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

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时期，亚当·斯密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40～1746年间，赴牛津学院（The Oxford Academy）求学，但在牛津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1750年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不仅担任过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一直到1764年离开为止；这时期，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1773年，《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色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

英镑图

1778～1790年间亚当·斯密与母亲和阿姨在爱丁堡定居，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也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1784年斯密出席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任命仪式，因亚当·斯密之母于1784年5月去世所以迟未上任；直到1787年才担任校长职位至1789年。亚当·斯密在去世前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于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享年67岁。亚当·斯密并不是经济学说的最早开拓者，他最著名的思想中有许多也并非新颖独特，但是他首次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经济学说，为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富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但是如果自由竞争受到阻障，那只“无形的手”就不会把工作做得恰到好处。因而亚当·斯密相信自由贸易，为坚决反对高关税而申辩。事实上他坚决反对政府对商业和自由市场的干涉。他声言这样的干涉几乎总要降低经济效率，最终使公众付出较高的代价。亚当·斯密虽然没有发明“放任政策”这个术语，但是他为建立这个概念所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人都多。

有些人认为亚当·斯密只不过是一位商业利益的辩护士，但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经常反复用最强烈的言辞痛斥垄断商的活动，坚决要求将其消灭。亚当·斯密对现实的商业活动的认识也并非天真幼稚。《国富论》中记有这样一个典型观察：“同行人很少聚会，但是他们会谈不是策划出一个对付公众的阴谋就是炮制出一个掩人耳目提高物价的计划。”

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体系结构严密，论证有力，使经济思想学派在几十年内就被抛弃了。实际上亚当·斯密把他们所有的优点都吸入进了自己的体系，同时也系统地披露了他们的缺点。亚当·斯密的接班人，包括象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这样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的体系进行了精心的充实和修正（没有改变基本纲要），今天被称为经典经济学体系。虽然现代经济学说又增加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但这些大体说来是经典经济学的自然产物。在一定意义上来说，甚至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自然不是他的政治学说）都可以看作是经典经济学说的继续。

一、《道德情操论》（1759）

道德情操论

在亚当斯密生活的那个时代，“道德情操”这一短语，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因此，亚当私密竭力要证明的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主要是追逐利润的资本家﹞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从未而建立一个有必要确立行为准则的社会而有规律的活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论》的这些论述为前提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不仅是亚当斯密进行交替创作、修订再版的两部著作，而且是其整个写作计划和学术思想体系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情操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所阐述的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到21世纪的观点看来，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前者属于伦理学，后者属于经济学。亚当斯密把《国富论》看做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论》论述的思想的继续发挥。《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在论述的语气、论及范围的宽窄、细目的制定和着重点上虽有不同，如对利己主义行为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论》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义感，而在《国富论》中则寄希望于竞争机制；但对自利行为的动机的论述，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室把“同情”作为判断核心的，而其作为行为的动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二、《国富论》（1776）

《国富论》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巨著。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改善的原因及其生产物在各阶级的人们间之自然的分配顺序。

英文版国富论

第一篇开始说明：各种生产力的最大改善，起因于分工。有分工，才有货币。因为，有了分工，必有交换；有了交换，就要货币；所以，货币是助长分工所必须的。这样的议论，自然进展到交换的条件；那就是价值论及价格论。关于价格的研究，谓价格被分为工资、利润及地租；因此，为了说明价格取决于工资、利润及地租的比率这一事实，必须讲到这些比率的变动。

第二篇论资产的性质、积蓄及用途。第二篇有五大论点：

一论资产的性质及分类；

二论社会总资产中的一种特别部门（即货币）及银行的各种操作以节约货币的方法；

三论资本的积蓄及生产与不生产的劳动；

四论利息的升降；

五论资本的各种用途，并予以比较。

第三篇论各国富裕进步的不同。第三篇说明：国富的自然进步，资本是最初用于农业，而后用于各种制造业，最后用于国外贸易。第四篇论经济政策与经济学说之诸体系。即商业体系与农业体系。

《国富论》封面图片

第五篇论元首或国家的收入。并具体说明下列三点：

一，哪些是君主或政府的必要费用；在这些费用当中，哪些该由社会一般人民的奉献来支应；哪些则该由特别的社会团体或个人来承担。

二，有哪些不同的方法，可以让一般社会成员为整个社会应该承担的费用作出奉献；这些方法分别有哪些重要的优缺点。

三，最后一点则说明，究竟是什么理由，使得几乎所有现代政府都举债度日；而那种债务，对整个社会的真实财富，亦即，对整个社会土地与劳动每年的产出，会造成什么影响。

《国富论》中他有下列重要主张：

1个人主义：经济体制之建构，应以保障个人之生存及发展为原则。因为每个人若能充分发展自我，则社会整体也将获得进步。

2财产私有制：就是主张私人有权拥有及支配自己的财富。因为如此才能使个人充分发展，同时促进文明的发展。

3追求利润具有正当性：企业家投资工商业虽然为了追求利润，但是在过程中往往产生服务人群、贡献社会的效果，促进社会进步。

4经济自由：主张政治中立，不随便干预经济活动，使每个人得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进行其经济活动，如此才能有效率。

5价格机能：商品的价格，由市场来决定，如此价格自然会调整恰当，而且资源也会配置得当，结果将始社会效益达到最佳的状态。

他认为人类有自私利己的天性，因此追求自利并非不道德之事。倘若放任个人自由竞争，人人在此竞争的环境中，不但会凭着自己理性判断，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同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市场）”使社会资源分配达到最佳状态。

一、分工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的起源是由人的才能具有自然差异，那是起因于人类独有的交换与易货倾向，交换及易货系属私利行为，其利益决定于分工，假定个人乐于专业化及提高生产力，经由剩余产品之交换行为，促使个人增加财富，此等过程将扩大社会生产，促进社会繁荣，并达私利与公益之调和。

他列举制针业来说明。“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分工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方才可能。

二、货币理论

货币的首要功能是流通手段，持有人持有货币是为了购买其它物品。当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后，商品的价值就用货币来衡量。这时，便产生了货币的另一功能－价值尺度。亚当斯密也谈到货币的储藏功能、支付功能。但是，他特别强调货币的流通功能。

三、价值论

提及价值问题，亚当斯密指出，价值涵盖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前者表示特定财货之效用，后者表示拥有此一财货取另一财货的购买力。进一步指出，具有最大使用价值之财货，往往不具交换价值，水及钻石是其著名的例子。不过水与钻石价值之比较是百年之后边际效用学派才圆满解决此一问题。

四、分配理论

亚当斯密的分配论，是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自然率之决定理论。

亚当斯密指出，尽管雇主拥有抑低工资的力量，工资仍有其最低水平，此一最低水平是劳动者必须能够维持基本生活，假定社会工人需求增加或工资基金提高，工资将高于最低水平。就另一角度言之，一国国富、资本或所得增加，将促使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则促进人口增加。

资本利润之高低如同劳动工资，决定于社会财富之增减，资本增加固可促使工资上涨，却使利润为之下降。亚当斯密指出，假定商人投资同一事业，因为彼此相互竞争，自然致使利润率降低。

地租系指对土地使用所支付的价格。亚当斯密认为，地租高低与土地肥沃程度及市场远近有关。

五、资本积累理论

资本累积是大量进行分工必备的另一要素。分工的扩张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跟资本的总额成正比。资本的累积必须在分工之前进行，因为分工需要使用许多特殊的设备与机械料，在在都需要以资本来购取。分工愈细，工具的需要愈多，资本愈显得重要。透过分工过程，可增加劳动生产量，提高国民所得，增强国民储蓄意愿与能力。

六、赋税理论

亚当斯密提出四大赋税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经济。

公平：一国国民应尽可能按其能力以支持政府，亦即国民应按其在政府保护下所享有的利得比例纳税。

确定：各国民应当缴纳的税捐，须确定并不得随意变更，缴纳时期、缴纳方法、应付税额，都应对纳税人清楚宣示。便利：一切税捐，都应在最适合于纳税人的时间与方法收之。

经济：每一税捐都应善加设计，务使公民缴付国库以外，在他的财力上受到最少可能的激动。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当时的英国可以说是欧洲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国，尚且是领先其它国家的工业国。18世纪前期欧陆的法国和的德国，尚停留在幼稚的封建的家内工业，或独立手工业的阶段，仍然以这种方式来支配生产。但英国却不然，已经走入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谓工场手工业已在国内各大都市筑下根柢。

中世纪的家内工业或独立手工业，工人是分散在各家各户，个人在全体作业过程中不过是一个孤立的劳动者。工厂制手工业却是许多的工人在一个工厂劳动，在一个资本家的指挥命令下，使用简单的工具，从事分工的作业。一直到1760年以降发生了产业革命，使用机械的大工业出现为止，在产业革命前英国各国各地所实行的，仍然是这种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制手工业。

这位举世闻名的古典派经济学的巨匠亚当斯密，生当工厂制手工业和机械制大工业的过渡时期。他的功绩就是把当时零星片断的经济学学说，经过有体系的整理，使之成为一门分门别类独立于哲学的大学问。

在斯密死后不久，他遗留的手稿几乎全都销毁了。在他生前最后一年里他似乎计划撰写两篇主要的论文，一篇是有关法律的理论和历史，一篇则是和艺术与科学有关。在死后才出版的《哲学论文集》所收录的可能是后一篇论文的部分。

《国富论》一书是斯密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本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创立有极大贡献，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世界，这本书甚至可以说是经济学所发行过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国富论》一书成为针对重商主义（认为大量储备贵金属是经济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理论）最经典的反驳，在这本书于1776年出版后，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许多要求自由贸易的声浪。这些声浪还认为当时经济的艰难和贫穷是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所造成的。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被说服相信了自由贸易的优点：英国政府和议会依然继续维持重商主义多年。

《国富论》一书也否定了重农主义学派对于土地的重视，相反的，斯密认为劳动才是最重要的，而劳动分工将能大量的提升生产效率。《国富论》一书非常成功，事实上还导致许多早期学派的理论被抛弃，而经济学家如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则专注于将斯密的理论整合为21世纪所称的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由此衍生）。马尔萨斯将斯密的理论进一步延伸至人口过剩上，而李嘉图则提出了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认为人口过剩将导致工资连勉强糊口的层次都无法达成。斯密假设工资的增长会伴随着生产的增长，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则较为准确。

《国富论》一书的重点之一便是自由市场，自由市场表面看似混乱而毫无拘束，实际上却是由一双被称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 无形之手）所指引，将会引导市场生产出正确的产品数量和种类。举例而言，如果产品发生短缺，产品的价格便会高涨，生产这种产品所能得到的利润便会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产，最后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许多产品进入了市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会增加，供给的增加会将产品的价格降低至接近产品的生产成本。即使产品的利润接近于零，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利润刺激也不会消失，因为产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产者的薪水在内。如果价格降低至零利润后仍继续下跌，生产者将会脱离市场；如果价格高于零利润，生产者将会进入市场。斯密认为人的动机都是自私而贪婪的，自由市场的竞争将能利用这样的人性来降低价格，进而造福整个社会，而提供更多产品和服务仍具有利润的刺激。不过，斯密也对商人保持戒心，并且反对垄断的形成。

一.哲学家

1、曼德费尔（Mandeville, Bernard de, 1670-1731）

2、哈启生（Hutcheson, Francis, 1694-1746）

3、休谟（Hume, David 1711-1776）

二. 经济学家

1、、樊特林（Vanderlint J. 生年不明，死于1740年）

2、勃格雷（Berkeley, George 1685-1753）

《真实的亚当·斯密》

新版的20英镑纸币上印上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头像，足见其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可是关于这位思想巨人，我们却存在着太多的误读，本书记述的斯密，不是被经济学家神秘化了的斯密，亦不是被政治学家简单化了的斯密，詹姆斯·布坎将从他们编织的谜团中把一个真实的亚当 ·斯密剥离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这部在欧美赢得相当关注的传记中，我们能发现两个不同的亚当·斯密，一个亚当·斯密作风严谨、品德高尚、胸襟宽阔、才华过人、卷帙浩繁、不受羁绊；另一个亚当·斯密少言寡浯、盛气凌人、不求精准、名声不佳、主张自由放任。

亚当·斯密（1723～1790）是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在亚当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去世；母亲玛格丽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儿，亚当斯密一生与母亲相依为命，终身未娶……管理学的理论奠基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公认的经济学祖师，但他在管理学中的地位却十分微妙。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的《国富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同时，他在伦理学方面的建树也十分出名，他的《道德情操论》至今依然是经典之作。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斯密对管理学的贡献。在管理学领域，人们总是把斯密看做经济学家，在推崇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又把他置于管理学之外。所谓地位微妙，是指管理学家们都客客气气地尊奉斯密为大师先哲，但又不把他看做管理学的圈内人士。厄威克的名着《管理备要七十位先驱者生活和工作的历史记载》，收录了从工业革命到古典管理学时期的众多人物，应有尽有，连制造蒸汽机的小瓦特和博尔顿也有一席之地，惟独没有亚当？斯密。因而，如何认识斯密与管理学的关系，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一个只有1500人左右的小镇柯卡尔迪（Kirkcaldy）。幼年的斯密聪明好学，14岁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主修拉丁语、希腊语、数学以及道德哲学。在格拉斯哥学习期间，着名哲学教授弗兰西斯？哈奇森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予斯密很大启发，斯密对这位老师的教导一直念念不忘。1740年，斯密获得了奖学金，进入着名学府牛津大学学习，1746年毕业后回到故乡柯卡尔迪。1748年，斯密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担任讲师，主讲英国文学，几年后又开始讲授经济学课程。1751年，斯密回到母校格拉斯哥任教授，主讲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在格拉斯哥大学任职期间，斯密公开发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观点。1759年，斯密的第一部着作《道德情操论》出版，这部着作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使他跻身于英国一流学者之列。1764年，斯密受布克莱（Buccleuch）公爵之邀，离开格拉斯哥大学，到欧洲大陆旅行。旅行的经历以及在旅行过程中同许多着名大陆学者的交往，促使斯密经济理论走向成熟，尤其是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魁奈对他影响很大。三年后，斯密回到伦敦，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工作，斯密回到故乡柯卡尔迪，开始潜心撰写经济学着作。1776年，这部写作历时六年，修改三年的经济学巨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终于完成。它的发表，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正式诞生。在写作《国富论》的过程中，斯密积劳成疾。自1784年开始，他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但斯密依然笔耕不辍，继续写作两部关于哲学和经济学的着作。1787年，斯密应邀去伦敦为英国内阁成员讲授经济学，同年11月，又被推荐担任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1790年7月，这位终身未娶的伟大学者与世长辞。斯密一生追求完美，在临终前，他坚持将未完成的十几部手稿付之一炬，实践了他认真负责的一贯理念。当然，对后世的读者来说，这些手稿的焚毁则是一大损失。在他逝世后，后人根据他的学生所记的笔记，1796年整理出版了《正义、警察、岁入和军备讲稿》，其他遗稿也陆续整理出版，包括1793年的《哲学问题论集》，1795年的《天文学史》等等。斯密一生最密切的朋友是大卫？休谟，休谟在哲学方面的造诣对斯密产生了很大影响。两人大概于1751年前后结识，此后，两人除见面外，一直有着频繁的通信联系。当斯密在写完《国富论》后，担心自己健康恶化有可能看不到该书的出版，便指定休谟为自己的遗稿管理人。但结果却是休谟去世在先。而休谟的遗嘱中，恰恰指定斯密为遗稿管理人。亚当？斯密的着作，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时至今日，经济学界依然不断有“回到斯密”的呼声。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着述中反复阐明斯密的贡献。森的福利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上。在经济学界，斯密几乎成为被征引最多的作家。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英格兰银行决定，从2007年起，亚当？斯密的头像将出现在英国20镑面值的新版钞票上。

亚当·斯密的父亲也叫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律师、也是苏格兰的军法官和寇克卡迪的海关监督，斯密的父亲对于基督教有强烈兴趣，并且加入了温和派的苏格兰长老教会（Scottish　Presbyteriani**，自从1690年以来的苏格兰国教）。斯密可能曾经前往英格兰寻求英格兰教会的职业生涯：但这件事的真实性仍具争议。为何他放弃信仰并回到苏格兰的原因仍然未知，但能肯定的是这时斯密已经成为自然神论者了。亚当·斯密的父亲于1720年去世（时间存在争议）。斯密的母亲叫玛格丽特（Margaret）是法夫郡斯特拉森德利（Strathendry）大地主约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的女儿，一直活到90岁，由于在斯密初生前父亲就已去世，所以斯密特别亲近他的母亲，母亲也经常教导和鼓励斯密，斯密受到母亲的影响极大，所以母亲一直是亚当斯密生活的中心。因为斯密童年体质孱弱多病，又无兄弟姐妹，孤儿寡母的缘故，在他长大成人后仍时常陪伴在母亲身边，而真正了解亚当斯密的人就是他的母亲。亚当斯密的一生就是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一生，在长达60年的岁月中，斯密对母亲孝顺侍奉，报答了她的养育之恩，为此斯密终身未娶。1784年5月23日亚当斯密之母去世，这年斯密已经61岁，在母亲去世6年后斯密也离开了人世。

亚当斯密出生在玛格丽特道格拉斯在柯科迪，苏格兰。但是有人认为亚当斯密是在他父亲去世前出生的，也就是在1720年他父亲去世前六个月史密斯出生的（时间存在争议），还有人认为亚当斯密的出生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出生的，所以关于亚当斯密确切出生日期不明，但是在亚当斯密他的洗礼录上明确记录着是于1723年6月16日在柯科迪出生。

斯密于1723年出生于苏格兰菲弗郡的克科迪，其地号称有1，500居民，当斯密出生的时代，有些城镇的居民还用钉为货币。在斯密童年时期，当他四岁时，有次在前往外祖父家的途中，被路过的一群吉普赛人拐走，一时去向不明；事情发生后不久，一个绅士看到有人在寻找孩子，于是告诉他们在前方有个吉普赛女人抱着一个哭闹不休的孩子，经他叔父的努力，对这帮吉普赛人进行追捕，那个吉普赛女人看到有人追赶就把亚当斯密丢下逃走，于是孩子平安回到母亲身边。这件事是由当时的苏格兰记者和传记作家史密斯·约翰·李博所记录并发表的，这位为他写传记的人曾说，“我担心他将来会变成个穷苦的吉普赛人”，所以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

1730年也就是斯密7岁时候在家乡苏格兰一所学校上小学，这是斯密接受启蒙教育的开始，这座小学名字是“寇克卡迪（Kirkcaldy）学校”是一所市立的学校，“这所学校在相当有名望的戴维·米勒的领导下，造就了一批卓越人才。幼年的斯密在学校中以对书籍的热爱和超人的记忆而引人注目。斯密在卡柯尔迪度过了中小学生活。工场手工业和外贸相当发达的卡柯尔迪，使斯密对苏格兰社会有了一个朦胧的认识。”（《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1737年14岁斯密从这所学校毕业，转入到他中学时代的生活。

斯密在中学时代的资料我搜集到的比较少，从时间上看他是在1737年上的中学，那时候他是14岁，他所读的学校叫做“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是他家乡一所中学，在中学时代，他遇到一位让他非常亲近的导师，就是弗朗西斯·哈奇森老师，“哈奇森以渊博学识与高尚人格给斯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斯密对他称呼为“永恒的哈奇森”，在哈奇森老师指导下斯密研读了道德哲学，“他在该校的3年中，学习了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他当时最喜欢的是数学和自然哲学，然而，这却不是他在其中显示才华的科学。”（《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与此同时，斯密在这个时期发展出他对自由、理性和言论自由的热情追求。可以看出，在斯密14-17岁这个时期，斯密是一个富有理想、梦幻和追求活泼的热烈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也是使他感到非常幸福的生活时期。

1740年，“斯密作为斯内尔奖学金的获得者被推荐到牛津大学深造。在那里，他致力于钻研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认真研究了《人性论》等当代和古代伟大思想家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古典哲学与当代哲学的基础。”（《道德情操论》译者序言）他17岁时就到牛津大学去求学（那时他是骑马去的）在那里呆了6年。但是牛津到后来才成为一个高等学府，当时还不是个学习集中的所在，大多数教授久已公然放弃了教学工作。斯密曾在1940～1946年间在牛津大学求学，但是在牛津的毕业生名册上并没有他的名字。在福斯特先生所著的《牛津毕业生》一书中仅记载亚当斯密在牛津生活的琐事，却没有提到他毕业的事情；然而，从罗杰斯教授对巴利澳尔学院食堂帐簿所做的调查充分证明，亚当斯密确实获得的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正式的毕业生名册中。亚当斯密的文学观不太合当时人的口味，因为他崇尚古典派，贬抑浪漫派。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虽然情节动人心弦，但并不能称为优秀戏剧。而亚当斯密曾梦想过有朝一日能成为有名的诗人，因为亚当斯密厌恶“无韵诗”，他认为从文学作品的美感来看，同时要克服的困难是由成比例原则出发，所以他非常喜爱“押韵诗”；因为创作的过程有种挑战的精神存在，而且“押韵诗”没有确实内容，但是亚当斯密一生都没有创作过任何一首“押韵诗”，他曾说如果作“无韵诗”的话他可以出口成章。就这一段话来看，亚当斯密承认自己是个失败的诗人，因为他终其一生没有实际创作过自己欣赏的“押韵诗”，而“无韵诗”他又不屑写，所以有此结论。一个外地旅行者于1788年看到在那里举行的一次公开辩论时，感到非常诧异。所有4个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都默无一言，都在阅读当时流行的小说。由于那时的风气是，进行讲授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因此斯密在学习过程中大都是无所师承的，自己认为读什么书适当就读什么。亚当·斯密离开牛津大学的原因，斯密认为，格拉斯哥大学远优于牛津大学，根据自己的体验，他感到牛津大学是智力窒息。在《国富论》第二章国家财富，斯密写道：这所大学大部分教授们，为了传授他们认为正确的道义，甚至完全放弃了教学的原则。有一次他几乎被学校开除，原因是在他房间里发现了一本大卫·休漠的《人性论》，认为休漠即使可能成为一位哲学家，读他的书也是不相宜的。斯密经常抱怨说，牛津大学官员的朋友一旦发现他读一份戴维·休谟《论人性》，他们随后没收了他的书和并对他进行严厉处罚。然而，斯密利用这次机会，便去了牛津大学图书馆在那里寻找自己喜欢看的书籍，斯密并没有认真去学习自己的专业，所以说斯密在牛津大学不是一个幸福的学生，在临近毕业前夕，斯密的精神状态临近崩溃。根据威廉·罗伯特·斯科特说：“斯密在牛津读书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是有助于他的。”斯密也在后来讲到：“在牛津的时期对他后来的毕生事业没有多少影响”。所以他在1746年离开了牛津大学。

斯密从小是个瘦弱的孩子；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养成自言自语的习惯，一生未改。虽然从早年起，甚至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就会不时发生神不守舍状态，斯密在陌生环境发表文章或演说时，刚开始会因害羞频频口吃，一旦熟悉后便恢复辩才无碍的气势，侃侃而谈；而且亚当斯密对喜爱的学问研究起来相当专注、热情，甚至废寝忘食。亚当斯密常想事情想得出神、丝毫不受外物干扰；有时也因此发生蠢事，例如：亚当斯密担任海关专员时，有次因独自出神将自己公文上的签名不自觉写成前一个签名者的名字。还有一次，在某个晚宴上，亚当斯密突然开始对当时一位有威望的政治家在公开场合的行为提出强烈的谴责，但接着他发现隔桌有那位政治家的近亲，便顿时住口不说，马上陷入沉思，而嘴里嘟哝着：“畜生，畜生，都是真的。”这件事显示亚当斯密会坦率的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尽量避免做出对人无理的事。另外一次斯密在达尔基思用晚餐时，德契斯特勋爵的两个儿子也在场。话题集中在德契斯特勋爵的领地和他的工作上，这时亚当斯密终于插嘴说：“对不起，德契斯特勋爵到底是那一位？我好像没有听说过他。”这事件表示亚当斯密仍有平常人有的缺点，他不是个圣人。

尽管斯密一生未娶，但是它将书籍作为自己众生的伴侣，他曾说过书籍就是我的情人这样话，他还说“我别无所好，所好的只是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密是一个非常喜好书籍的人。有一次亚当·斯密向他的友好卖弄他所珍藏的书时，就是这样形容他自己的。他肯定不是个仪容漂亮的人。我们从一个大纪念章上看到他的面相，下垂的眼皮，深眼窝，下嘴唇突出，一个大鹰钩鼻子。他一生受到过神经方面的折磨，他的头摇晃不定，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怪模怪样。《当代》杂志对斯密的描述是：斯密比较偏心，但作为一个仁慈的智慧，滑稽不在头脑，独特的生活习惯与言论和步态和微笑“难以形容的仁慈”。他被称为经常谈论自己，并不定期以法术想象疾病。斯密经常被描述为原型心不在焉教授。据报道，他是有书籍和文件堆叠在其研究报告中，与发达国家的习惯，他在童年时的发言，并微笑着对自己在全神贯注交谈看不见同伴。讨论了各种轶事他恍惚的性质。此外他还以常常会处于游心于物外的状态闻名。当18世纪80年代斯密接近50岁时，爱丁堡居民在一个欢乐的场面上，以合乎礼仪的方式款待他们最杰出的公民。这时他穿着件浅色外套，短裤，白丝袜，有扣的鞋子，戴的是平顶周边的海狸皮帽，拿着手杖，在一条用圆石砌的路上行走。但是他两眼望着天空，口中念念有词，像是在唠叨些什么。他每走一步就要迟疑一下，似乎想换个方向走，甚至想倒退着走，一个朋友说他样子就像个蠕虫。在地上爬。又一次，在爱丁堡与一个声名显赫的友人同走时，他的扈从边向他敬礼为送上他的手杖。对斯密说来，这类事已经有过无数次，但他这次面对这位工作者突然陷人了催眠状态。他用手杖向对方回礼，更使他的客人惊异的是，他毫发不爽地用他的手杖向他的扈从重复了后者对他的一举一动。当这一符咒的魔力解除以后，斯密却站在一长段踏级的顶端，手里仍然拿着手杖，全然不知道他刚才的那番出格举动，他把手杖搁在一边，然后从刚才谈话的中断处继续谈起。有一个故事，据斯密说，他去查尔斯汤森参观一家工厂，在和塞黑讨论自由贸易时，他自己走进一个巨大的鞣坑从他不得不被删除。另一期节目记录，他把面包和奶油制作成一茶壶，炮制喝，并宣布这是最坏的一杯茶。1751年斯密28岁，受聘为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不久又受聘为伦理学教授。格拉斯哥与牛津不同，后来成为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中心，以拥有一批出色的有才能的人物而自豪。但是它与现代的所谓大学这一概念还有很大差别。比较古板的一派教授，对于斯密轻率而又热情奔放的那种作风，并十分不以为然。他做礼拜有时会面带笑容（那时他无疑正沉溺于幻想中）；他是那个令人厌憎的休漠的坚定不移的朋友；他向大学会请求准许免除在上课开始时举行祈祷；他析祷时带有某种“自然宗教”风味——所有这些他都受到了时人的指摘。如果我们知道斯密自己的老师赫奇森在格拉斯哥曾创立新学风，拒绝向学生用拉丁文讲课，那么对以上所述就不足为奇了。

斯密一生最好的朋友就是戴维·休谟。在大约1750年时他认识了戴维·休谟，两人成为亲密的好友。即使两人距离相隔多远，也会持续的通信保持联络。由于亚当斯密在1773年初步完成《国富论》时的身体状况已衰退许多，他深怕自己历时九年的著作会没有出版的一天，所以那时斯密便指定戴维·休谟为遗稿管理人。但是在《国富论》出版二个月后，戴维·休谟便因病去世；令人感到兴趣的是，在1776年1月戴维·休谟订定的遗嘱中，指定亚当·斯密为遗稿管理人。这件事让我们知道这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不会因其中一方去世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