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俊

《红梅记》 是周朝俊一生最有成的著作，取材于明瞿佑《剪灯新话》中的《绿衣人传》，写裴禹和卢昭容、李慧娘的爱情婚姻故事。《红梅记》把裴禹、李慧娘、卢昭容的相爱和裴禹、贾似道的矛盾交织展开描写，使爱情故事和反权奸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剧中对贾似道的凶残强暴的揭露比较深刻。有关李慧娘的描写，虽不占主线地位，却相当精彩动人。她善良，勇敢，富有正义感，不畏强暴，在《幽会》一出中她唱出：“贼子呵道俺残魂只索把花根傍，那知又向人间魅阮郎。”《鬼辩》一出更突出地表现了她复仇的精神和反抗性格。李慧娘的故事为昆剧、京剧诸剧种改编，至今还流传在戏曲舞台上，成为有生命力的保留节目。《红梅记》剧情曲折离奇，虚实相生，场次安排也颇多巧思。裴禹和李慧娘以及裴禹和卢昭容两组故事串连在一起，不免产生结构松散、关目繁冗的缺点。

《 红 梅 记 》

《 李 丹 记 》

《 香 玉 人 》

《 画 舟 记 》

戏曲史上往往将宗汤、学汤较为明显并有所成就的剧作家们称为“临川派”，或者称以汤显祖室名为题的“玉茗堂派”。近代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说：“有明曲家，作者至多，而条别家数，实不出吴江、临川、昆山三派。”《玉簪记》作者高濂、《东郭记》作者孙钟龄和《红梅记》作者周朝俊，也归纳到“玉茗堂派”之中。以男女至情反对封建礼教，以奇幻之事承载浪漫风格，以绮词丽语体现无边文采，这正是宗汤、学汤的临川派剧作家们所孜孜以求的重要方面。在戏曲创作理论中反对拟古和拘泥格律，其作品则饱含鲜明的反封建礼教的启蒙思想，对封建礼教的黑暗政治进行了暴露和抨击。明清两代不少戏曲作家承其风格而特色相似，时称“玉茗堂派”或“临川派”。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有诗文《玉茗堂集》、《红泉逸草》和《问棘邮草》等。

《红梅记》为中国戏曲史和无数观众留下了一个著名的鬼魂形象。《红梅记》把爱情故事和反权奸斗争交织在一起，对李慧娘的描写也不占主线地位。但是，作品的读者和观众特别看重她——一个见少年英俊而出声赞美的“低溅”女子，竟然死后以不屈的灵魂救助受难的好人，勇敢地面斥权奸。李慧娘鬼魂与裴禹幽会，并以鬼魂的方式救裴禹脱险，不灭的仇恨与不熄的情感，化为强烈有力的戏剧行动，并让它真实地流传。这种描述是浪漫主义的虚构，但中国百姓认可这个虚构，并深深地喜爱化为鬼魂的李慧娘。

周朝俊在诗词造诣上属于婉约派诗人，婉约派是宋词风格流派之一。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清人王士□《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张□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王穉登曾在《叙红梅记》中评说周朝俊的《红梅记》：整体通明促情而后续结构松散，关目芜杂。

《清中叶戏曲家散论》中评周朝俊：“夷玉宣身虽死，情不泯，可越生死，裴谋救”、实为“旷越之情，超然尘外”，然虽博学多闻而一身也为情感伤。

瞿佑的《绿衣人传》和周朝俊的《红梅记》的寓意可能是不同的。《绿衣人传》的主人公叫天水赵源，或有怀念赵宋皇朝和希望复国的意思。周朝俊《红梅记》的主人公叫裴禹，字舜卿。 人们都知道，“禹”是大禹，中华民族的先祖，长于治水。 作者可能感到还不明显， 加上了“舜卿”。舜帝把天子位禅让给禹，大禹是舜帝的爱卿！ “赵源”变成了“裴禹”。寓意明显有差别。为何姓“裴”呢？能否有这样一个解释：“裴”是“陪”的谐音。“裴禹”是“老二”。《红梅记》的裴禹在贾似道死后，参加科举考试。贾似道死后的科举考试，当然是元朝的科举。裴禹高中科举，终于有了幸福的生活。《红梅记》是否有可能如下的意寓：大元王朝把受苦受难的南宋人们解救出苦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红梅记》被一些文学工作者认为是热爱南宋的作品， 似乎不那么简单！周朝俊的立场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