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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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如“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於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於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後(五八九~六〇〇)，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大兴善寺做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於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馀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高祖於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後，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太宗则於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後，於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他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於道士、女冠之前，於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玄宗则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馀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於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宪宗时，迎佛骨於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译经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闍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曾在《辩正论》中提出译经者须具「八备」的条件，对後来译经人才的评选发挥极大的作用。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护持，规模组织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汉的中国僧侣主持，使得译经在量上、质上皆为历朝之冠。著名译师有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实叉难陀、般若三藏、善无畏、金刚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他们都被列入中国「四大翻译家」之内。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玄奘所译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成就最大；义净重在律典；不空专於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更有选择性、系统性与完整性。
随著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如针对佛典，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经的《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的《众经目录》五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为後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
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密宗、禅、净、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学士对於佛教的磅礴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随著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兴盛也引起韩、日各国的仰望，纷纷派遣学僧前来学习观摩，韩国方面有义湘、太贤、惠日、法朗、信行、道义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凤、最澄、空海等。韩、日佛教因此获得大规模的开展。
总体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於儒、道亦采支持的态度，亦即以「三教并用」做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与儒、道在当时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无有间断，因此在武宗时，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於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会昌五年(八四五)最甚，总称「会昌法难」，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馀座，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馀人，没收寺田数万顷。这次的灭佛，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佛教文化财，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八四七)後，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尔後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唯随著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五代十国分治北、南二地，动乱频仍，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後周，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於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的毁佛(九五五)，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已衰颓不堪，著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唯剩著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著。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最受崇敬。
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後，由於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甦之迹，唯宋元之後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後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九六○－一一二六)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一一二七－一五六六)，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一五六七)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的兴盛。
宋代帝室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太祖建国後，即废止後周世宗毁佛之令，修订出家考试之制、诏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开宝四年，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称《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後来又陆续完成《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影响後世刊刻藏经甚钜。太宗时，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并设立组织完备的译经院，使中断二百多年的官刻译经，一度复兴。真宗一代则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推行登坛受戒之制。另外，由於帝室的护持，寺院的田园、山林享有免税权，寺院乃以此为经济基础，从事长生库、碾场等各项公益事业，对民间社会助益匪浅。
北宋佛教的复兴，唯台、贤、净、律四宗，禅宗则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法，幸免於唐末五代战乱，而法纲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势，因之祖师「灯史」著作特别丰硕，禅宗的盛行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学发达，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钜，其间或有排佛之论，然禅学开展理学精神特色，故排佛後又皈佛者甚众，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状况。
天台宗得高丽传回典籍而弘扬一时，後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义，各传其学；天台教义虽博洽深玄，然因辅以律行、礼忏、念佛，故能广流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於禅宗而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之风，以子璿、净源二位大师的弘扬最力，後者有「贤首中兴」之誉。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於律学撰著，又因天台宗师多兼弘戒法，律学乃应运中兴。净土宗则於宋朝三百年间持续兴盛，念佛结社之风深入广被，不让禅宗。台、贤、禅、律诸宗祖师亦多秉其教学，严以律行，而趣净土，因此台净融和、禅净双修的思潮风行，净土信仰因之深植於民间。直至宋徽宗时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坏佛教，如烧毁经像，诏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并将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犹能盛行外，其馀各宗渐没。
元朝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统治华夏一百多年，可说多得力於佛化政治。太祖建国之初，重用禅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订典章，令慓悍好战的蒙古百姓摄化於佛教。其後诸帝承袭此风，皆倚重僧信以协助国政。至元世祖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请制蒙古文，译述藏经，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赐号「大宝法王」，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地位职权之高仅次於皇帝。此後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遂使喇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
藏教虽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终究不合民情，故仅能在宫廷中流行。民间则以禅、净二宗最为盛行，禅宗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著作《从容录》发挥曹洞家风；临济宗则以雪巖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为代表。此期禅僧多兼修净土，仍延续宋代禅净并修的风潮。
推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於寺院，故对佛教特别崇敬，也力图整顿佛教。因此，即位後即颁布了一连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刻藏经(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为禅、讲、教三类；成祖永乐帝以临济僧道衍为宰相，刻北藏，并作〈赞佛偈〉、《金刚经解》，力护佛教。此後，诸帝王无不奉佛，禅、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
明中叶後，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僧团迅速膨胀，因而弊端丛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然而没落的佛教却因之觉醒，而力图复兴。迄明末莲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师辈出，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长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清代同元朝一样，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藏、汉三个不同的民族。朝廷不仅在西藏以达赖治前藏，以班禅治後藏，在蒙古各地赐封喇嘛「呼图克图」的尊号，更将皇宫中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寺。对於显教虽崇信诚笃，但在施政上则以儒家为主。
清初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颇深，
佛教发源於印度，其後能在中国弘传生根，便是透过经典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馀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而所译经论卷帙的庞复，诚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以下依其发展过程略分三期来介绍：
本期译经始於东汉桓、灵二帝之间，当时佛经的传入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土，而是间接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所传入，经本多以西域当地文字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故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
最初的译经大师以东汉桓帝年间入汉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最具影响力，二师的译著分别代表小乘禅数与大乘般若性空学的两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时引进中国的情形。与二师同时的译经家尚有竺佛朔、严佛调、安玄、康孟详等，皆各有译著，然多为助译或合译者。
二师之後的大译家则为三国的支谦。支谦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受业，故承支谶之学，译有《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三十六部经，吴国孙权拜为博士，为开启江左译事的功臣。康僧会及朱士行也是这个时期的高僧。
本期最後一位译经大家乃西晋竺法护，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槃等各部类经，共一五四部三○九卷，乃本期译经数量最多者。《祐录‧竺法护传》评其「自西域归，大齎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故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的赞誉。
综观本期的译经师，多为西域高僧，译经费用多来自民间私人资助，规模则为一、二人对译，故所译经籍虽然不少，仍多为断简零品。此乃佛教处於早期传播阶段情形，尔後佛教流布渐广，则译经事业便有明显的开展。
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於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
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後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叡、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後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後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著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於无著、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本期的译经特色，在於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
中国佛教经南北朝时期的拓展发扬，随著隋唐的统一，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融和及帝王的护持等条件下，使得佛教经典翻译更有系统，义理更为明确，南北各学派的思想学说特色更加明显，且因各有师承、专重的经典及独到的思想主张，於是八大宗派在隋唐正式形成，开创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兹将大乘八宗在中国的开展分述如下：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成立的佛教宗派。奉《法华经》为根本经典，智者大师依据此经「会三乘归一大乘」的思想开展出「五时八教」的教相判释，建立天台宗的思想体系。本宗教学组织主要分为教、观二门。教相门为一念三千、性具善恶；观心门有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本宗法统传承，初祖上推至龙树菩萨，其次为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等祖师。隋朝四祖智顗(五三八－五九七)以慧文、慧思的禅观思想为基础，进一步依据《法华经》撰述《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及《摩诃止观》，开创出具中国特色的教义及教判理论，乃天台宗实际创立祖师。入唐後，唯识、华严创立并大兴，天台相形失色，直至中唐，九祖湛然提倡「无情有性」之说，使天台宗风大振，後世称其为天台中兴之祖。唐武宗会昌法难及五代战乱後，宗门式微，至北宋有四明知礼、慈云遵式的弘扬复兴，民国以来则有谛闲、倓虚及慧岳等诸师的弘扬。
三论宗是由鸠摩罗什传译龙树、提婆中观学，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奠定三论宗的理论基础。主要思想是透过「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涅槃世间」的道理，阐释《般若经》「诸法空性」之义。其传承法统为龙树－提婆须利耶蘇摩－罗什－僧肇－昙济－僧朗－僧诠－法朗－吉藏。罗什之後，因北魏太武帝灭佛，宗风不振，经僧朗的复兴，至唐朝吉藏，完成三论的注疏，又著作《三论玄义》，集三论思想的大成，因此被誉为三论宗的开祖。该宗至唐中叶後，因天台、唯识、禅宗的盛行而趋衰退。台湾研究三论者，以印顺长老最负盛名。
关于本宗之传承，于佛陀入灭后九百年，弥勒菩萨应无着菩萨之请于中夜从兜率天降至中印度阿逾陀国之禅堂，说《瑜伽师地论》；无着禀承其说，着《大乘庄严经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世亲亦出《摄大乘论释》、《十地经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更有所阐明；不久无性亦造论注释《摄大乘论》，又有护法、德慧、安慧、亲胜、难陀、净月、火辨、胜友、最胜子、智月等十大论师，相继制论以注释世亲之《唯识三十颂》，瑜伽宗风遂披靡全印。唐代玄奘入印，师事护法之门人戒贤，具禀本宗之奥秘。返唐后，翻传本宗经论，弘宣法相唯识之玄旨。受教者颇多，以窥基、神昉、嘉尚、普光、神泰、法宝、玄应、玄范、辨机、彦悰、圆测等为著名。其中，神昉着《唯识文义记》；玄应着《唯识开发》；圆测作《解深密经疏》、《成唯识论疏》等，门人有道证，着有《唯识论要集》，新罗僧太贤从其学，制《唯识论古迹记》，世称海东瑜伽之祖；而窥基绍承玄奘之嫡统，住长安大慈恩寺，盛张教纲，世称慈恩大师，着有《瑜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及《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等，集本宗之大成。门人惠沼着《成唯识论了义灯》，破斥圆测等之邪义，其下复有道邑、智周、义忠等。智周作《成唯识论演秘》，发扬《成唯识论述记》之幽旨，并注解其难义。此外，《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成唯识论了义灯》、《成唯识论演秘》，合称为唯识三疏。日本之智凤、智雄、智鸾、玄昉等皆出智周之门，均有所承学。其后，以禅及华严等宗勃兴，本宗教势顿衰，宋代以后稍见复兴之迹。至明代，智旭制成《唯识论心要》，明昱作《成唯识论俗诠》，通润作《成唯识论集解》，广承作《成唯识论音义》等。
日本方面，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道昭入唐，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回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南寺传；元正天皇灵龟三年（717，一说二年）玄昉入唐，从智周学法，返国后，以兴福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北寺传。日本法相宗为奈良时期（710～794）、平安时期（794～1192）最有势力之宗派之一。本宗之传承：释尊→弥勒→无着→世亲→陈那→无性→护法→戒贤→玄奘→窥基。
至于法相宗（或瑜伽宗）最主要的经典则为“一经一论”－－《解深密经》与《瑜伽师地论》。其根本经典，根据《成唯识论述记》，则为“六经十一论” ：
1． 解深密经
2．华严经
3． 密严经（又名厚严经）
4．楞伽经
5． 如来出现功德经
6． 大乘阿毗达磨经（最后二经未译成汉文）
1． 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说）
2． 显扬圣教论
3． 大乘庄严经论
4． 大乘阿毗达磨集论
5． 摄大乘论（以上无着菩萨造）
6． 辩中边论（本颂弥勒菩萨说，世亲菩萨造释论）
7． 分别瑜伽论（本颂弥勒菩萨说，世亲菩萨造释论、此论未传译）
8． 唯识二十论（世亲菩萨造）
9． 十地经论（世亲菩萨造，系解释华严经“十地品”者）
10．集量论（陈那菩萨造、义净译、已亡佚。系因明学之论典、发挥现比二量、及识之三分说）
11．观所缘缘论（陈那菩萨造）
此可知，瑜伽宗的根本经典，其中之六经是佛说；其十一论，则为菩萨说或造，包括弥勒、无着、世亲、陈那等。
最后，从瑜伽宗的根本经典之六经来看（除了最后二经中土未译外，其余四经（解深密经，华严经，密严经，楞伽经），皆是所谓“性相圆融”，亦即，有性有相，并非纯是法相之学。更有进者，这四部经同时也是性宗的根本经典；尤其是楞伽经，更是禅宗达摩祖师传以印心的（直到六祖改成金刚经）。可见，即使在禅宗的正法眼藏用以印心的，在六祖以前，本是性相圆融、性相不分的。不但性相不分，而且也是显密不分的：因为华严、密严、解深密、乃至楞伽也是显密二教所共尊的。然而其后，以众生根器转钝，不堪受持全体大法，因此分门修学，各擅其长。然而依法之本源与发展来看，此系不得已之事，并非法本有分派，而实系人根器转浅所致：并非法有二种、三种或多种；种种法教实系如来法身之一体；众生不堪全体大法，故别受其部分之法。然其要者，若欲求无上菩提，切莫以自所修学之一部分法，或性或相、或显或密，执摸象之解而言：“这就是如来法的全部！”因而得少为足，甚或是自非他，种种妄想分别，乃至互相攻讦（jié），诤斗、如是即是迷人，枉受辛勤，不入正理。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得名。主要教义有「六相圆融」、「十玄缘起」、「法界三观」等，总称为「如来性起法门」。华严宗判释一代教法为五教十宗，以《华严》为所宗，杜顺和尚著《五教止观》，即为此教判的奠基者，被誉为华严宗初祖。智俨大师撰著《华严经搜玄记》等，奠定华严立宗的基础，是为二祖。三祖法藏贤首大师，集华严宗的大成，建构以「法界缘起」为本宗思想体系的理论，曾为武则天宣讲《华严经》，令其心开意解，茅塞顿开，故华严宗可说是在武则天的护持下，由法藏所创立。四祖清凉澄观大师则渐融入天台、禅宗的思想。五祖圭峰宗密禅师，倡导教禅一致。会昌法难後，华严宗门式微，至宋代，乃有子睿、净源重兴，元、明、清续有人才宣扬宗义，民国後，有月霞大师创办华严大学，今有成一法师所创办的华严专宗佛学院继传宗脉。
律宗以研习及持守戒律得名。东晋时陆续传入《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等律典。北魏法聪弘《四分律》，慧光承之，继而唐朝道宣律师更以大乘教义阐扬《四分律》，撰著律学五大部，创南山律宗。另与道宣同一时代的，尚有法砺所创相部律宗，怀素所开东塔律宗，合称为「律部三宗」。后唯存南山宗独秀，後代所称的律宗即指此宗。南山律宗将戒律分为止持戒及作持戒；教理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判一代时教为化教及制教。
唐末五代，律宗与诸宗衰落，直至宋代，因有允堪、元照律师的弘传，加上天台宗师多兼弘戒学，律宗乃应运中兴。明末清初古心律师及其法嗣三昧律师在宝华山主持戒席达百馀坛，宝华戒坛名震一时。清末民初因有弘一、慈舟律师的弘扬，律宗乃存续不衰。
此系汉传纯正密教，由开元三大士所传之如来正密。非藏传，盖因八大宗派形成或完善在唐代，是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而西藏旧称吐蕃，非我大唐国土。因此中国佛教八大宗派自无其吐蕃之份，不可不知。
密教真言宗因受法身大日如来真实言教的传授，且须经灌顶等入教仪式和秘密传授方可传习，故称密教或真言宗。该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主要教义为胎藏界、金刚界两部曼荼罗所代表大日如来智德显现的宇宙万有之说；另以一切万法的六大本体，四曼相大，三密用大，阐明本自具足如来德性，当身即是大日觉位，修习手结契印，口诵真言，心观大日如来的三密加持，则能达到「即身成佛」，顿证当体大日佛位。密教思想早在三国时期传入，至玄宗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陆续来华，译出弘传《大日经》、《金刚顶经》後，始形成宗派。该宗传承法系为：
真言宗在唐会昌法难后即受到严重打击，唐末战乱更是将其彻底毁灭，故真言一脉在中国断绝一千两百年之久。如今，庆幸的是惠果大师有先见之明，故将法脉传给日本空海大师，大师归国后大弘真言密教，并于公元816年在日本高野山建立金刚峰寺是为真言密教的根本道场（总本山）。
禅宗的「禅」，即梵语「禅那」的简称，原义是心念的专一。禅宗即因主张以禅为生活中的修持而闻名。本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著称，此思想乃根源於佛陀在灵鷲山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的典故，成就了「以心传心」的美谈，此後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承。
南朝时，菩提达摩携付法衣钵东来，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再传慧可，三传僧璨，至唐朝四祖道信，融和达摩所传《楞伽经》禅法与《般若经》离言绝相之教，进一步开展出「随心自在」的禅修生活，成为中国禅宗的基本风格。五祖弘忍发展道信倡导的修行与农耕结合，强调於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成为自然的农禅生活。中国禅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师徒的弘传下正式形成。其後分为神秀、惠能二派，北宗神秀主渐悟说，南宗惠能主顿悟说。南宗因神会的力争，乃逐渐取代了北宗地位，於中唐後独盛。六祖惠能的弟子有荷泽神会、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三系，後二系更开演为五家七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禅宗重视心性的特殊教法，虽历经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战乱，仍能屹立不摇。今日台湾许多道场如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皆为禅宗丛林，其影响之深远可知。
净土宗以专念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得名。根本经论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等三经一论。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信、愿、行三资粮－－由信发愿，由愿起行。行则包括四种念佛、十六种佛观、发三种心、修五念门等种种法门，其中尤以念佛法门，仗佛愿力接引往生，三根普被，而称为易行道。
本宗的弘扬以东晋慧远於庐山结社念佛为开端，乃中国净土的主流，後有北魏昙鸾的弘扬，至唐代道绰、善导承其旨。开元初年，慧日倡禅净双修、戒净并弘的「不舍万行」，承远、法照、飞锡继其说。因此，净土宗在唐代可分为慧远、善导、慧日三系。唯该宗并无祖徒相传承的直接法系，直到宋朝石芝宗晓法师，将历代弘扬净土法门有重大贡献者，如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和省常等诸位大师列为净宗七祖，明代又举袾宏、智旭，清代举行策、省庵、彻悟及民国印光共成十三祖。
净土法门不仅禅师力倡兼修，亦为天台、律家所重，又因简单易行，彻上遍下，无所不宜，故流传广远，历代不衰，至今仍弘传兴盛。近代台湾以广钦、煮云、李炳南及妙莲等倡导念佛最具代表性。
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大、小乘并存，显（宗）密（宗）同在。严格地说，佛教起始于尼泊尔，发展在中国，又远传于日本、韩国。而佛教在印度本土由于受到印度教及后来传入印度的伊斯兰教的排挤，约在公元八、九百年左右，在印度本土消失。而能保留佛教并发展佛教的中国就成了当今世界佛教的真正故乡。
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以“大众部佛教”为主，中国西南与“上座部佛教”盛行国家相邻的云南则是传承着与泰国一样的“上座部佛教”。中国内地汉族居住地则主要信奉“大众部佛教”。中国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信奉密传佛教。
中国佛教又分为十大宗派，这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中国佛教界的一些高僧根据一些佛经内容，创立了各自的宗派。其中包括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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