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袆

延熙十六年正月新春假节，蜀汉政权第三任执政者费祎在其驻地汉寿(即葭萌关)举行岁首大会，大宴群臣，同僚共欢。席间，费祎“欢饮沉醉”，不意被出席宴会的一个叫郭遁的人“手刃”刺杀，当场身亡。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费祎之死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诸葛亮频繁北伐耗尽蜀汉国力之后，蒋琬当政十三年，费祎当政六年，均未再大规模地对魏国用兵。蜀汉政权在这十几年内获得了一个相当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费祎死后，姜维当政的五年，年年兴兵，年年用兵，刚刚积蓄的一点国力又被瞬间耗空。可以这么说，费祎之死，意味着蜀国内部鸽派势力下台，鹰派势力的登场。虽然不能完全把蜀汉亡国的责任推在姜维穷兵黩武上，但是姜维执政后的频繁北伐，的确加速了蜀汉国立的衰减和灭亡。 郭遁并非蜀国人士，而是魏国凉州西平人，蜀军寇掠西平的时候，郭遁作为战利品被带回了蜀国。对于郭遁刺杀费祎的举动，魏国下了一封诏书给予褒奖，并且恩及其留在魏国的后人。乍看之下，似乎郭遁的刺杀行动是受到曹魏方面的指使。其实不然，最明显的证据是：郭遁刺杀费祎是在正月，而魏国颁发褒奖的时间在八月。蜀汉执政者的死应该属于当时的“国际重大事件”，曹魏方面应该很快就得知信息，不可能大半年之后才知晓，倘若郭遁真的是魏国指使的刺客，那么，费祎一死，魏国方面应该立刻颁发诏书，不可能拖了半年之久。实际上，关于费祎之死背后的谜题，陈寿虽然没有明言，但也留下了很多线索。从姜维传里我们可以知道：姜维在费祎的管制下，郁郁不得志，每次出兵的数量都在一万人之内，属于小规模骚扰行动。而费祎死后，姜维如鸟出笼，率大军数万人北伐。这种前后对比带着强烈的含沙射影成分。很容易让人将费祎的死与姜维联系起来。自来史家撰史，最忌讳的就是这种容易引人误解，模棱两可的写法。如果真有此事，那么不妨直写，如果没有，大可略过。陈寿素来有良史之名，他如此记载，必然有原因。 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两个字：回护。 陈寿必须替姜维回护。考察陈寿生平，结果发现，仕蜀期间，陈寿曾经担任过卫将军主簿的职务。卫将军之职历来仅设员一人，属于二品，位亚三司。蜀国设立此职务始于刘禅延熙十年，姜维首任，至延熙十九年姜维升任大将军为止。此后缺员四年，景耀四年，诸葛瞻担任此职。充分的证据表明，陈寿担任的是卫将军姜维的主簿，而不是诸葛瞻。 　　

第一，晋书有记载，诸葛瞻一向轻视陈寿，不可能征辟陈寿做自己的主簿。

第二，景耀年间黄皓专权已久，陈寿“屡被谴黜”，陈寿仕蜀的最高职务是六品黄门侍郎，若果景耀年间陈寿还是八品的卫将军主簿，是不可能之后升至六品，只会更被贬官。

第三，陈寿在做了卫将军主簿，又担任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景耀四年距离蜀汉灭亡仅仅两年，陈寿怎么可能得到连续3次的升迁呢？“故吏”对于“旧主”的感恩和忠诚，这在当时是一种被世人普遍认可和推崇的社会道德。

由此我们更加清楚了，身为“故吏”的陈寿对“旧主”姜维回护，自然没有任何理由诬蔑姜维，相反，对于《姜维传》；陈寿必然更为用心的去撰写。所以，出现了这么一种含沙射影的写法。绝非偶然。而且，在费祎遇刺前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陈寿一直在姜维身边工作，知道事情真相也丝毫不足为奇。

除此以外，还有另外几个佐论： 第一：郭遁进入蜀国及其偶然，魏国不可能知晓蜀军到何处掳掠，自然无法安排郭遁早早的埋伏在西平等待被蜀军掳掠入蜀。 第二：《傅子》记载：“(姜)维为人好立功名，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 姜维既然有眷养死士的兴趣，而最初俘虏郭遁的人又恰好是姜维，自然他更有机会将郭遁纳入自己的麾下。 第三：郭遁刺杀费祎的时候，已经官至左将军，正因为如此，才有机会参加岁首大会，一个降俘要想在短短时间内骤然升到如此地位，没有一个后台是不可能的。而当时，除了大将军费祎，也就只剩下卫将军姜维一个人了。

第四：郭遁“魏降人”的身份最适合刺杀费祎。事后，姜维等人大可将责任全部推给曹魏集团。而魏国拖沓了半年多才下了诏书褒奖郭遁，而且还将郭遁的名字写成了郭修，可见他们是在事情发生后很久才打听到了刺客的身份，而且是道听途说，并不完全准确。费祎死后，姜维畅意自为，连续五年时间五次大规模北伐，结果自然劳而无功，虚耗国力，蜀汉覆灭的速度无形中坠落得越来越快了。

孙权：君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 《别传》：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 无异凡人。 诸葛亮：费祎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陈寿：费祎宽济而博爱，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

裴松之：费为相，克遵画一，未尝徇功妄动，有所亏丧，外却骆谷之师，内保宁缉之实，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何以过于此哉！今讥其未尽而不着其事，故使览者不知所谓也。 　　虞喜：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严垂发，六军云扰，士马擐甲，羽檄交驰，费祎时为元帅，荷国任重，而与来敏围棋，意无厌倦。敏临别谓祎：“君必能办贼者也。”言其明略内定，貌无忧色，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且蜀为蕞尔之国，而方向大敌，所规所图，唯守与战，何可矜己有余，晏然无戚？斯乃性之宽简，不防细微，卒为降人郭修所害，岂非兆见于彼而祸成于此哉？

宋陆游《入蜀记》卷五：“黄鹤楼，旧传费祎飞升于此，后忽乘黄鹤来归。故以名楼，号为天下绝景。”

1993年春依费祎跨鹤憩于黄鹤楼的传说而建。亭位于公园北区，在黄鹤楼东北约70米、白云阁以西214 米处的山北坡上，离吕仙洞门前约8米。 人们巧妙地把费柿与黄鹤楼联系起来，自唐始，有人在黄鹤楼旁建有费祎洞、费公祠，称乃费祎升仙后栖息之所。唐人李宗孟《费公祠》一诗曰：“空遗费仙迹，江山余万愁。”不过，也有一些考据家引经据典，力主费祎登仙之说不可信。

费祎驾鹤之传说，可能因为《述异记》仙人驾鹤故事转化而来。文中的仙人荀瓌字叔伟，而费祎字文伟，在习惯以表字相称的年代，人们对“荀叔伟”十分陌生，而对“费文伟”却比较熟悉，加上费祎的名气较大，又是江夏人，于是以讹传讹，渐将两个人名混同起来。 1993年重建的费祎亭位于吕仙洞前，坐北朝南。

费祎死后，后主刘禅根据他对汉室所建的功勋，谥赠“城乡敬侯”，并为其举行国葬；将其安葬于汉寿城西 门外社稷坛南边。并勒石竖碑镌刻：“汉尚书令费公敬侯之墓”。经千年风雨泯蚀，其碑字迹斑驳。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县令吴光耀又重立一碑，其字由其十一岁长女吴正敬书写。碑文字迹浸润童女的娟秀，一派聪慧之气。是不可多得的石刻珍品。费公逝后的许多年间，昭化的父老乡亲为其整修墓冢，造祠：立坊，以表敬念之情。雍正十三年，果亲王入蜀时，为费公特书“深谋卓识”四个大字，并勒石立碑立于敬侯祠前。这所有的一切均被“文革”扫荡一空。唯有孤碑残墓尚存。现在的费祎墓仅存土半堆，高约3米，墓碑二块，一题“汉尚书令费公敬侯墓”，一题“蜀汉大将军录尚书事成乡敬候费祎之墓”。旁立“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石碑。现在当地的老百姓还亲切的称他为费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