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文·汉森

阿尔文·汉森1887年出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维堡。汉森是维堡地区第一个接受大学教育的人。

阿尔文·汉森

1910年汉森获得了雅克敦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汉森留在了达科他，他先后在普林斯顿湖和南达科他学校做教师和督学。美国的乡村氛围给汉森的个性和思想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在达科他农场上形成的习惯和价值观始终伴随着汉森，他总是不停地工作，晚上和周末也不休息。汉森和凡勃伦、凯恩斯等经济学大师一样，也不是大学毕业后就成为经济学教师的。

1916年的秋天，汉森接近30岁时才开始第一次在布朗大学接触经济学。

保罗.萨缪尔森

1918年，汉森又获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学位。一年后，汉森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教师，直到1937年他进入哈佛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的许多观点对美国的普通学生而言还是很陌生。由于没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作为这个新思想的支持者，凯恩斯思想的影响仅局限于美国的一部分地区。

这种情况没有出现多久，1941年，美国的凯恩斯学派找到了支持者，这个人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讲话颇有分量，他就是哈佛大学的汉森。1941年，汉森已经是一名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是美国经济学会前任会长，又是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享有盛誉的利陶尔主席。

汉森毫无畏惧地探求大萧条的原因，他是美国凯恩斯学派的坚强核心。在凯恩斯学派不断形成的时期，汉森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来传播凯恩斯主义思想。只要有可能，汉森总是利用个人登台露面的机会来传播凯恩斯的思想。

1939年5月，汉森被邀请在美国经济临时委员会成立前作证，他利用这个机会详细阐述了凯恩斯对大萧条的分析。这席发言引起了一场对汉森所提论题的公开辩论，这正是汉森所希望的结果。通过所有这些活动，汉森不断向学生们灌输勇于探求新理论的渴望。毫无疑问，汉森将凯恩斯革命在美国不断推向成熟时期。

1946年美国出台就业法案，法案包含了创立经济建议顾问团，这是一群职业经济学家就适当的经济政策问题向总统提供建议，这些是在汉森的特别敦促下进行的。

汉森出版的《凯恩斯导读》逐章详细讨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及每一章中提出的论题。《凯恩斯导读》是理解凯恩斯思想的基础教学辅导材料，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于有助于理解和接受凯恩斯主义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几乎全部是通过汉森的《凯恩斯导读》来学习《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不是直接读原著。即使今天，《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凯恩斯导读》通常同时出现在书架上。汉森对凯恩斯主义的综述是研究新经济学发展过程的一个极为方便的基准。

1975年他以87岁的高龄与世长辞，汉森享有“美国凯恩斯”的美誉。

保罗·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记者问他，获得诺奖的秘诀是什么?萨缪尔森当即回答，去找一个好老师。萨缪尔森说的他的好老师就是美国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汉森原来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信奉自由放任，研究经济周期理论，并有《繁荣与萧条的周期》 、 《经济周期理论》 、 《一个不平衡世界中的经济稳定》等著作问世。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后，他很快拜读，并成为凯恩斯的信徒，为了宣传凯恩斯主义,他于1937年到更为开放自由的哈佛大学任教。20世纪40年代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是鼎盛时期，著名的国际贸易理论权威陶西格担任系主任，熊彼特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列昂惕夫也在这里任教。汉森主持财政政策研讨班，带领学生学习凯恩斯的《通论》。萨缪尔森回忆，那时课堂上讲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他们学《通论》还有点“地下活动”的意思，但这使他们年轻人更加兴奋地讨论凯恩斯的观点。美国第一代凯恩斯主义者，以后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从这里出去的。这些人中有以后获得诺奖的萨缪尔森、托宾、索洛、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海勒，以及以提出奥肯定理著称的奥肯等人，还有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左派经济学家斯威齐，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陈振汉等人。汉森开放的讨论式教学、热情而耐心的教诲和渊博的学识使这些学生受益匪浅。

保罗·萨缪尔森

作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他不仅教了一批成功的学生，还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新古典综合理论的背景是战后经济制度的变化。汉森认为，战后的经济制度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市场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私人经济与社会化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仍然是基础，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认为，这种经济比纯粹私人经济优越，克服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但又不是那种集权式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不是削弱市场经济，而是推动它前进的新动力。经济是混合的，经济理论当然也应该是混合的，这就有了把新古典学派微观经济理论(论述市场机制的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论述国家干预的经济学)结合为一体的新古典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这个名词是萨缪尔森而不是汉森提出的，但混合经济正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发展凯恩斯主义

作为凯恩斯的信徒，汉森最大的贡献是解释并发展凯恩斯主义。他1953年出版的《凯恩斯学说指南》是当时最畅销的凯恩斯主义入门读物。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中他有两点最重要的贡献。

关于补偿性财政政策

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是以赤字财政为特点的，但战后美国并没有打破财政平衡的框框。汉森认为，政府不应把本期的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目标，应该根据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来决定支出。这就是补偿性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的原则是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经济。在繁荣时期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抑制通胀。这种财政政策并不需要保持逐年的财政预算平衡，在萧条年份会有赤字，在繁荣年份会有盈余，因此在长期中仍可以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称为“长期预算平衡论”或“周期预算平衡论”。这也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经济政策的基调。

在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中，汉森更重视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物价稳定的问题上，我们不应有什么严格的法则。我们应该把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列为主要目标。”“如果每次物价略有上升就把我们吓倒，我们就会永远落后于可能实现的发展。”这些观点由他的学生托宾、海勒等人继承并发展，成为6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的基调。

在50年代，汉森几乎无人不知。著名的《幸福》杂志曾说过“在今天，谁不熟悉汉森和凯恩斯的思想，谁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大事的演变”。汉森的哲学是“以民主思想使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做到机会均等”。他对就业的关注实际是对人的关心，在他80岁获得沃尔克奖章时，他的学生托宾说，对汉森而言，经济学就是为人类服务的科学。

一是他发展了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被称为希克斯—汉森交叉图。I代表投资，S代表储蓄，L代表货币需求，M代表货币供给。这个模型用一般均衡方法说明当物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这被称为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标准解释，并成为所有教科书的核心内容。

微观经济学

二是他与萨缪尔森提出了解释经济周期的乘数—加速原理模型，又称为汉森—萨缪尔森模型。这个模型说明了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时，由于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必然发生经济周期，从而证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这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也是战后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发展之一。这两个理论都曾风靡一时，至今也仍然有影响。

汉森不仅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解释者和发展者，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他在《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美国经济》、《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等著作中论述了政策问题。汉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因为“经济停滞不是自动调节的教条所能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大大地扩大民主政府的作用，担当起维持充分就业的作用”。他把美国国会1946年通过的“就业法案”作为“经济计划的大宪章”，因为这个法案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联邦政府的重要职责。他与凯恩斯一样不太重视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作用，重点强调的是财政政策。

汉森·阿尔文着重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提出了“长期停滞理论”。他认为20世纪初以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处于长期停滞的阶段，从趋势上看，资本主义的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因此，主张利用国家财政政策来有效地控制“停滞”，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增长。在税收理论方面，汉森提出了“补偿性的财政政策”，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政府开支，减低税率，提高社会总需求，造成财政亏空；在经济繁荣时期，缩减政府开支，提高税率，降低社会总需求，造成财政盈余，使两个时期的财政盈亏互相补偿，以达到实现“充分就业”、“熨平经济波动”，加速经济增长的目标。他认为这种税收政策对应的经济危机、经济波动和促进经济增长有很大作用。税收是刺激投资的重要手段，而所得税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明显。认为适用税率来调节需求比运用利率的收效更大。主张用较低的累进所得税率，来鼓励私人消费和投资支出，对投资于固定资本的部分，根据具体情况应实行减税或免税。汉森的一些理论对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的税收思想主要集中在其《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一书中，重点分析了税收对投资、刺激经济、调节经济、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汉森认为，税收是刺激投资的重要手段，而所得税在这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如何运用所得税刺激投资，他认为，

一是对收入中用于新投资的部分实行减免税。公司保留收入投资于固定机器设备者不纳租税或按较低税率纳税，而不投资于固定机器设备者须缴纳全税。

二是实行亏损结转。五年内损失准予结转下一年度的办法，足以鼓励冒险性的企业投资。

三是加速折旧。加速折旧的方法，也可以允许一个企业在耗费大量而又具有冒险性的新投资后的头几年缴纳较低的租税。

四是退税。对于重新投资于固定资本的那部分收入的所得税实行部分退税制度。

税收减免对防止经济衰退有重大影响。他认为，如果政府的预算达到一定数额时，税收将对防止经济萧条之侵袭发生巨大的影响。他指出，在大危机年代，为什么税收的影响不大，因为当时预算收入少。而战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不仅个人所得税在联邦税收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而且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极其广泛。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得税的减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租税的减免可以立即推行，其规模之大几乎可以达到足以制止恐慌的程度，我们很需要这样的方法来有效地应付迅速积累的经济衰退。"

汉森认为，税率是一个有效的"调节工具"，税率对制止通货膨胀有着重要作用，是“维持充分就业的头等重要的手段”。

税率的变动，主要是所得税税率的变动，其中起有效作用的是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因为个人所得税收入中有50%-60%来自这一税率，该"税率影响所得税的全部纳税人；它适用的范围，最广泛，影响大众购买力也最大"。如果提高税率，人们手中收入减少，对通货膨胀的发展可立即予以有效制止；如果降低税率，人们手中收入增加，从而刺激消费支出增长。当然，汉森认为，即使这样，个人所得税税率也不能任意变动，因为任何税率的变动，即使是温和的，在实际中也会产生较大困难。他主张建立"一个稳定而渐进的租税结构，在这个结构下，税收将随国民收入而上下"。税率的变动必须由行政当局控制，"国会根据现行税收法案以及其他法典所确立的原理和准则，对于这个标准个人所得税率表应由立法规定一定的伸缩范围，授权总统在这个范围以内，为了维持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的目的，可于必要时或需要时决定加以运用，同时要考虑到这一行动和其他措施的联合效果。"

汉森还分析了税收结构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他认为，税收必然影响消费函数和储蓄函数，但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税收的多少和税收的结构。如果税收结构主要偏重于对广大消费者的征税，势必使消费数额大量减少；如果税收主要来自高收入阶层，储蓄函数变动较大，消费函数变动较小；如果双管齐下，则既影响消费又影响储蓄。他进一步分析，当税制结构越趋于限制消费时，就越需要大量的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来保证充分就业；而当税制结构越趋于减低储蓄时，充分就业所需要的各种支出数额就越少。那么，应采用什么样的税制结构为好呢？汉森认为，应建立一个对消费和储蓄影响较小的税制结构。由于政府的任何税收或多或少地会影响消费和储蓄，他主张通过举债来代替税收。

人们对汉森最感兴趣的地方是，他具有将凯恩斯的着作与美国的实际情况联系的特殊才能。用当时的标准来看，1930年他是一个正统的经济学家。1927年他写的关于经济周期的那本书被普遍视为这一领域的标准参考书。1928年他与人合写了一本教科书，因而对英国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瑞典经济学家，比如克内特·威克摩尔非常精通。他对经济周期很感兴趣，因此在《通论》问世之前就仔细研究过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作品。

汉森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毕业论文是他成长的一部分。他对几个独特的美国经济学家特别是约翰·R·康芒斯(John R.Commons)印象深刻。那时候新古典主义理论和政策正处于全盛时期，康芒斯就开始为政府功能的扩张辩护。

他对经济体系的看法，尤其是劳动人民的困境使他反对那些认为自由市场能够自行导致最优解决办法的观点。康芒斯的哲学倾向于政府和市场合作。他并不认为政府可以干预经济；他的目的是协助市场在更多更广的方面进行运作。

今天看来这样一个观点是极为传统的；但在本世纪前30年这种观点并不流行。汉森在他职业生涯的刚开始就接受了康芒斯的判断。因而他比同时代的人更易于接受扩大政府职能。还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汉森最偏好的一个论题就是经济周期，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受凡勃伦的学生韦斯利·克莱尔·米歇尔的作品的影响很深。米歇尔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方法受到凡勃伦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怀疑的启发。米歇尔收集了大量的数据，他认为这些就足以解释波动的潜在原因，而不需要任何细致的“理论”。

汉森没有接受米歇尔对理论的厌恶；他将米歇尔对实证分析必要性的强调与对理论框架的支持相融合。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始终对经济周期模型表示怀疑，正如他哈佛的同事E.H.张伯伦对完全竞争模型的怀疑一样；他们都与现实不符。这当中又有一个关于汉森在经济学思想史中地位的讽刺性事件：他非常反感二战后盛行的宏观经济数学分析模型。“汉森的独创性有被忽视的趋势”，保罗·萨缪尔森说：“因为1935年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数学时代。让骆驼通过针眼可能比让非数学的天才进入有创建的理论家神殿还要容易一些。”

在今天高度专门化的学术市场上，我们会把1930年的汉森归于对经济周期极感兴趣的擅长定量分析的制度经济学家。到大萧条结束时，我们将加一个前缀“凯恩斯学派”。汉森独特的非正统背景的美国背景使他向新经济学的转变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极大兴趣。很幸运，他已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他在股市崩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这段时期思想的完整记录。从这些着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新经济学的怀疑逐渐减退而转变成热心的支持。

《经济周期理论》(1927年)

《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1年)

《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1947年)

《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1949年)

《凯恩斯学说指南》(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