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

杨宽出生在青浦白鹤江镇一个医师家庭，五岁进入鹤溪小学读书，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也受到严格的旧学训练，打下非常扎实的古文基础。杨宽在1919年秋天进入家乡的小学，当时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结束，由于家乡接近上海，得风气之先，已经创立新式小学堂：鹤溪小学。当时新式小学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常识、音乐、图画、体操，到高级小学加设英文课程，所用教科书多数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在新旧学制转变之际，初级小学国文课是白话文，高级小学的国文课，改读古文，选读战国诸子的寓言故事和唐宋以来的名家短篇古文。杨宽小学时养成爱读名家古文，重视练习古文，这奠定杨宽用古文写作的基础，这样的习惯延续到中学和大学。他早期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是古文写成，发表在《古史辨》第七册的〈中国上古史导论〉，长达三百四十页，用古文写成。当时多数杂志的学术论文已是白话文，《古史辨》所收编的论文，也多数以白话文写作。令当时不认识杨宽的人以为是位年老教授所作，没想到他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

著作

1926年考入苏州中学后，他开始迈进了学术殿堂。当时这所江苏名校正处于黄金时期，校长汪懋祖是留美归来的著名教育家，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校内许多任教老师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丝毫不逊于大学教授，其中后来成为学术界翘楚者就有历史学家钱穆、杨人鞭，词曲名家吴梅，语言学家吕叔湘等等。学校还经常聘请著名学者如章太炎、胡适、顾颉刚等人来校演讲。在这样浓厚的学术氛围、出色的师资条件和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中，发奋用功的杨宽先生眼界大开，学业上得到了飞跃的进步。他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知识的获取，课外开始大量阅读古书和学术著作，将“深、精、专”作为奋斗的目标。

初中阶段，受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影响，他对墨子产生浓厚兴趣。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为他全部通读的第一部古书。他最早的学术探索的成果，便是在高中阶段用三年的时间对《墨子》和《墨经》进行重点攻读和系统钻研，并写成第一篇学术论文《墨经校勘研究》，投寄著名的学术刊物　《燕京学报》，得到主编容庚先生的赞许。这时他年仅16岁，已经是一个学业初成的早慧学者了。多年以后，他回首早年这段苏州求学生涯，自认为这是他学术人生的一个黄金时期。他深情地说:“我探讨学问的基础是那时打好的，钻研学问的方向是那时决定的，探索学问的门径是那时开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是从那时开始写作的，可以说，都是出于教师们教导和栽培的结果。”

1932年，杨宽先生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系，师从吕思勉、蒋维乔等著名学者，吕先生朴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系统综合的研究方法给予他很大影响。凭借中学时打下的文史功底，加上刻苦求学，名师指点，他很快在学术界初露头角。他在大学求学期间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成果：一是继续对墨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写成《墨经哲学》一书，后来交由正中书局出版(1942年)。二是完成高中阶段就开始起草的　《中国历代尺度考》，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5又重加修订再版。三是在老师蒋维乔的指导下，和同窗沈延国等人一起合作进行《吕氏春秋》的校勘和注释工作，编成《吕氏春秋汇校》。后来在此书的基础上，杨先生和沈延国合作，完成了百余万言的《吕氏春秋集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战乱频仍，内忧外患，同时又是新思潮激荡、不同学派迭兴、充满生机的一个学术转型时期。这期间学术界发生的三次古史大辩论:古史传说的真伪、井田制度有无、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深深吸引着杨宽先生，他的学术兴趣，也开始转入到中国上古史领域，并作为后起的青年翘楚，积极加入到古史传说的讨论。从1933年起，他开始分别以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为中心，对其神话来源及其分合演变进行整理，陆陆续续写成系列论文，最后汇集成《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收入《古史辨》第七册。而中国社会史论战对杨先生带来的深刻启发，便是促使他认识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变迁，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的一大界限，是中国古史领域必须首先解决的关键问题。他和友人童书业相约，分别致力春秋和战国史的研究，通过这样的分工合作齐头并进，逐一解决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1941年日寇铁蹄践踏上海的艰难时局中，杨先生举家隐居青浦家乡，开始了为时两年多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工作。在这样非常扎实的史料整理的基础上，杨先生在50年代初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战国史》。

早在大学期间，杨先生就开始参加上海博物馆的筹办工作(1937年)。以后除了在广西勷勤大学和上海光华大学担任过短期的副教授职务之外，他一直任职于上海博物馆，1948年开始担任馆长，直到1960年离任担任上海历史所副所长。前后长达二十来年的文博界生涯，对杨先生学术的一个重要影响，便是注重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相结合，这成为他治学的一大特色。

他新中国之后，是一场又一场的激烈政治运动斗争，纵使熬过不成人形的批斗，晚年还遭受三个儿子的背叛、欺骗，只得脱离父子关系，连家都不成家。移居美国之后，杨宽才有宁静的环境与自由的空间可以说出那段历经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在他的自传中倾诉一切。1984年与夫人陈荷静客居美国迈阿密，2005年9月1日他在美国迈阿密病故，享年92岁。

杨宽受到三次古史大辩论的启示和新学派兴起的影响，他开始走上研究古代文化历史的道路，在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期间，他在蒋维乔的指导及参与下，与沈延国、赵善诒合纂《吕氏春秋汇校》。毕业后曾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广西梧州)教育学院文史系讲师，期间完成《中国上古史导论》讲义，当时年仅二十四岁。后又受顾颉刚的指导，与童书业合作研究春秋战国史。童书业从事春秋史的研究，出版了《春秋史》，而杨宽则独立从事战国史的研究并兼及西周史的研究，出版了《战国史》。在随后的学术生涯中，他从事古史和神话研究，对先秦史、文物考古及中国古代科技史尤有研究，也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和神话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可谓著作等身。

杨宽初中考上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前身是江苏师范学堂，清代称为紫阳书院。清朝末年罗振玉（1866-1940）做过江苏师范学堂的首任监督。在苏州求学时期，旧书店成为杨宽重要知识来源之一，当然以家中经济状况不可能拥有太多买书费，但是勤跑旧书店让他发现不少需要的古书。在其后他考订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制度、地理沿革时，杨宽都提及清代学人的著作，可见清儒所展现学术规模、知识世界，经由杨宽的运用彰显其应有的价值，而不是像有些学者一样用一句“清学是考据学，是饾饤琐碎的故纸堆学问”就全盘否定清代学术的价值。治中国古代制度史不可不熟读《礼》，而杨宽从事研究时最常翻读就是清人黄以周《礼书通故》 。从杨宽研究古代史所用经书、史籍，以及后来研读英文、日文书籍，涉猎神话学，可看出他何尝画地自限于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由此可见民国初年的学人治学，文史哲不分，中西兼含，阅读范围之广，学术规模之宽阔，均让人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