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赫南·赫尔普曼

他于1946年生于前苏联，1957年移居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9）和硕士学位（1971）后，于1974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到特拉维夫大学任教，并多次在哈佛大学（1982-83、1988、1991-92、1996-97）和麻省理工学院（1983-84、1987-88）等著名高校做访问学者。先后当选为经济计量协会会员（1986，2000年为会长）、以色列经济协会会长（1989-1991）、美国经济协会外籍荣誉会员（1991）和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外籍荣誉会员（1993），并获得马哈拉诺比斯纪念奖章（印度经济计量学会，1990）、以色列奖（1991）和伯恩哈德-哈姆斯奖（1998）等多项荣誉。

赫尔普曼是一位博学多产、富有创造性和合作精神的经济学家，自1974年起出版或编辑了13部著作、发表了120余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在颇为活跃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领域，赫尔普曼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尽管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但其脉络和研究方法却是相当清晰的：作为以色列的经济学家，赫尔普曼的学术研究大多与开放经济密切相关；作为富有合作精神的学者，赫尔普曼的许多研究是合作完成的，从中不难发现他的研究脉络：在1980年前，他主要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同事合作，研究重点是以色列所关注的财政理论、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和金融理论；在1980年以后，他更多地立足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与美国一流经济学家合作创立新的理论体系，研究重点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

在当代经济学文献中，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愈益成为频繁出现的词汇，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基石。以国际贸易为例，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家注意到战后的国际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的巨大增加，而这是传统的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为了解释这一经验观察，经济学家转向了收益递增或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而这必然意味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同时，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和兰开斯特（1979）对产品差异的处理方法，为深入研究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易于处理的分析框架。因此，发轫于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的新贸易理论，与收益递增、不完全竞和产品差异等概念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

在为《国际经济学手册》撰写的《收益递增、不完全市场和贸易理论》（1984）一文中，赫尔普曼对这些重要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分析了它们对国际贸易、尤其是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的影响。在这篇综述性、但不乏创新性的论文中，赫尔普曼对规模经济、竞争的类型、产品差异和进入限制等的处理方法及其对贸易理论的含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着重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规模经济（包括企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行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国家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和世界范围的规模经济）对市场结构和国际贸易的不同含义。

赫尔普曼总结了企业竞争类型、市场基本特征两方面的市场情况，分析说，一旦将收益递增引入分析框架，竞争类型和市场结构特征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有重要影响。例如，假定存在两个规模不同但偏好相同的国家，各自都具有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两个行业，那么，较大的国家将进口垄断行业产品、出口竞争行业产品，而较小的国家则在垄断行业享有比较优势。

早在赫尔普曼和雷辛（1978）一书中，赫尔普曼等人就针对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相互独立论述的不足，提出了一种立足于不确定性、融合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并能够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做出统一解释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初次显示了赫尔普曼构建庞大理论体系的魄力和能力。赫尔普曼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结识了保罗·克鲁格曼。二人合作的结果是《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一书的出版。书中将各自为战、种类繁多的理论模型作了一番综合，一面从中提炼出共同要素，另一面又构筑起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延续性，建立了自己的模型来分析以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特征的国际贸易。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新贸易理论的正式形成，两位同时也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开创人的地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不完全竞争情形下的贸易政策，通常具有不同于完全竞争下的贸易政策的结果；市场结构对贸易政策的实际作用具有重要影响。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行为的不同：在完全竞争下，企业最优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将使得边际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由于企业的预期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需求曲线的斜率、而且取决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反应，因此贸易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显重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日益变得以知识为基础。经济现实的这种深刻变化要求经济理论做出相应的解释与说明。于是，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开始探讨运用新的增长理论即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是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是 “内生的”。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是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发(R&D)部门生产，并且其具有独特、非竞争和部分排他性。内生技术进步包括内生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模仿)。将内生技术创新与转移纳入内生增长理论的任务是由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共同完成的。

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认为，技术创新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有意识的研发投资，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企业投资R&D的基本动机。无论是要素生产率的进步，还是新产品种类的增加，抑或是新产品质量的提高，都得益于R&D的努力。

在开放条件下，人们更多地关注于知识的国际溢出、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首先研究了小国开放经济。小国的创新活动仅在非贸易品部门发生，最终产品按国际市场上外生给定的价格来交易。他们发现，贸易与内生创新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只有当贸易使资源从制造业部门转移到R&D部门，贸易才会促进创新和增长。他们还认为，当贸易政策提高了本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或降低了本国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时，贸易政策就会促进创新。贸易对福利水平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中间产品产量的变化，只要贸易政策鼓励了中间产品的生产，就有利于福利水平的提高。其次，他们进一步研究了开放条件下大国的贸易与内生技术创新及增长的关系，考察了贸易影响长期创新率与增长率的渠道。他们认为，贸易促进了知识的国际溢出，激发了创新者之间的竞争，减少了研发活动中的重复劳动，提高了研发部门的总生产率。在技术存在国际溢出时，两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的贸易必定会提高各自的创新与增长率。他们还考察了两种特殊情形：(1)非熟练劳动力禀赋丰富的国家可能因为贸易而专业化生产传统产品，从而使总产出增长率下降；(2)贸易有可能使人力资本禀赋丰富的国家从事研发活动的动力降低，尽管如此，贸易为该国居民提供了消费国外创新产品的机会。

为了探讨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对发达国家的创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扩散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贸易对各自经济增长的影响，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年发表了“质量阶梯与产品周期”一文，提出了内生创新与模仿的质量竞争两类产品周期模式。该模式认为，新产品首先在发达国家研发出来，随后为发展中国家所模仿。对研发活动的投资，取决于潜在的收益与研发成本的理性分析比较。由于新产品要优于老产品，发达国家成功的创新者在一定时间内能够获得利润，而当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开始后，创新者的利润逐渐流失；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厂商由于成本低于发达国家，因此，成功的模仿者同样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获得利润，但当发达国家的创新者推出更新的产品时，其利润流也会被打断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就这样，发达国家的领导者、追随者与发展中国家的模仿者之间的创新与模仿的博弈，保持了总的创新率与总的模仿率不变，维持了贸易与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

在80年代，赫尔普曼主要与克鲁格曼合作，先后出版了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融合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学术巨著《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和论述不完全竞争下贸易政策问题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1989），从而确立了新贸易理论奠基者的地位。

1980s末开始与格罗斯曼合作，提出了以有意识的R&D活动为创新的来源、以创新的垄断收益为动力的新增长理论，

与罗默（1990）和阿洪&豪伊特（1992）共同构成了第二代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并以其对贸易、创新和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而独具特色。

与格罗斯曼一起研究政治经济学，出版有《特殊利益政治学》（MIT， 2001）和《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普林斯顿，200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