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王

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主人公“我”申请下乡成功，在上火车坐下的时候遇到一个棋呆子王一生，在众人皆因离别而伤感的时候棋呆子却邀请“我”下象棋，“我”无聊事故而与其下棋。棋没下多久“我”便放弃认为此时下棋不合时宜，王一生则没有办法只得软下身子去。在旅途中的王一生不是下棋就是求着“我”讲故事，而“我”和他就在这之中熟识。下车之后两人被分在不同的农场。在不久之后，王一生过来寻找对手，“我”介绍了队里的高手脚卵给他。脚卵和王一生厮杀了半夜却没有赢王一生一盘棋，因此对王一生产生了敬佩之情。他劝王一生参加运动会去会会县里的高手，王一生欣然同意。可是等王一生去报名的时候，却因为经常请假四处斗棋而被知青领导取消了参赛资格。脚卵通过关系让王一生可以参赛，王一生却不想欠别人人情拒绝了，运动会结束之后，王一生邀请前三名与之比赛。众人相与凑热闹，最后九个人同时对战王一生，王一生经过一番苦斗之后胜了其中八位。第九位棋手希望王一生给他老人家一个面子和棋，不要使他颜面尽失，王一生无奈同意了。棋局结束之后众人搀扶着王一生回到了休息的地方。

王一生——外号“棋呆子”，一个象棋天才，为棋痴狂。“吃”和“棋”是他一生中不多的追求，然而这两样追求却不过分，“吃”只求吃饱，“棋”只为解忧。

“我”——故事叙述者，在下乡的火车上结识“棋呆子”王一生，与王一生有着相似的悲苦家庭境遇。爱好读书。

脚卵——富家子弟，真名倪斌，说话文绉绉的，但人品不错。因为脚长，故而大家以土话称为“卵”。棋艺不错，但下棋只为玩玩。

画家——王一生在县城里认识的朋友，慷慨乐助。

书记——脚卵父亲的朋友。

在80年代前期和中期，文学界革新新力量积聚的旨在离开“十七年文学”的话题范围和写作模式的“革新”力量，开始得到释放，创作、理论批评的创新出现“高潮”。在这种大环境下，阿城在朋友、同事的鼓励下将自己在酒桌上叙述的故事写了下来，这个在朋友催促下完成的小说一经发表便在文坛引起轰动。

《棋王》的叙述中，平实里的玄奥颇为得体，大有道家之遗风。阿城觉得，在一个几乎无路可走的时代，人倘还能因技艺而进入审美的愉悦和精神的愉悦层面，则精神庶几不得荒芜，自由救赎的地方。这是道家与禅林中的古风，悠然与乱世之中。讲究造势，讲究弱而化之、无为而无不为，这是王一生的棋道，也正是道家哲学的精义。众口相传，王一生的棋是道家的棋，不无道理。棋道如此，王一生形象的岸然道风就不缺少根据了。王一生被号为“棋呆子”，成天心游神驰于棋盘上的咫尺方寸之间，不谙世事，不近流俗。无论是浩劫中派仗冲突的烽火、大串联的狂热，还是上山下乡前的离情别意、蹉跎岁月里的内伤外侮，都似乎未曾搅动他内心的平静。他自有他的世界—“呆在棋里”，呆在那“楚河汉界”的厮杀里。这样，他心里舒服”，可以忘掉世间那恼人的权利和路线的纷争，忘掉这种纷争造成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围扰。他心如止水，万物自鉴，空心寥廓，复返宁谧。在那个“一句顶一万句”的迷狂时代里，这种不迎不持、无动于衷的呆痴，这种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消极，这种在“大而无当”中遨游的超脱，正是对动乱现实的一种清醒认识和明智，不愿随波逐流、合污鼓噪的一种变相抗争。

棋 与 道

道家哲学讲究从反面着手达到正面价值的肯定，所谓“将欲哀之，心故张之；将欲弱之，心故强之”就是这个意思。如此看来，阿城的本意是要写王一生的大智，写他在同辈青年中过人的聪慧，却故意先突出他的痴呆和顽愚，这不能说不是深得道家哲学强调对立面的转化和超越的妙谛。王一生的“呆”，令人想起玄风道趣甚浓的文人骚客，如阮籍、稽康的颓，米芾的癫，倪瓒的愚，黄公望的痴，李白的狂。他们都不随流，不合污，矢志弥坚，操守如一，有那么一般超然于世、物残双泯的痴迷。他们都不把艺术（象棋也是一种艺术）当成谋取外在功利的手段，而看成是解忧散怀、寄情养性的闲适和雅兴。所谓“凡人多一分世故即多生一分机智，多一分机智即少却一分高雅，故呆而迁且痴者，其性情于艺最近，利名心急者，其艺必不工，虽工必不能雅也”。香港新亚研究所的徐复观教授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主体是道学，历史上的大画家、大画论家、大诗人所述达到和把握的境界常常都是庄子、玄学的境界。棋王——王一生也不期而然地通向了庄子“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在忘我的宁静中进入自然的内部机枢并与之化而为一的境界，却是事实。王一生的棋道之所以能“先声有势，后发制人，遣龙治水，气贯阴阳”，就在于他是把“命放在里面搏”，虚怀而物归，心静而入神。棋赛的具体过程，阿城往往一笔带过;而刻画王一生下棋的精神面貌，却至为周详。“我”送水给王一生喝一节中关于他入神状态的精采描写，就颇得庄子“庖丁解牛”、“轮扁斲轮”的神韵。

《棋王》中，阿城巧妙地选择了第一人称叙事情境，即“我”是故事中的一个次要人物，也是整个故事的 “目击者”或“聚焦点”，但“我”的视野可以更灵活、宽广，可以谈论故事中各种各样的人物，能够与主人公直接流。“我”和主人公王一生由萍水相逢到成为亲密朋友，由陌生到熟悉，王一生的言行举止、人生态度都是通过”我”对他认识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展现出来的。当然“我”看不到王一生的内心活动，只能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带领读者逐步走进王一生的内心世界。我与王一生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也是一种常态人物与异态人物的对照关系。“我”是一个凡人，有着平常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父母在动乱中被打死，孤身一人，为了生计到农村插队，在火车站看到千万人话别的场面，”我”的内心是凄凉的，这是凡人之情。而王一生的妹妹赶来送他，王一生却躲在车厢里下棋，在王一生看来，“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没必要哭哭啼啼的，这是异人之情。《庄子》中有：“庄子妻死，惠施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王一生颇有庄子的人生境界。

阿城

“我”和王一生虽都有饥饿经历，但对吃的理解上仍有分歧。”我”不太愿提及过去的饥饿经历，尤其是细节，觉得这些事情总在腐蚀“我”，总好像是在嘲笑“我”的理想，“人吃饭，不但是肚子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需要。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地方，人就特别想到吃，而且，饿得快。”可王一生直言指出：“那是馋，馋是你们这些人的特点。”其实所谓馋的问题，不过是一种欲望的问题。就如下文在插队的农场里，虽然吃饱了，但“我”对生活并不满意，没有油、没有书和电影，“隐隐有一种欲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而王一生认为“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满足基准线上的东西就可以了。文中着重描写了王一生的吃相：“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的呷，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这里没有丝毫的讽刺，用王一生的话说：“我主要是对吃要求得比较实在，只要有饭吃，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就已知足了。”老子曾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可见王一生对吃道的态度与老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第三种对照是对棋的认识，“我”不太会下棋，而王一生则是十足的棋呆子，一看到有能下棋的对手，眼睛就放光，一旦钻到棋中去，外界的纷扰都能抛开。尤其在车轮大战，力战九雄时，“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王一生如痴如醉，坚韧沉着，用自己的整个生命都贯注在千变万化的棋的世界中。连最后与王一生和棋的老者都得出了“中华棋道，毕竟不颓”的结论。作者正是借下棋之道颂扬传统文化，道禅哲学。阿城认为文化涵盖着社会，文化制约着人类，在作品创作出、也寻找到了以庄禅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全文以“我”为叙述者来反观王一生的人道、食道、棋道，它们皆在“道”上达到统一，共同构成了他对人生的态度。他追求心灵的清净和精神的自由。当时正是政治纷乱，经济萧条，人们生活困顿，连基本的存在需要都不能满足。暂且不论王一生的思想消极与否，其所思和所为客观已构成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种疏离和超越。

郭银星（文学评论家）：“在挖掘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上，《棋王》用力很深，感染力很强。”

棋王 阿城

陈晓明（文学评论家）：“《棋王》的文化是时代想象的投射物，但它的叙述文字却有真功夫。”

王蒙（当代作家）：“我久没有见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文体、这样的叙述风格了”，“异于现时流行的各家笔墨，但又不生僻。”

张琦（华南师大教授）：“《棋王》在叙事艺术的探索方面也是卓有成效的。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孙丽君（贵州师大教授）：“《棋王》堪称一部‘吃文化’的小说。”

黄凤祝：“我认为《棋王》中只有禅道的外壳，并没有体现禅道的本质。”

阿城，当代作家，原名钟阿城，1949年生于北京，“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高中一年级逢“文革”中断学业，1968年下放山西、内蒙插队，后又去云南农场。1983年在《上海文学》发表的《棋王》使其在文坛中曝得大名。90年代后移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