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圭植

申圭植于1880年农历1月13日（阳历1880年2月20日）生于朝鲜忠清北道文义郡东面桂山里（今清原郡加德面仁次里）人。毕业于官立汉语学校及陆军武官学校。职位升到副尉。1905年欲以死抗拒乙巳五条约，服毒自杀却失败，以致右眼失明。后加入大韩协会，并加入大倧教。1911年春流亡到中国上海，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2月加入中国自由党。朝鲜近代著名民族复国志士。

从小就聪明过人，因而被称为“神童”。1898年进入官立汉语学校，两年后毕业于汉语学校，又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任命为步兵副（中）尉。

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韩国签订了丧失主权的《乙巳条约》。得知这一消息后，想要和地方镇卫队共同发动兵变而展开抗日斗争，却因计划被泄露而失败。遂饮毒殉节，也被家人发现而未能死，终因右眼神经受损只能斜着眼看人。因此自号睨观，以示斜视日帝、轻蔑日帝之意。

1907年日本前首相、第一任日本朝鲜统监伊藤博文又强迫韩国签订七款条约，强迫皇帝李煦退位，强行解散韩国军队。从此脱下军装，加入大韩协会和大倧教。1910年当得知“韩日合并”的噩耗后再次服毒自尽，幸为大倧教的第一世都教司罗喆所救。

1911年10月获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11月下旬从汉城出发，渡鸭绿江，经沈阳12月10日到达北京。经天津12月20日前后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民权报》工作，与《民权报》中心人物、南社成员戴季陶关系密切。多次刊载其文章和新闻报道，为韩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作舆论支撑。1912年就任《民权报》的经理，《民权报》社也成为在上海的韩国留学生的联络处。经营《民权报》的事务，还经常来往于上海、南京等地区，联络流亡到这里的韩国救亡人士。7月创立抗日秘密结社同济社，并与中国革命运动家联合成立“新亚同济社”。

1914年8月24日在上海经朱少屏、陈世宜、胡朴安介绍加入南社。成为这个“文学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南社在上海、北京举行的雅集或临时雅集，是逢集必到。每逢雅集，南社社员都要飞觞行令，限韵赋诗。或许是汉语水平和文学水平尚未达到能与其他南社社员“互动”的水准，在雅集中始终扮演着一个“观众”的角色。诗文在生前并未能发表在《南社丛刻》的文、诗、词的栏目上。

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于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在当时很多人未引起警惕的情况下，于2月18日致书柳亚子等，谴责了卖国贼的卑劣行为，表达了对中国政局的痛心。与朴殷植、李相卨等人成立“新韩革命党”，与中国的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戴季陶、徐谦、张溥（即张继）、杨庶堪、吕天民、唐少川（即唐绍仪）、黄介民、阳春时、柏烈武（即柏文蔚）、李怀霜、张静江等人交流频繁。并欲推举光武皇帝（即李煦）为该党首脑，与中国政府缔结对日军事同盟，却未成。后创立“大同报国团”。

1919年4月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举行会议，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被任为议政院副议长和法务总长。1920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办《震坛》周刊。1921年就任国务总理代理兼任外务总长。10月3日作为韩国临时政府的专使访问广州，与护法政府孙中山举行了会谈，并通过会谈，两国互相承认对方，同时得到护法政府支援韩国独立的具体约定。

1922年9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部发生内讧，因忧国忧民，于是绝食25日终于绝命，终年42岁。葬于万国公墓。

1962年3月被追授建国功劳勋章大总统章（勋2等）。

留有在同济社成立初期的演讲集《韩国魂》和诗集《儿目泪》。

吴绶卿、宋渔父，生与齐名，死与同归，壮志未遂，留取丹心照千古；

大革命、真共和，创之维艰，久之靡定，万方多难，空余热血到重泉。

——挽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南社成员）被暗杀后举行的葬礼，申圭植与曹晴蓑、尹耘崖、濮南坡、申献民、洪可人、韩一舟、郑朝宗、白隐溪、安澄、啸印、金霹儿、申铁儿、金晚湖、金桄等一大批韩国人参加。申圭植写的挽章在葬礼上尤其引人注目。

生耳死耳，勋业已耀千古，于公于人，可谓了事，暂且莫论中国前途，结辅车盟，同志已多年，相其共造生灵福；

梦耶真耶，哀声忽起四方，问彼老天，究竟何心，不堪重过新民故宅，接邮筒简，计时才一日，岂意遽成永诀音。

——挽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42+42=84字）

申圭植遇见陈其美（南社成员）是他来上海开始活动的1912年2月初左右。申圭植也从陈其美那里得到了各种支援。例如陈其美曾向申圭植提议为发行宣传韩国独立的历史书刊或刊物杂志借印刷机。陈其美遇害后，申圭植送了这副挽联。根据这副挽联来看，陈其美被害的前一天（1916年5月17日），申圭植还到过陈其美在上海的宅第。申圭植等人于1912年2月初刚到上海以后，还与正在成立的自由党有过联系。自由党是以李怀霜（南社成员）、周浩、戴季陶等人为中心，以“维护自由和幸福，扫除共和障碍”为宗旨，于1912年2月3日在上海成立的激进的政党。申圭植、曹成焕等人加入此党之后，自由党机关便成为在上海、南京的韩国人最重要的活动据点之一。申圭植在加入“南社”之前，就曾经与不少“南社”中的政治活动家们有过广泛地接触，其目的有二：一是寻求当时中国的主流政治势力对韩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二是为在华的韩国流亡人士寻找落脚点、联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