避免。他将布尔什维克的西进看做是主要问题，但也认为，布尔什维克对波兰而言，危险程度不及他们的敌人——白军。这些“白俄”们——旧俄罗斯帝国的代表——只愿给波兰有限的独立，他们可能认为的，波兰的边界跟过去的波兰议会王国相同，而且很明显地，他们反对波兰占领乌克兰，这是毕苏斯基“海间联盟”计划中的关键。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至少宣布瓜分波兰的协议是无效的。因此毕苏斯基推测，波兰和布尔什维克毗邻而疏远西方，情况比与复辟的俄罗斯帝国毗邻，要好一点。不顾英法协约，加入列宁挣扎中的苏联作战的毕苏斯基，可能拯救了布尔什维克，让它不置于在1919年灭亡。

1920年3月，毕苏斯基晋升为“波兰第一元帅”因波兰东进导致的俄罗斯1918年-1919年西进死灰复燃，一系列持续升级的战役重新打响，1920年4月21日，毕苏斯基元帅（他1920年3月得到的军衔）与乌克兰领导人西蒙·彼得留拉签署一项军事协议，带领两国共同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战。波乌条约的目标是建立与波兰联盟的，独立的乌克兰。作为报答，彼得留拉放弃乌克兰对东加利西亚的主权，因此他遭到了东加利西亚乌克兰领导人的指责。波乌联军在毕苏斯基领导下，发动了针对驻乌俄军的一次成功进攻。1920年5月7日，伴随着微乎其微的冲突，他们占领了基辅。波苏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将波兰的行为看做是叛乱事件；几千名官员和逃兵参军，成百上千的平民自愿在后方参与战争的生产工作。苏联从白俄罗斯发起反攻，在乌克兰发起反击，从通往德国的道路上向波兰进军，这样做也能够支持德国共产党的夺权斗争。苏联信心倍增。苏军发表了他们入侵西欧的计划；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家布哈林在《真理报》中称，希望得到将战争从华沙“延伸至伦敦和巴黎”的物资。

苏联将军图哈切夫斯基在1920年7月2日的指挥中，称：“向西去吧！从白波兰的尸体躺在地上，让革命蔓延到全世界。进军维尔纽斯、明斯克、华沙” 并称，“要在波兰的遗体上进军柏林！”1920年7月1日，由于苏联的快速反击，波兰国会“瑟姆”成立国防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毕苏斯基领导，用于快速作出决策，临时取代难以达成共识的瑟姆。但是国家民主党声称，布尔什维克的接连胜利是毕苏斯基造成的，并要求他下台；有的甚至指责他叛国。他们7月19日委员会的不信任决议案的失败让罗曼·德莫夫斯基收回该议案。8月12日，毕苏斯基提出将他的职位交给总理文岑蒂·维托斯，主动承担全军覆没的责任，但是维托斯拒绝接受他的请辞。协约国强迫波兰向布尔什维克投降，进行协商。但是毕苏斯基坚持主张继续战争。诺曼·戴维斯在那时提到，尤其是在国外，“毕苏斯基那时还没有他后来的威信。作为战前的革命派，他让他的党派分道扬镳，争吵不断；作为一战时的将军，他让他的军团遭到逮捕，被迫解散；作为波军元帅，他现在又让波军失去了基辅和维尔纽斯。他背叛了他的波兰社会党和他的同盟国；拒绝与协约国同盟。在法国和英国，他是让波兰走向灭亡的，背叛的盟友了在俄罗斯他被认为是消灭帝国主义同盟中的，虚伪的仆人——从列宁到劳合·乔治，从《真理报》到《晨星报》——都认为他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者。

在1920年8月，所有在他悲惨一生中所签署的协议将伴随着华沙的陷落，而完成它们的使命。 毕苏斯基与他的爱马“栗子”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波兰在华沙战役中冒险，非常规的战略让苏联的攻势停了下来。波军的计划是由毕苏斯基和其他人，包括塔德乌什·罗兹瓦多夫斯基设计出来的。后来，一些毕苏斯基的支持者要将他说成是波军战略的唯一创造者，而反对者则极力忽视他的作用。在西方，很长时间都存在一个传言，坚持称是法国驻波军事使节团的马克西默·韦甘拯救了波兰；但是现在的学者同意，韦甘的作用充其量也是很小的。

毕苏斯基的计划是要波军撤回维斯瓦河，保卫华沙在维斯瓦河和维普日河的桥头堡，再将25%的可用师集中于南部，以作战略上反击的准备。下面的计划就需要将军约泽夫·哈勒尔靡下的两支军队了，他在面对苏军从东部的正面攻势时，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他们的战壕阵地。同时，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靡下的军队袭击华沙北部，切断企图从该地包围波兰首都的苏军。但是最重要的角色是相对较小的，20000人的，新集结的“后备军”（也称为攻击兵团，波兰语：Grupa Uderzeniowa），这支军团包括意志最坚定，战斗力强的士兵，由毕苏斯基亲自指挥。他们的任务是带头从华沙城南的维斯瓦河-维普日河三角洲，穿越从情报称的，苏军西部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间的缺口，向北发起闪电般的攻势。这次攻势会从它的保护区撕裂西部方面军，打乱它的活动。最后，西科尔斯基的军队和“攻击军团”在东普鲁士边境会合，将被包围的苏军消灭。那时，毕苏斯基的计划广受批评，只因波军的危急形势，才让其他指挥官遵其道行之。虽然基于可靠情报，还解密了苏联的电报，这个计划被一指点破毕苏斯基缺乏常规军事训练的，高级的军官认为是“业余的”。当该计划的复制品落入苏军手中时，苏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认为这是个诡计，不理会它。几天后，苏军因此在华沙战役中损失惨重，自负的红军受到了它所受的最大打击之一。一位国家社会党瑟姆议员斯坦尼斯瓦夫·斯特隆斯基创造了个短语，“维斯瓦河奇迹”（“Cud nad Wisłą”），以表达他对毕苏斯基“乌克兰冒险”的反对。斯特隆斯基的这个短语被一些爱国，或虔诚的波兰人用作对毕苏斯基的赞美，他们并未注意到斯特隆斯基的讽喻。法国军事使节团的一位年轻成员，戴高乐后来会用到从波苏战争，和毕苏斯基学来的一些经验。

1921年2月，毕苏斯基访问巴黎，在那里他与法国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谈判，确定会在此年后，正式成立的法波同盟的组建一事。象征波苏战争结束的里加条约在1921年签署，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俄罗斯和波兰所瓜分。毕苏斯基称这份条约是“懦弱条约”。 这一条约，和火毕苏斯基准许的，将军卢茨扬·热利戈夫斯基从立陶宛人手中占领维尔纽斯，标志着毕苏斯基“海间联邦”计划的终结。在1921年9月25日，毕苏斯基因第一届东方商品交易会（Targi Wschodnie）的开张访问利沃夫时，他差点被代表譬如乌克兰军事组织之类的乌克兰独立组织的斯捷潘·菲达克暗杀。

在波兰1921年3月宪法多次严格地限制总统的权力（故意阻止从战场上回来的毕苏斯基当选总统）后，毕苏斯基便不再竞选这一职位。

1922年12月9日，波兰国民大会推选波兰人民党“维兹沃莱涅派”的加布列尔·纳鲁托维奇；他的当选遭致右翼政党的反对，成为社会动乱的原因。12月14日，在贝尔韦德尔宫，毕苏斯基正式将他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力移交给他的朋友，纳鲁托维奇；而“国家元首”的称呼被总统代替。

1923年7月3日，在华沙布里斯托尔宾馆，毕苏斯基宣布他隐退政坛在两天后的1922年12月16日，纳鲁托维奇被右翼画家和艺术批评家，埃利吉乌什·涅维亚多姆斯基击毙，后者原本是想暗杀毕苏斯基的，但在受国家民主党的反纳鲁托维奇宣传后，改变了目标。对毕苏斯基而言，这是次很大的打击，是一件将他波兰依民主制运作的信仰打断的事情， 这也让他更崇尚铁腕政治。他成为总参谋长，与军事部长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一道，设法通过暂时的戒严状态稳定局势，制止动乱。毕苏斯基的另一位同事，属于波兰人民党“皮雅斯特派”的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当选为新总统，同属于波兰人民党“皮雅斯特派”的文岑蒂·维托斯当选为总理。但是新政府——依照兰茨克罗纳协议，是温和派的波兰人民党“皮雅斯特派”和右翼的国家民粹联盟和基督教民主党的联合政府——其中包括毕苏斯基的右翼敌人，是在他心里让纳鲁托维奇死去的，和发现不可能与他合作的那类人。

1923年5月30日，毕苏斯基辞去总参谋长的职务。 毕苏斯基在他苏莱尤韦克的住宅前，伴随着他的战友，摄于1926年政变前在斯坦尼斯瓦夫·谢普蒂茨基提议，军队应受民政当局更紧密的监督后，毕苏斯基将其批为试图让军队政治化，6月28日，他又辞去了他最后的政治职务。同天，瑟姆左翼议员签署一项决议，感谢他以前的工作。毕苏斯基在他华沙外的苏莱尤韦克的乡村庄园“米卢欣庄园”退休，这也是他的战友介绍给他的。他在那里定居下来，通过写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回忆录来维持生计，其中包括《1920年》（Rok 1920）。 毕苏斯基在华沙的波尼亚托夫斯基桥，摄于1926年5月政变期间。右者是将军古斯塔夫·奥尔利奇-德雷谢尔。同时，波兰经济处在混乱中。恶性通货膨胀加剧社会动荡，政府不能找到解决失业率攀升和经济危机的办法。毕苏斯基的盟友和支持者多次叫他重返政坛，他开始组织集中于前波兰军团和波兰军队机构成员，还有左翼及知识阶层的，新的权力基础。

1925年，在几任政府迅速更替，政治形势日趋混乱的情况下，毕苏斯基对政府越发不满，最后发出要求维托斯内阁下台的声明。 在毕苏斯基强力批评的赫耶诺-皮雅斯特联盟组建新政府的时候，在1926年5月12日至14日，毕苏斯基在一场得到社会党，波兰人民党“维兹沃莱涅”派、农民党、甚至共产党支持的政变（五月政变）下重返权力中心。毕苏斯基希望发动一场不流血的冲突，但政府拒绝退让；215名士兵和164名兵民被杀，至少900人受伤。 5月31日，瑟姆将毕苏斯基推选为波兰总统。但是毕苏斯基知道总统只有很有限的权力，拒绝该职位。他的另一位老友，伊格纳奇·莫希奇茨基当选总统，来替代他。毕苏斯基的正式职务——除了在1926年至1928年，和1930年曾两次当选总理外——大半时间内都局限于国防部长和军队总检阅官。他也充当军事部长和战争委员会委员长。

毕苏斯基没有推行任何较大改革；他很快疏远他左翼支持者中的激进派，宣布他的政变是“没有改革的革命。”他的目标是令国家安定，排除他认为腐败又无能的政党的影响力，并加强军队。

华沙贝尔韦德尔宫，毕苏斯基当政时的官邸在内政方面，毕苏斯基的政变需要为他的萨那茨亚政体（1926年-1939年）扫除议会政府的限制，他有时运用专制制度，来让“人民生活恢复健康”。自1928年起，萨那齐亚当局被政府合作无党派集团称为现实主义政治的代表。民众的支持和有效的宣传机构让毕苏斯基得以维持他的专政，让它不会被总统推翻，而总统也是毕苏斯基认定的，而不是瑟姆。瑟姆的权力被在政变后的1926年8月2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缩小。自1926年到1930年，毕苏斯基主要信赖削弱反对派领导人影响力的宣传。他专制而高于法律的权力在1930年，随着在1930年波兰立法选举前，对某些异见者的监禁和审判（参见布列斯特审判），和1934年贝雷扎-卡尔图斯卡关押政治犯的监狱（位于今比亚罗扎）的竣工（那里的囚犯遭遇残酷的虐待）而达到颠峰。在政府合作无党派集团于1930年获胜后，毕苏斯基将国内事务推给他的“上校”们，而自己则专心于军事和外交上。 他因他的处理广泛地遭致政敌的批评，而他们在1930年的监禁和审判受到国际的谴责，让波兰的名誉受损。 元帅与他第二任妻子亚历桑德拉·毕苏斯卡在后来的生活毕苏斯基对波兰的民主制越发失望。他的过激言论——他称瑟姆为“妓女”——他将90名武装士官放入瑟姆大楼，以对即将开始的不信任投票作出回应， 这件事在当代与现代的目击者看来，是独裁者对政治质疑的回应的范例。

毕苏斯基主要目标之一是将议会制转为总统制；但是，他反对引入极权主义。1935年4月，得到毕苏斯基支持者的调整，以符合他的要求——制造出一个强力的总统的宪法对他而言来的太晚，让他未能在此职位中任职；但是四月宪法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为波兰所采用，也会支持波兰流亡政府到战争结束及其后。 但是，毕苏斯基的统治相比法律而言，更依靠他的魅力。他的追随者没有人声称是他的合法继承人，在他死后，萨那茨亚 政体将会很快破裂，将波兰带回前毕苏斯基时代的议会政治竞争中。

毕苏斯基的政体是国家稳定时期，和占第二共和国三分之一的少数民族形势好转的开始。毕苏斯基将国家民主党的“民族同化”政策转为“国家意识统一”政策：公民不以他们的种族衡量，而是以他们对国家的忠心衡量。他让“国家意识统一”政策同样适用于波兰犹太人的行为，广泛受到国家民主党反闪族政策的反对。从1926年至1935年，很多波兰犹太人对毕苏斯基关系亲切，这些人因此政策情况转好，特别在毕苏斯基任命的总理卡齐米日·巴尔泰尔执政期间。很多犹太人将毕苏斯基视为他们在波兰抑制反闪族主义趋势，保持社会治安的唯一希望；他是稳定的保证者和犹太人之友，这些犹太人投票支持他，活跃于他的政治集团中。 毕苏斯基在1935年的逝世让波兰犹太人的基本生活条件恶化。 1930年代，因大萧条造成的恶性循环，发展组合起来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机构”的恐怖分子的进攻和政府的谈判，造成政府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恶化。 少数民族的动乱也与外交政策有关。随着镇压乌克兰人人口众多的东加利西亚的动乱，与近1800人的被捕，麻烦接踵而至。政府也开始与德意志人关系不合，特别是在上西里西亚地区。政府还没有到推行反闪族的地步，但是犹太人（占波兰人口的8.6%）因大萧条造成的经济颓势开始不满。总之，到毕苏斯基的去世，他的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越来越成问题。

军事方面，将自己展示为造就“维斯瓦河奇迹”的睿智军事战略家的毕苏斯基，却因专心于人事管理，忽视军事战略和装备而遭致一些人的批评。他在波苏战争（1919年-1921年）的经验也许让他高估了骑兵的价值，疏忽了对装甲兵和空军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他人称，特别从1920年代末开始，他支持哪些军队分支的发展。这个时代波兰军队现代化的限制可能出自财政因素，而不是毕苏斯基的思想有问题。

位于立陶宛维尔纽斯的毕苏斯基的母亲的坟墓。巨大黑色的墓碑这么写道：“一位母亲和他孩子的心”（“Matka i serce syna”），上面还有尤柳什·斯沃瓦茨基一首诗中感人至深的一行诗句。在1935年，还不为人所知的是，毕苏斯基的健康状况在几年内恶化。

1935年5月12日，他因肝癌在华沙贝尔韦德尔宫逝世。有关他一生的纪念仪式在他逝世的情况被宣布后的半小时后，自然地开始了。这次纪念仪式由军队人员举办——过去的军团士兵、波兰军队机构成员，波苏战争老兵，和他作为国家元首，以及后来的总理和总检阅官时的政治伙伴。波兰共产党当即职责毕苏斯基为一法西斯主义者和资本主义拥戴者。但是其他萨那茨亚政体的反对者更加温和；社会主义者（例如伊格纳奇·达申斯基和托马什·阿尔齐谢夫斯基）和基民党（以伊格纳奇·帕德莱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和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前来吊唁他。人民党对此事分成两方（文岑蒂·维托斯发表对毕苏斯基的批评，但是马切伊·拉塔伊和斯坦尼斯瓦夫·苏古特支持他），而罗曼·德莫夫斯基的国家民主党对他表示温和一点的批评。 吊唁仪式按照波兰天主教的仪式进行——由波兰大主教奥古斯特·赫隆德——以及自称为元帅“私人朋友”的庇护十一世主持对毕苏斯基值得注意的赏识可以从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体现出来。东正教、希腊东正教、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机构都举行了对他的吊唁仪式，称赞他的宗教宽容政策。他的逝世对犹太人是一次打击，他们甚至在几年后，都将他惦记为“保护犹太人”的“非常好人”。 少数民族的主流机构都支持他种族宽容的政策，虽然他遭致除波兰共产党人外的，犹太人工会联盟、乌克兰人、德意志人和立陶宛人种的极端主义者批评。

国际上，庇护十一世在5月18日于圣座举行特别仪式，日内瓦国联为此举办了特别仪式，很多来自于各国首脑的吊唁信涌入波兰，其中包括德国的希特勒、苏联的斯大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法国的阿尔贝·勒布伦和皮埃尔·埃蒂安纳-弗兰迪、奥地利的威廉·米克拉斯、日本天皇裕仁和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都向他发吊唁信。 纪念仪式、弥撒和一次规模宏大的葬礼都已完毕，一列葬礼火车环行波兰。波兰铸币厂发行了一枚银质10兹罗提的纪念币，上面印有元帅的侧面像。一系列明信片，邮票和邮戳也公布于世。在克拉科夫瓦维尔主教座堂圣列奥纳德地下室陈列两年后，毕苏斯基的遗体（除了放置在史特凡·巴托利大学，以供教学的大脑，和与他母亲在维尔纽斯拉索斯公墓同葬的心脏，它还存在）被放置在主教座堂地下室的银钟下。

他遇见到即将到来的欧洲战争，乃与1908年创立秘密军事行动同盟。后获得奥匈帝国同意，改组为合法的来复枪兵同盟，成为培训波兰军官的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3个旅的波兰兵团对俄国作战，战功累累。1916年德奥为使波兰提供更多的兵力，宣布波兰独立。毕苏斯基任新成立的波兰国务会议军事部长。1917年因拒绝宣誓效忠德奥，被囚于德国马格德堡监狱。

德奥战败，波兰第二共和国（1918～1939）建立后，他作为民族英雄回到华沙，被推举为国家元首(1918～1922)和陆军总参谋长。他梦想建立一个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在内的由波兰领导的联邦国家，于是趁苏俄内战之际，出兵乌克兰和立陶宛。1920年他攻占了乌克兰首府基辅，但很快就被苏联红军逐走。苏联红军乘胜进军，打算直接灭掉波兰，毕苏斯基指挥波兰军队利用苏军弱点以少胜多，在华沙战役中大破苏军，赫赫有名的苏军骄傲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成了他的手下败将！他也因此声誉鹊起，成为名震欧洲的风云牛人。

1922年波兰大选，他把总统让给新当选的总统，自己担任总参谋长。1923年右翼的国家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胜利而下野退出政界。1926年5月毕苏斯基在同激进党派的报刊、新闻记者的几次会见中曾指控维托斯政府如何腐败，其中包括受贿以及滥用政府资金。维托斯命令将刊登这些内容的报纸全部没收，因而激怒了激进派。当武装警察袭击毕苏斯基住宅时，忠于毕苏斯基的部队举行暴动并进逼华沙。维托斯于5月14日被迫辞职，1926年6月13日，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独揽波兰大权。他拒绝就任总统，只担任军队总监。新总统与内阁同意他为军队的终身司令官，地位不受政府变动的影响，不受内阁和议会限制，他成为实际的军事独裁者（1926～1935）。他打着“整顿社会政治制度”的旗号，在政府和军队中清洗异己，修改宪法，破坏议会制度。1930年夏，中左派密谋推翻政府，他一举逮捕18个党派的代表，让反对派在刺刀下和他达成和解，旋又释放。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派秘使去了巴黎，要求订立军事同盟未果。1934年与希特勒签订为期10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同时派人去苏联，要求延长苏波互不侵犯条约的有效期至1945年12月31日。德国多次提议建议德波军事同盟对付苏联，他一概谢绝并拒绝与希特勒会晤。他于1935年逝世前，感到波兰危机，号召备战。他死后4年波兰被德国占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他成为了波兰政治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和欧洲政局的一位重要人物。他被认为是让波兰在123年（是为瓜分波兰时期）后，于1918年重返自由的功臣。但是，毕苏斯基未能将其家乡——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与新生的波兰合并。他是波兰历史上一位能力超凡、手腕灵活的政治家和军事统帅，他重创苏军的业绩使一贯备受俄国欺压的波兰恢复了自尊和自信。波兰华沙有一座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毕苏斯基的统治下，波兰与邻国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拉脱维亚维持良好关系。但与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紧张，与立陶宛的关系也依旧不好。而与魏玛德国和苏联的关系则多变，但在毕苏斯基的统治时期，大部分时候都能够称为是中立的。毕苏斯基计划削弱俄罗斯帝国，和他的衣钵传人苏联，得到了绝大多数以上两国的非俄罗斯民族民族主义独立运动支持的普罗米修斯计划，从1927年到1939年二战爆发前，都是由军事情报官埃德蒙德·哈拉什凯维奇运作的。在战间期，普罗米修斯运动没有多少实际的成果。波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五个月后的华沙毕苏斯基希望在国际上保持他国家的独立性。在他的被保护者，外交部长约泽夫·贝克的协助下，他同过与西方势力，譬如法国和英国，还有势力虽然不大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带着善意结盟，为波兰寻求帮助。作为法波联盟和波罗联盟（小协约国的一环）的支持者，毕苏斯基因法国和英国在洛迦诺条约中显而易见的绥靖政策失望了。 因此，毕苏斯基也以与苏联和德国保持良好关系为目标；因此毕苏斯基与上述两大强邻签署不侵犯条约：1932年的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这两条约意在加强波兰在其心目中的盟友与邻国之间的地位。毕苏斯基明白这些条约徒为一纸空文，并论到：“拥有这些条约，我们就要跨坐两板凳。这不会持续的太长。我们要知道我们因哪条板凳而摔倒，我们要什么时候才会摔倒。”对上述两张不侵犯条约的批评谴责毕苏斯基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给了时间让德国重整军备；让斯大林可以排除异己——特别是在乌克兰——得到了毕苏斯基普罗米修斯计划的支持。

约瑟夫·毕苏斯基

在阿道夫·希特勒在1933年1月步入权力中心后，毕苏斯基传闻建议法国发起对德的预防性战争。它表明毕苏斯基也许在论及共同对违反凡尔赛和约，扩充军备的德国展开军事行动的问题时，试探过法国的意见。法国的冷漠也许成为了波兰在1934年1月签署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的原因。但是没有在法国或波兰的外交文献中表明，这样的预备性战争的建议在事实上永远是超前的。希特勒多次提议建立对抗苏联的德波联盟，但遭毕苏斯基拒绝，他以珍惜宝贵的时间，为对德，或对苏的潜在战争作准备。钦佩毕苏斯基的领导和其成功的政变的希特勒， 也保持着与毕苏斯基进行私人会面的希望，但再次遭到冷落。就在他逝世前，毕苏斯基告诉约泽夫·贝克，波兰的政策必须是与德国保持中立，保持波兰与法国的联盟，改善与英国的关系。

1935年毕苏斯基的葬礼上，总统莫希奇茨基对元帅赞颂到：“他是我们心中的国王和我们希望的君主。在他辛勤劳累的半个世纪里，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博得了我们的心，我们的魂，直到他将整个波兰染成他王室气概的紫色……他给了波兰自由、领土、权力和世人的尊敬。”

于1918年11月，时任波兰外交部长的L.Vasilevskiy针对莫斯科可能对波兰代表团进行的扣留，正式警告莫斯科，华沙将对在波兰的俄国公民采取一定的措施。到了1919年春，几乎所有的苏俄大使馆被遣返人员，以Veselovsky为首，都在华沙被杀害（见“Tribune Communistichna”,1920年2月9日；1921年5月22日，莫斯科）

波兰钱币上的毕苏斯基

以外交人民委员Manuylskiy为首的俄罗斯-乌克兰代表团试图寻找在1921-1923年间被关押的战俘和被关押者的命运，代表团的最终正式报告指明“波兰政府把他们当作奴隶一样看待……在一些集中营里，被关押者在死亡威胁下被强迫搬运他们自己的粪便而不是马粪，刑罚……是北非式的严酷。因为波兰代表团的破坏，谈判毫无进展”（见，例如苏俄人民外交委员会全权外交代表1922年8月10日在华沙的调查）

《真理报》和《消息报》的华沙前线特别通讯员亚历山大·绥拉菲摩维支也报道了对红军战俘所施加的灭绝人性的刑罚：“对俄国战俘的酷刑和侮辱令施暴的波军士兵都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军官们异口同声‘消灭赤狗！消灭俄国侵略者！’。俄国统帅部试图让华沙人道对待战俘和当地居民，未果。我国尝试向国际联盟和波兰的邻国呼吁以改善境况，未果---因为白色波兰的阻挠。”

上述代表团在1922年下半年改组为一个特别委员会。但是，它的工作被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和加马尔尼克领导的“进攻”华沙所妨碍。这些制订苏俄军令的领袖们对于遣返波兰战俘表现得兴趣索然。甚至普通的红军战士都知道这些，而那些后来成功逃到德国和立陶宛的士兵把这些说了出来。

在红十字会、绥拉菲摩维支、共产国际和波兰共产党的协助下，这个委员会最终得以完成一份名单，仍被波兰关押、已被杀害抑或是在行动中失踪的官兵中有80%都赫然在列。他们曾计划将这份名单出版或者至少递交给波兰方面。但是，最终决定将其封存在苏维埃档案馆。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和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孀居的太后玛利亚·费多罗夫娜，邓尼金将军和安东尼大主教（后来的海外俄罗斯正教会头目）试图说服华沙至少能把死亡的战俘以基督教的方式文明埋葬。但是，他们的呼吁被华沙无视了。

在20世纪末，一些俄罗斯“反卡廷派”历史学家试图为卡廷惨案翻案。他们提出所谓的波兰方面曾经虐杀战俘的证据。但是这些证据受到波兰方面以及另外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否定。

1994年，《选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基于毕苏斯基文件的文章声称，波兰司令部对军官们下令不抓一个活的红军俘虏，要把那些在押的、受伤的等等统统杀掉。对此，波兰当局以及历史学家提出了抗议。

根据波兰、俄国、德国和立陶宛史学家研究，8-15万苏维埃战俘于1919-1921年间被关押在波兰，其中的65000到70000回到了俄国，超过6000人成为了白卫军（在波兰、德国、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2000人成为波兰居民并加入国籍。

此外，一些波兰政客孜孜不倦地宣称，卡廷和其他一些类似事件（在1939-1940年间迫使波兰人从波罗的海国家和原来的东波兰向乌拉尔山、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移民）是一种针对波兰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这对于俄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多亏了波兰政治分析人士的支持，乌克兰也开始试图依样画葫芦，将目光聚焦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饥荒。但是，华沙并不想铭记那些在1919-1921年间死于波兰集中营的成千上万的俄军战俘。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苏联也不想唤起对这场悲剧的记忆，至于波兰甚至连自我辩白都免去了，更别提什么道歉了。

不过，在1951年，斯大林和后来的波兰领导人贝鲁特签署了一份文件，预计不晚于1953年在Tuchola（卢布林附近）——20世纪20年代最大的几个关押苏军战俘的集中营之一就坐落与此——树立一座纪念碑。为完成这项工程，活动于20世纪20年代的特别委员会的文献资料以及绥拉菲摩维支（他是一位亲历了这些事件的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的文章被发掘出来。

附带着绥拉菲摩维支的社论，原定在1941年发表以纪念结束俄波战争的里加条约签订20周年。但是，到了1941年3月（20周年纪念日）他们已不可能完成这些，而是完全地考虑对波兰抗德斗争的支持。在四月，希特勒攻占了巴尔干半岛，二战打断了他们的工作。始建于1952年的Tuchola纪念碑则是在1953年3月7日就停工了，与斯大林的逝世只隔了两天。

那场战争的结果被载入史册。在1920年夏，国际联盟尝试进行调停，并给冲突双方以一条“种族边界”。这条边界被冠以划定它的英国政治家的名字：“寇松线”，它位于现白波、乌波边界以西。但是，红军在华沙战役中的完败让波兰人可以提出向东移动边界的要求。1921年3月18日缔结的里加条约让波兰获得了西白俄罗斯和四分之一个乌克兰。

作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在苏俄战俘和移民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根据俄国历史学家I.Sukhov的数据，苏俄人民国防委员会报告了14万战场之外的失踪、伤病和死亡。而被关押的苏维埃俄国、苏维埃乌克兰和苏维埃白俄罗斯公民的数目为66000，被拘留的数目则为50000。根据俄国和白俄罗斯1920年-1922年间的移民来源数据（包括俄罗斯第三军和白俄罗斯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报告），当时在波兰有超过73000名苏军战俘。

毕苏斯基在波兹南

在苏波战争中，苏联所面对的是长期受到殖民统治和作为战场的新生的波兰，波兰并没有足够的医疗和卫生手段来满足战俘营的需求。根据波兰与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共同研究，绝大多数死亡的战俘并不是由于人为或有意的迫害而死，相反，最大的死亡原因是霍乱，流行感冒，伤寒，霍乱和痢疾。同样的事情在双方都有发生。在战争过程中被俘的波兰士兵在苏俄的待遇并没有比在波兰的集中营中好多少。在战争中被俘虏的波兰士兵中的百分之五十死在了苏俄的战俘营中。同时，大量波兰和俄罗斯的平民也在战争中死于流感等当时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的疾病。

此外，许多所谓俄罗斯“反卡廷惨案”派的统计中，对于俄罗斯方面死在波兰战俘营中的人数极端夸大或者提出一些无法证伪的所谓“波兰方面的言论”或者是根本无法证明是否存在的所谓“被封存的档案”。在最新的研究中，苏波战争中的俄罗斯方面死亡战俘的人数大约2万人，可证实的都是死于疾病或其他无法为双方所控制的因素。

同时，战俘的计算工作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除了苏波战争中俘虏的战俘外，在波兰境内有大量滞留的前沙俄的士兵（他们在一战中被俘），在不同的计量中他们被算入了不同口径的战俘总数中。这导致双方死亡率的浮动极大，所谓的名单中很多人不过是前沙俄士兵，由于他们并没有包括在在战后交换的战俘中，这导致很多所谓的死亡士兵都还存活。

共产党政权倒台后，毕苏斯基元帅的两个女儿都在1990年回到波兰。娅德维加·毕苏斯卡的女儿约安娜·亚拉切夫斯卡在1979年回到波兰。她在那里与政治犯，团结工会活动家亚努什·奥内什凯维奇结婚。两人都积极参与1979年至1989年间波兰人的反共斗争。

白鹰勋章（1921年）

英勇战斗勋章，第一级、二级、四级、五级

带剑独立勋章（1930年11月6日）

波兰光复勋章，第一级和第二级

勇敢十字勋章（四次）

金色荣誉十字勋章（四次，包括在1931年获得的那枚）

立陶宛中部军队荣誉勋章

西里西亚绶带荣誉勇气勋章

标记军官“伞”（1912年）

“忠诚服务”徽章（1916年）

童子军十字勋章（1920年”

“金色贸易联盟”主要的火力旅联盟

卡尼奥夫斯基十字勋章（1929年）

“波兰军团指挥官约瑟夫·毕苏斯基”徽章（1916年）

来自在1914年至1921年间被监禁的前思想犯纪念徽章（1928年）

蓝色斗篷勋章（阿富汗）

铁十字勋章，第三级（奥匈帝国）

大十字利奥波德勋章（比利时）

圣剑绶带亚历山大大帝勋章（保加利亚）

南十字勋章（巴西）

1918年勇敢十字勋章（捷克斯洛伐克）

鹰十字勋章，第一级（爱沙尼亚，1930年）

凯特斯利德之星大十字勋章、勇气勋章和自由勋章，第一级（爱沙尼亚）

芬兰白玫瑰勋章，第一级

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第25864号（持续计数）和军事勋章（法国）

英勇作战勋章

旭日章，第一级（日本）

卡拉乔尔杰之星勋章（南斯拉夫）

拉奇普莱西斯勋章，第一级（拉脱维亚）

耶路撒冷圣约翰主权军事骑士团勋章，第四级

大十字剑与塔勋章（葡萄牙）

卡罗尔一世勋章第一级和勇敢者米哈伊勋章第一级、第二级和第三级（罗马尼亚）

大十字勇敢勋章（匈牙利）

圣莫里斯和圣拉撒路勋章，萨伏伊军事勋章第一级（意大利）

雅盖隆大学（1920年4月28日）

亚当·密茨凯维奇大学（1933年11月11日）

华沙大学（1921年5月2日）

维尔纽斯斯特凡·巴托利大学（1921年9月）

1935年5月13日，依照毕苏斯基的遗愿，爱德华·雷兹-希米格维被总统和政府任命为波兰军队总检阅官，并于1936年11月10日晋升为波兰元帅。伊格纳齐·莫希奇茨基留任波兰总统。雷兹成为当时波兰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仅次于总统的国家第二号人物”。很多人将雷兹-希米格维视为毕苏斯基的继任者，但前者的影响力远不及于后者。

华沙毕苏斯基广场上的毕苏斯基像

波兰政府变得越来越专制保守，雷兹-希米格维的行为遭致更加温和的伊格纳奇·莫希奇茨基反对。1938年雷兹-希米格维与莫希奇茨基和解，余下的统治集团却分为“总统派”和“元帅派”，总统派（又称为“城堡组织”，以当时总统官邸王室城堡命名）主要由平民构成，而元帅派包括职业军人和毕苏斯基的老战友（“毕苏斯基的上校”）。波兰战役后，上述的一些政治派别继续留在了波兰流亡政府。

毕苏斯基留给波兰的遗产跟显克微支笔下的奥努弗雷·扎格沃巴所沉思的一样，是波兰的奥利弗·克伦威尔。这样的元帅既会得到炽烈的拥护，也会遭致刻薄的指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苏联卫星国，而毕苏斯基的思想对这样的波兰的影响已所剩无几，尤其要说的是，当时的波兰没法继承毕苏斯基的事业，既没法联合波兰与其邻国成立海间联邦，也没法进行普罗米修斯计划，将俄罗斯分裂，将被强行并入俄罗斯的国家解放。

毕苏斯基的灵柩

战后的十年间，波兰的共产政权对毕苏斯基和战间期的波兰第二共和国不是忽视，就是指责。但是，尤其是在去斯大林化和波兰十月（1956年）时，波兰史学界对毕苏斯基的态度逐步发生改变，摆脱了以往的完全否定，变得更加中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