涨价

涨价 zhǎngjià

[rise in price;increase; price go up] 物价上涨

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涨价了☆wù jià物价(物价)

货物的价格。《南齐书·王敬则传》：“ 永初 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 元嘉 ，物价转贱。” 唐 柳宗元 《非国语上·大钱》：“币轻则物价腾踊。” 元 刘致 《端正好·上高监司》套曲：“一日日物价高涨，十分料钞加三倒，一斗粗粮折四量。” 清 昭连 《啸亭杂录·关税》：“乃使物价昂贵，於民生大有亏损。” 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六：“发了工资，不要说迟一天买东西了，就是迟一小时半小时物价也要上涨。”

中国宏观经济究竟是否已经处于通货膨胀期?大多数专家持否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尽管7月份的CPI指数同比涨幅为5.6%，1～7月份累计上升3.5%，但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今年1月～6月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仅为0.9%，尤其是食品价格影响对消费物价总水平上涨的贡献率为80%。所以，目前的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上涨”。

专家们总是擅长于发明各种各样的词。只是这个词完全是多余的，因为，通货膨胀必然呈现为“结构性”物价上涨。假如真的出现了所有商品价格同时普遍、持续上涨的局面，那就是十分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了。常规的通货膨胀完全可能呈现出另一种情况：不同行业、不同商品、服务的价格会陆续地上涨，并且上涨的幅度不一样，上涨持续的时间也不一样。

这当然不是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说法，而是奥地利学派的说法。关于这种理论，路德维希•冯•米斯斯、弗德里希•冯•哈耶克及美国学者MurrayRothbard给予过深入阐述。

奥地利学派的理论首先区分了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物价上涨现象。第一种是市场波动导致的物价上涨。比如，由于市场预期发生变化而导致石油价格上涨，这当然会反映谓的CPI中，并且也会影响到其他商品与服务的价格。

但在奥地利学派看来，这跟通货膨胀无关。各种商品在不同情况下价格出现上涨或者下跌，是市场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是因为市场参与者对于市场的预期发生了改变，而价格的波动恰恰是市场机制在发挥作用。市场就是通过价格信号来调整参与者的行为。没有价格信号，市场就根本无法正确地配置资源、协调人们的计划。由于某个行业的某个主要生产厂家突然遭遇地震停产，供应减少，引起价格上涨。这将促使人们减少消费，同时又促使厂家增加生产。假如把这种价格上涨视为通货膨胀风险，据此进行干预，那必然扰乱市场本来应当进行的资源再配置过程，导致人们作出错误的决策。比如在供应不足时并未减少需求，供不应求的局面更显紧张。

通货膨胀是、且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当局错误地过多发行货币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这就是通货膨胀。

不幸的是，从专家、到货币当局，从财经媒体到政府的物价管制机构，都把这两种不同的物价上涨混为一谈。比如，国务院发展中心的一份报告分析为什么物价虽然上涨快但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时，就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进行分析，说供给保障能力相当牢靠。这样的分析完全把问题搞拧了。通货膨胀本来就不是供给紧张引起的那么，中央银行为什么会犯错误、制造出通货膨胀?至少可以有两个解释。首先，依据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政府试图通过廉价货币支持自己所中意的某个群体、某项事业，而刻意制造或容许通货膨胀;其次，依据哈耶克在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所发展出来的知识论，即使中央银行大公无私也必然犯错误。准确地确定货币需求所需要的知识是海量的，也是无法由一个中央部门收集、分析的。结果，即使是大公无私的中央银行在试图维护货币均衡的时候，是两眼一抹黑，很可能多发货币。

既然通货膨胀乃是货币当局的错误引发的，则增发货币由中央银行经由某些货币注入点持续地流入经济体的，这样，不同的生产过程接受到新增货币的时间必然是不同的，价格的上涨就必然是陆续展开的，且持续时间不同，所受影响的力度也大不相同。

如果这样定义通货膨胀，那或许可以断言，中国前几年很可能就已经处于通货膨胀中，过去若干年的繁荣，就是一种通货膨胀型繁荣。通货膨胀确实可以带来繁荣，对此，奥地利学派有精彩分析。只是，这样的繁荣必然会以衰退终结。

如果这样定义通货膨胀，那就必须承认，不论是中央银行，还是经济专家，要判断经济是否处于通货膨胀状态，难度都非常大。因为“物价水平”这个统计学概念、或者3%的标准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总水平的平均数字很可能掩盖了某些生产过程已经处于通货膨胀状态的事实。而且，把通货膨胀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的政策也同样不可取。因为，多发之货币陆续进入经济体，意味着价格的相对结构会被曲，从而损害个人和企业的计划协调。

既然如此，最好的宏观政策就该是没有通胀的政策。而通胀既然是中央银行的错误所致，则避免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就是取消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这一点，笔者翻译、最近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哈耶克的《货币的非国家化》，已有深刻的论证。

今后的通胀情况视乎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以及政府的隐性负债的改善情况而定。政府须培养有竞争活力的税源，而不是将自己与某些特权行业、特权企业捆绑在一起，否则房地产与资本市场下跌将毁灭中国经济。

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经济状况之好前所未有：GDP与人均收入水平同时增长，商品零售额与人均收入超过了物价上涨幅度，看不出央行有动用连续加息手段的必要。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未曾过热，通胀也属食品大类中少数产品所形成的结构性上涨，不会恶化为全面通货膨胀，因此，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静观其变，以免加息等政策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如果以传统的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的定义来衡量，中国并不存在通胀，因为产品供应并未减少，惟一改变的是一些食品价格与资产价格上涨了;如果以超过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为衡量，毫无疑问，中国的通胀威胁还将持续一时间。

我们无法用一块猪肉遮蔽双眼，而对现实存在的货币泛滥视而不见。中国通胀最大的原因是，货币发行量有增无减，并且看不到下降的希望。由于政府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就意味着所有的外汇都将变成人民币进入金融流通领域，而后在流通中以大约3倍的乘数效应放大。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大多数来自于外汇增加的刚性需求，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的货币和准货币(M2)加起来总共是34.6万亿元人民币，大约55%-92%的货币供应都是由于外汇流入所引发的，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速，货币如此泛滥，岂有不通胀之理。

操劳的央行在不断地回收流动性，与其说央行的措施是为了给经济降温，不如说是在给被货币淹没的经济体排水。无奈迫于现行的结售汇体制，央行不得不左手开足马力印刷人民币，右手拿着一块加息与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抹布准备抹去货币流动性的汪洋大海。再忙碌，也无法成功。按照目前外汇的增长趋势，今年货币发行量还将大幅上升。

通胀的另一个威胁来自于政府预算外的隐性负债。 从数据来看，政府赤字率与负债率不高，在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之时，赤字率维持在3%的警戒线之内。不过报表内的数字无法反映真实财政风险。世界银行研究财政风险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Haria Polackova Bnxi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把大量政府活动转移到预算外，以大量积累或有债务及隐性负债的形式隐藏了一部分预算内的政府赤字和债务而达到财政预算平衡。东欧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哈佛大学的萨克斯教授提着独门暗器临床经济诊断时，在财政框架一项中也提出要注意有没有隐藏在资产负债表之外的公共部门债务，比如中央银行的债务以及必须由政府预算填补的坏账?

我国政府的隐性负债大得吓人。在此轮金融改革前，政府以大约5万亿元人民币支付了国有商业银行到目前为止的第一轮改革成本;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魏加宁先生估算，我国省级政府负债保守估计在3000亿元左右，而县级政府负债，据里昂信贷估算在30000亿元，政府隐性担保包括对国企、资本市场、社会养老金的隐性担保，所有这些债务相加，保守估计在2006年GDP的2倍以上。

实际上，多发货币不仅是强制结售汇的刚性约束，也是政府为了推进银行、国企、地方政府改革与建立养老保险，向每个人增收的通胀税，以解银行与地方政府破产的燃眉之急。从某个角度说，目前这一轮通货膨胀的结果，只不过揭晓了前一时期的改革成本的大小，根本不是什么由一块猪肉引发的新生事物。

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今后的通胀情况视乎我国的基础货币发行，以及政府的隐性负债的改善情况而定。

在基础货币发行方面，为了减少流动性，政府已经祭出了发行特别国债与变相允许资本项目流动等根本性的变革举措，QFII与QDII相继开闸，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资本市场试点，事实上已经使人民币向资本项目可兑换迈出了一大步。政府终于认识到将太多超出安全所需的大把外汇捏在自己手中，换来的不是安全，而是发烫的更不安全的经济。可以预料，政府下一步将允许人民币扩大浮动区间，直至最后实现自由兑换，与基础货币发行脱钩。

困难的是政府如何摆脱国企隐性担保人身份。目前政府的做法毋宁说是投机的，在资本市场高价发行国有股使银行得到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准的市值，同时，以对国企抓大放小的名义，将优质资源集中于国企，以高价资源抵销国企的低效，将政府从对国企的隐性担保中解放出来。地方政府债务暂时搁置，很多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卖地寅吃卯粮找到一条生存之道。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导致设租寻租行为肆虐，注定难以持久。

这一轮通胀威胁提示的是改革手段变迁的急迫性与必要性，政府须培养有竞争活力的税源，而不是将自己与某些特权行业、特权企业捆绑在一起，否则房地产与资本市场下跌将毁灭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