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芝龙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朝廷，招抚郑芝龙。郑芝龙归顺明朝政府。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仍率领原部，为明廷守备沿海以防海盗倭寇和荷兰人进攻。

明清鼎革之际，神州震荡，天下大乱。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农民军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同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中原，清军定京师。清·摄政王多尔衮入北京之後，反客为主，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未至一年，席卷明朝半壁山河。弘光元年（1645年）豫亲王多铎定江南。

马士英、史可法等遗臣，拥福王即位南京，1645年改元弘光，是为南明，以史可法晋师江北。八月，郑芝龙与郑鸿逵原任总兵，加封安南伯及靖虏伯。

弘光元年（1645年），郑鸿逵、郑彩自京口退至杭州，迎唐王朱聿键入闽。

隆武元年（1645年）闰六月，郑芝龙、郑鸿逵与福建巡抚张肯堂、巡按御史吴春枝、礼部尚书黄道周等，拥立唐王称帝於福州，改元隆武。郑芝龙受封平虏侯，掌握军政大权，旋晋平国公，三弟郑鸿逵（原名郑芝彪）为定西侯（二弟郑芝虎之前战死），旋进定国公，四弟郑芝豹（小字莽二）封澄济伯，侄儿郑彩亦封永胜伯，郑家官居极品。八月，隆武帝诏赐，晋平国公郑芝龙加太师。

郑芝龙受明朝招抚后，原先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刘香一股势力心有不甘，拉到广东，继续其海上劫掠营生。刘香势力与荷兰人勾结，在一段时间内对郑芝龙造成很大威胁。刘香势力在广东崛起后，台湾海峡又转趋不平静。新上任的福建巡抚邹维琏宣布恢复海禁，并力阻郑芝龙与在台湾的荷兰人私下通商。郑芝龙势欲扫除刘香。而在此之前，原为郑芝龙旧部的李魁启和钟斌也先后叛离，但都遭到郑芝龙扫除，刘香成了他原先一起结伙的海寇中最后的对头，也是最难应付的一股势力。

1632年12月4日，郑芝龙与刘香的船队在福州附近遭遇，发生血战，从早上打到傍晚，双方各死伤800～1000人。郑芝龙弟弟郑芝虎在身上两处负伤的情况下，冲入敌阵，被刘香的人用四爪锚和铁链缠住，几乎不能脱身，后来是部下拼死救出。刘香本人则向南逃逸而去。崇祯六年（1633年）7月，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Hans Putmans﹚为迫使明朝开放贸易，企图用武力强占大陆沿海，在刘香的帮助下，不宣而战，派出8艘战舰，对刚刚追剿刘香回到厦门没有戒备的郑芝龙部和明朝官兵发动突袭。击沉、烧毁和弄沉港内郑芝龙和明朝官兵的二十几艘战船。这些船只是郑芝龙的精锐部队，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海上武装船队，船上配备完善，架有十六、二十到三十六门大炮。

明朝的厦门官员在驻军遭到荷兰人痛击后，采取息事宁人态度，找人与荷兰人疏通，表示愿意通知厦门、金门、烈屿、鼓浪屿及附近各岛的百姓送上二十五头牛、二十五只猪和一百只鸡，希望荷兰人不要再伤害百姓，使他们可以继续安心耕种。9月，普特曼斯与刘香在台湾的大员汇合，准备再度进攻郑芝龙。

福建巡抚邹维琏檄调诸将，大集舟师，准备痛击荷兰侵略者。身任“五虎游击将军”的郑芝龙担任战斗前锋，实际负责运筹指挥这场战斗。郑芝龙舟渡漳州海澄，誓师出发。不久在澎湖的遭遇战中，焚毁荷船一艘，生擒荷将一名，溺死荷兵数百。 10月，由郑芝龙带领，明军150艘左右的帆船（其中50艘为特大战船）在金门料罗湾追上荷兰大船九艘、刘香船五十多艘。郑芝龙报仇心切，奋勇当先，使用铁钩钩住敌船纵火焚烧战术，共焚毁荷兰快艇一艘，并捕获另一艘快艇。刘香临阵败逃，普特曼斯狼狈退回台湾。

福建巡抚邹维琏在奏捷书中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数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戫斩夷级二十颗，烧夷甲板巨舰五只，夺夷甲板巨舰一只，击破夷贼小舟五十余只，…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间，此举创闻。”

经此一役，郑芝龙声势大振，普特曼斯只好放弃与刘香勾结，改与郑芝龙修好，转而表达今后想在台湾、而不是强势前往福建寻求对华贸易的意愿，由郑芝龙派船到台湾进行贸易。郑芝龙也不愿长期树敌，因此在一位住在热兰遮城的同安商人林亨万居间协调下，双方同意进行贸易往来。于是福建商船开始驶抵台湾。东印度公司史料说：如果公司想存在下去，必须把一官这一根刺从公司脚下拔除。郑芝龙势力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九死一生的刘香不满荷兰人又与郑芝龙修好，在1634年4月9日清晨天亮前，利用月亮被遮住，以部众六百多人袭击大员（今台南安平）的荷兰人城堡热兰遮城，并且已经用云梯爬上了城墙。被荷兰哨兵发觉，经开枪和炮轰后，刘香率部众逃散而去。数天后，这支海盗从高雄离开台湾，5月20日与郑芝龙在金门外洋遭遇，李旦之子李国助倒戈投降明军。

崇祯八年（1635年）5月23日，郑芝龙在广东田尾洋击溃刘香海上武装集团，刘香引火自尽；但在此役，郑芝龙最心爱的胞弟郑芝虎不幸战死。刘香死后，台湾海峡恢复安宁，原来害怕海贼伏击的中国商船开始源源驶向台湾。如1636年11、12两月，自大陆到台湾的船只有33艘，次年8月达29艘，1638年6月更达31艘之多。

郑芝龙剪除群雄，并把海上力量纳入地方官府体制，取得制海权，合法掌控东西洋贸易制度的运作。崇祯十二年（1639年），日本袄地锁国，退出东亚海洋竞争；荷兰殖民者也不得已与郑氏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的对日本贸易，需经郑芝龙将中国特产运至台湾，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郑芝龙遂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

至此，东南海疆各股武装集团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等均唯郑芝龙之命是从。几年间，郑芝龙平粤寇，征生黎，击退侵厦荷夷，消灭海上巨盗刘香，福建巡抚表奏朝廷：“芝龙果建奇功，俘其丑类，为海上十数年所未有。”崇祯十三年（1640年）， 明廷擢升郑芝龙为福建总兵官，署都督同知。

郑芝龙集团在扫清海上障碍之后，“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

他利用泉州安平镇的航海和经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荣海市，武装船队旗帜鲜明，戈甲坚利，航行于中国沿海、台湾、澳门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之间，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郑芝龙“自就抚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自筑城于安平（今晋江安海），海舶可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他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雄厚的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同荷兰、日本、南洋各国商贸公司竞争逐角，是官商结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人物。至南明隆武帝政权，也以郑氏海上力量为支柱，正如郑芝龙所说：“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无海即无家。”

郑芝龙从事海外贸易，主要是同日本通商。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与《平户荷兰馆日志》记录：崇祯四年（1631年）郑芝龙两艘商船从日本长崎载货物返航泉州安海。崇祯十二年（1639年）驶往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多达数十艘。崇祯十三年（1640年）两艘郑芝龙商船满载黄白生丝及纱绫、绸缎等货物，运往日本。另据《长崎荷兰商船日志》记录，从1641～1643年（崇祯十四至十六年）间，郑芝龙运载大量生丝、各类纺织品、黑白砂糖及麝香、土茯等药物，运往日本，颇受欢迎。

崇祯十四年（1641年）夏，郑芝龙商船22艘由晋江县安平港直抵日本长崎，占当年开往日本的中国商船总数的22.68%，主要货物有生丝、纺织品、瓷器等。郑芝龙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建立贸易关系。他运往日本的丝织物，有一部分是从澳门购进的，日本的货物也由他运到吕宋，转售西班牙。郑芝龙极力发展海上贸易，经常满载丝绸、瓷器、铁器等货物，驶往柬埔寨、暹罗、占城、交趾、三佛齐、菲律宾、咬留巴（今雅加达）、马六甲等国贸易，换回苏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商业贸易的最强竞争对手。

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相继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数十艘。

崇祯元年（1628年），郑芝龙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

台湾土地肥沃，因此而引发了汉人向台湾岛移民的浪潮，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由大陆向台湾移民。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台湾南部，在大员（今台南市）修筑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两城，驻防近两千人，但大陆移民却多达数万。

郑士表（有的史书记载为郑绍祖）

田川氏，另有侧室庄、林、史、蔡、曾、蔡诸氏

郑成功，原名郑森；

田川七左卫门，郑芝龙实际上的次子，所以又称为“田川次郎左卫”；

郑渡（《清史稿》作“郑世忠”），郑芝龙次子；

郑恩（《清史稿》作“郑世恩”），郑芝龙三子，字恩庆；

郑荫（《清史稿》作“郑世荫”），郑芝龙四子；

郑袭（《清史稿》作“郑世袭”），郑芝龙五子，号葵庵；康熙年投诚，钦命荣禄大夫头等兼管内阁大臣；

郑世默（见于《清史稿》），郑芝龙六子，后与父亲一同就戮。

郑芝龙宗教信仰多元化，趋向实用主义。与葡萄牙人做生意时，他曾受罗马公教洗礼，同时信仰道教海神妈祖与佛教的摩利支天菩萨，在日本，还参拜过神道教的八幡神。

崇祯十年（1637年）右参政、按察使曾樱与总兵郑芝龙重修开元寺紫云大殿时，将其中木柱全部换成石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