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伊斯特林

理查德·伊斯特林

伊斯特林的生育供求分析理论

以伊斯特林为代表的运用西方微观经济学供给和需求分析理论来研究生育率变化的一种理论。他认为，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生育水平。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都会产生正的和负的效应。譬如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的下降，使成活的孩子供给增加，抚养成本的提高使对孩子的需求下降等等。因而，现代化会使对孩子的供需发生变化，从而引起一场“生育率革命”。他提出用供求理论来分析生育率从高到低的转变，是对莱宾斯坦和贝克尔的理论的补充。他的分析的一个突出特色是结合社会和经济现代化过程来观察生育率的变动。他既强调纯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又注意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他特别强调公共卫生、医疗条件、强制性义务教育和家庭计划对节制生育的重大作用。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又没有避孕的传统和习惯，所以，加强正规的学校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改善公共卫生、医疗条件，重视和认真推行家庭计划，对于实现生育率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即对降低生育率、实现人口转变是必要的。从这些方面来看，伊斯特林的生育率革命理论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然而，伊斯特林的分析仍过于理论化，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各种变量如何对生育率变动起作用的描述不够，特别是对社会习惯势力和传统力量对节制生育的阻碍估计不足。

理查德·伊斯特林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他的这一发现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又称为“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而这就是“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的表现。

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另一类理论注重的是“比较视角”。这类理论包括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或攀比理论。这些理论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随之提，导致收入—幸福曲线下移，从而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的“相对消费理论”为该领域经济学家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参照点。在弗兰克看来，一个人的主观福利与其相对地位有关。这就产生了一个零和（zero-sum）地位竞争：一人受罚，大家无趣。因此，地位竞争仅仅导致个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幸福并没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