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是清

日本资本主义的守护神高桥是清生于1854年，是当时幕府御用画师川村庄右卫门守房与保姆北原金之间的孩子。当时庄右卫门四十七岁，北原金只有16岁。高桥是清在出生不久即被仙台藩的足轻（武士中的步卒）高桥觉治收为养子。觉治与妻子文子夫妇也都是养子，他们与养母喜代子三人一起生活。高桥喜代子代替母亲养育了高桥是清。喜代子的一生也是波澜壮阔的。

喜代子在江户的岸和田藩（今大阪）公馆作佣人时与江户留守土川新治是则结合，因为土川在家乡已有妻室，二人被藩主驱逐出门。他们来到芸州藩（今广岛）浅野家在江户的公馆作佣人，喜代子在赤坂靠替人做针线活维持生计。后来她来到四谷的旗本高力家的内宅作佣人。

后来他们听说仙台藩足轻高桥直右卫门要出售足轻的名号，于是花二十两银子购买了这个名号，夫妇双双成为高桥家养子。他们虽然育有一子，但在十八岁的时候死去，其夫绝望而亡，喜代子也出家为尼。还是婴儿的高桥是清被收为高桥家养子后，喜代子还俗回家，养育高桥是清。她是一个胜过男人的女人。

高桥是清两岁时，一家点心铺提出想收他作养子。是清的生父表示同意，但是喜代子反对说“是清将来作一个足轻挺好，希望他能在武士家族中成长”。以后这件事就没有人再提了。

高桥是清后来曾感叹道：“也许我会在点心铺里渡过一生呢，人生实际上是在瞬息之间决定的。”高桥是清五岁时曾被马踩伤，非常疼痛，所幸没有造成大的后患。他曾说：“我在小时候就深信自己是一个幸福的、有非常好运气的人。无论遇到什么失败，陷入怎样的困境，我都相信好运总会到来，所以能够专心努力。这大概就是我生来就是乐天派的原因吧。”这种幸运和好运气经常出现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喜代子把高桥是清送到与她关系不错的大崎昌寿寺作帮工，恰逢时任仙台藩驻江户留守居役的大童信来这里扫墓，发现高桥甚为聪明伶俐，遂将他派往横滨学习英语。最初高桥还能认真的师从美国宣教团成员学习，但后来他住进异人馆作侍者，沾染上喝酒斗殴等恶习。当时他年仅十三岁。

高桥是清听说和他一同学习英语的铃木六之助要去美国留学，他便决心当一员捕鲸船的船员，凭借自己的力量到美国去。他的执着感动了大童，于是高桥是清于1867年与仙台藩的青年人一起去了美国。等待他们的是千辛万苦。离开日本前，大童拜托横滨的武器商人尤金对高桥予以关照。到美国后，高桥和铃木一起来到旧金山尤金的父母家。起初他们受到亲切的招待，但后来逐渐冷淡下来，给他们剩饭吃，并让他们帮着干活。高桥是清时常罢工以示抗议。

后来尤金的父母向高桥他们说在奥克兰认识一家叫布莱温的富豪，问他们愿不愿意到那里去。他们到了那里一看，果然住房、庭院都十分宽阔，据说女主人会教他们英语。于是高桥和铃木就按要求在对方拿出的文件上签了字，并住进这家。但是他们被要求帮助做家务和照看小孩，他们提出不想在这里住了，结果对方说已经签了三年合同买下他们，因此他们得不到自由。这时他们才明白当初签的是奴隶买卖契约。在日本总领馆的帮助下，高桥得以在1869年12月回到日本。

仙台藩在明治维新中成为叛军。生于仙台藩的高桥担心自己的籍贯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于是隐居在东京牛入的一间汤粉店里，悄悄地生活着。后来他遇到时任外国官权判事的森有礼（日本首任文部大臣）的赏识，成为神田锦町森宅的门客。这个时期成为高桥与政界、官界建立关系的起点，不过十七岁的高桥在当时还没有这种意识。他担任成立不久的帝国大学南校的教授助手时，有三个学生向他提出借二百五十两钱，他很爽快的答应了。学生们为答谢他，请他到东京两国柏屋吃饭，并和艺妓们寻欢作乐。高桥从此养成放荡不羁的习性。在这些学生的家乡有一家专作旧服装生意的福井屋，店主人和高桥是远亲。高桥直觉感到艺妓们嫌弃他衣着粗糙，于是便向福井屋订了几身衣服。第二年元旦他同样在柏屋设宴，受到艺妓们的另眼相看。后来高桥住进福井屋，后又搬到与其相投的艺妓东屋椎吉家，当东屋的跟包。这时，他学习英语时代的一位同学在唐津开办了英语学校，邀他前去任教。高桥单身前往唐津赴任，月薪一百日元。当时高桥十八岁。

由于政府废除藩制，唐津藩无法继续经营英语学校，1872年高桥返回东京。之后，他先后在大藏省和文部省任十等文官。1875年，他22岁时到大阪担任英语学校校长。他去仙台同乡、曾一同赴美留学的一条十次郎处拜访时，对方邀请他共同研究佛学，他当即表示同意，辞去了大阪英语学校校长这一要职。至此，高桥一直象风一样自由地生活着，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他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青年就不得而知了。善于融通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弱点，这在他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也可见一斑。

高桥曾担任东京英语学校教师；曾经营牛奶生意失败；在文部省和农商务省供过职，担任了首任商标注册所所长；参与过开发秘鲁矿山，也遭失败。他一直过着大起大落的生活，人们调侃地称他为“走山路的人”。

1892年，高桥39岁，日本银行总裁川田小一郎让他担任日本银行本店新建项目的建筑主任，他这才有了稳定的工作。作为少年留洋，颇有才能的高桥来说，进入官界实在是太迟了一点。

1893年他担任日银西部（马关）支店长，1895年担任横滨正金银行本店经理，甲午战争后，曾建议政府用中国赔款做准备金，改行金本位。1899年担任日本银行副总裁，可谓青云直上。

日俄战争期间，为了筹集军费，他被任命为驻英国财务官。他工作非常出色，赢得很高评价，一跃成为贵族院议员，并被封为男爵。

日本本来的作战计划，是以“从朝鲜半岛驱逐俄军，防止俄军重犯鸭绿江畔”为目标的。为实现这项计划，预定要用一年的时间和一亿五千万日元的硬币。然而当时日本国库只有五千万日元，按要求尚缺一亿日元。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肩负了募集一亿日元外债的艰巨任务。一方面，这是一项“万分火急”的决定战争命运的大事；另方面，当时的国际形势对日本募集外债极其不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高桥副总裁发扬了顽强的实干精神，于1904年5月，提前完成一亿日元的募债工作（那时日本国全年的预算不过四千万日元）。但是，金钱这种东西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用处。在那种情况下，政府还不断地提出追加募集外债的要求。所以，高桥最终所完成的募债金额总共达十四亿日元。据说因为签字过多，右手曾一度疲劳过度，造成活动不便。长期以来，世界上的金融资本集中在英法两国。俄国推行南进政策就是借助他们提供的资金。而高桥的工作，正是把要流向俄国的资金渠道切断，并使之改道流向日本。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为日本筹措军费，更主要的是要造成俄国的战争经费出现短缺、枯竭，以便大大改变日俄战争的态势。

高桥受命筹集了一亿日元公债的使命胜利完成后，就准备回国述职。就在这时接到日本政府的命令，要求再募集军事公债二亿日元。从当时英美两国的情况看，开展第二次募债工作并不困难。高桥想的是“照此下去”今后可能还要不断追加新任务。政府指示中说：“在作为第一次募集公债担保的关税收入之外，还可再提供烟草专卖利润和国铁收入作为还债之用。”尽管这样，高桥并未轻易地用这些项目的专款作为抵押。他仍以第一次的关税收入作为保证，没有费力就在同年十一月间，在伦敦和纽约两地完成了募集指标。应募结束时间，纽约为十二月五日，伦敦是第二年的二月十五日。

一九零五年三月六日傍晚，高桥到达纽约。立即和谢弗商议并得到他的私下允诺，即如果发行三亿日元公债，他将认购一半。十一日离开纽约，十九日到达伦敦（十日奉天会战日军告捷）。

因为有前两次的工作基础，加之奉天会战取得大胜的有利条件，募债的工作于二十日便有了顺利完成的希望。公债的条件是：年息四分半，发行价格为票面的百分之九十，期限二十年，以烟草专卖利润作为担保。募集地点除英美两国外，进一步扩大到欧洲大陆各国。与前两次相比，形势特别有利。

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高桥在纽约接到松尾日本银行总裁的电报。内称：“五月二十七日，在对马海峡日俄大海战中，我国舰队取得重大胜利。”继之又收到日本政府的来电说：“这次对马海战，全歼俄国舰队，俘虏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涅博加托夫、恩奎斯特三名舰队司令。另外，望在英美等国发行三亿日元以上的垫支公债（作为偿还已发行的公债之用）。”这确实使人为难。欧美各国都为对马海战取得胜利带来了和平而高兴。日本的声望不断在提高，英美等国决不会在这个时候向日本讨还公债。所以，从他们的常识判断，这种募债只能是在恢复和平以后或者是战争要长期拖下去时才能进行。第四次募集公债工作于七月十日晚正式公布计划。由于空前的景气，当晚在伦敦便出现了百分之七十五、在德国出现百分之一的溢价。美国也来电说：“认购情况非常好。”七月十一日，并始受理认购业务。伦敦的认购者多达十倍以上，十五时半停止受理。德国的消息说：“小户认购者居多，无法掌握准确数字，大约超过七倍以上。”第四次的三亿日元募债工作以取得了最好效果而告结束。十二日接到曾称大臣来电：“在不利的时机募债，竟能收到如此好的结果，定是足下竭尽全力所致，深表慰劳之意。”

在对马海战后的七月十六日，英国大金融家阿尔弗雷德·罗思柴尔德在别墅招待高桥时，委婉地说：“日本要求赔款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数额不宜过大，而且不必一定要付现款，可以公债代替，这样做将是无可非议的。”萨阿·尼斯特·卡赛尔（英国的大金融家，在高桥与谢弗相识前，曾友好地向谢弗介绍过日本的情况）也说：“日本接受的公债，可在伦敦和巴黎兑换现金。”同样委婉地劝说日本接受以公债作为赔款的做法。

俄国没有钱，如果日本迫其支付现款，结果势必要由英法负担。向俄国长期提供贷款的这两个国家，是深知这个内情的。就它们的内心而言，不愿意借更多的钱给面临危机的俄国；实在不得已时，它们与其借给俄国，勿宁借给日本。

它们提出的“日本把接受的俄国公债兑换成现金”，正是考虑要把俄国发出的票据由日本保证贴现。也就是说，把钱借给俄国，俄国不能还时，转嫁由日本偿还。

经过高桥百折不挠的努力，到了十九日终于完成在英、法、德、美四国发行公债的准备工作。高桥过去一直以伦敦为募集工作的中心，如今要转移阵地到与俄国友好的法国，而德国又是英法两国的宿敌。因此，这次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尽管这样，他仍然迅速圆满地取得了成功。分析其原因：（1）预想到了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前对法国做了工作，而法国方面也抱有相同的意图，所以交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2）抓住了英法接近这一政治形势变化的时机。（3）结识了统治欧洲金融界、拥有不分国界的巨大金融资本的罗思柴尔德为主的认购者。第五次公债的发行情况说明，高桥是个豁达大度和坚忍不拔的人。发行公债的条件是：（1）发行额为五亿日元，年利四分，发行价格为票面的百分之九十，无担保。（2）募集地点是，伦敦和纽约二亿五千万日元；英、美、法、德四国二亿五千万日元。

十一月二十七日晚，在四国同时发表发行公债的计划，二十八日开始募集。结果，这次又是盛况空前，申请认购者伦敦达二十七倍，纽约四倍，德国十倍，法国二十倍以上。日本募集工作的巨大成功，正是意味着俄国募债活动的惨败。高桥通过这个办法割断了俄国的资金来源，迫使俄国在日俄经济战中遭到严重的失败，陷入了财政破产的困境。

1911年，58岁的高桥就任日本银行总裁。成为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主要决策人物之一。两年后山本权兵卫首次组阁时，他加入立宪政友会，接着以该党党员的身份入阁任大藏相。原敬组阁后，再次出任藏相，大力推行积极财政。

1921年1月，时任原敬内阁藏相的高桥在众议院进行财政政策演说时提到整顿军队计划，他说：“（计划）用陆军六年时间，海军用八年时间……”，台下有人接下茬喊“不倒翁九年”，引起哄堂大笑。这就是他被人们称为“不倒翁”的来历。

1921年11月，首相原敬遇刺身亡，经西园寺公望与重臣、推荐高桥接任首相，藏相仍由高桥兼任，原内阁的全部成员全部保留，继续推行前内阁的施政方针。因此，高桥内阁被认为是原敬内阁的延长。舆论对高桥首相的评价并不高。高桥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首相和总裁，也不是那种执着于权力的人。原敬被暗杀后，如果政友会放弃组阁就等于向恐怖分子表示屈服，出于这种政治考虑，不可能在政友会以外物色继任首相人选。担任首相也许并非出于高桥本意，因此人们对作为财政家和藏相的高桥评价很高，对其作为首相的存在感却不太认同。

他的首要工作是处理裁军问题。当时日本在华盛顿裁军会议上不得不接受与美、英两国的主力战舰的比例为5：5：3，并且对保全中国领土完整、以日美英法四国条约代替英日同盟等问题上表示同意。华盛顿体系的建立给予二三十年代的日本政治以深远的影响，同时直接影响到高桥内阁的对内政策。为适应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恢复和不景气的局势，高桥改变积极政策，实行财政紧缩。在制定1922年财政预算时，比上年度减少支出1.18亿日元。宣布除完成即定的新兴事业外，不再扩大建设规模。他还表示，一旦实现裁军，将把军费节之用于发展文教、水利事业。

在高桥主持下，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调整政治关系，对有关法律制度做了修改。其中包括修改治安警察法、使妇女获得组织和参加政治集会的自由；制定《健康保险法》；通过议会批准犬养毅提出的《整缩陆军建议案》和前田利定提出的《整顿纲纪建议案》。不过，对实行普选和废除军部大臣武官制问题，高桥的态度却很消极。特别是后者，他的见解是：“没有必要修改陆海军大臣武官制和帷幄上奏。”

高桥的理财能力已有定评，其政治能力却不怎么样。与他的前任原敬相比，他在组织、社交、判断决策能力上大为逊色。原敬多谋善断，交际广泛，进行社交时，一下就能牢记对方的姓名、职务、性格特点。高桥却疏于人事，不善社交，甚至担任藏相时，连谁是属下的主税局长都忘却了。

高桥就任首相的翌日，政友会基于首相和总裁不可分的考虑，推举他为第4任总裁。平时疏于党务，不注意培植亲信的高桥，在处理党务矛盾时，顾此失彼，优柔寡断，缺乏总裁应有的统治力。

早在原敬执政时，因五所学校升格和修改铁路敷设法问题，政友会内部就有人提出撤换文部、铁道二相职务并改组内阁主张，当时高桥也是改组论者。高桥上任后，改组呼声愈加强烈，内阁中也出现改组和不改组两种对立意见。高桥错误的权衡了内阁中两派意见的优劣，仓促决定改组，遂使内阁中对立意见公开化，彼此吵成一团，互不让步。高桥企图通过内阁总辞职来实现改组，而文部相中桥德五郎、铁道相元田肇拒绝辞职。关键时刻高桥害怕强行改组会导致政友会分裂，于是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声明停止改组，以求维持局面。

不久，政友会常务会和医院总会通过有关政务一凭总裁决定的决议，据此高桥再次提出改组内阁，接着又一中桥和元田反对，内阁不统一为由，宣布内阁总辞职，并开除中桥等六人的党籍。他期待着又他组阁的敕命。然而天皇却把首相大印授给了加藤友三郎。

高桥辞职后，继续担任政友会总裁，1924年与军部势力对立，辞去爵位和贵族院议员等职，在第二次护宪运动中，当选众议员，率领政友会参加推翻清浦奎吾内阁的斗争，并与护宪会，革新俱乐部合作，建立了以加藤高明为首席的护宪三派内阁。使战前日本政治进入所谓的议会黄金时代--政党内阁时代，高桥本人则历任加藤高明、田中义一、犬养毅、斋藤实、冈田启介五届内阁藏相，推行积极财政和健全财政政策。这样，他一生中八次出任藏相，主持国家财政达12年之久。

作为政府中德高望重的财政家，高桥比较注重从国家经济实力和长远利益出发，制定后实施财政经济政策，这与三十年代后期军部极力主张的无止境扩军备战要求形成尖锐矛盾。在他担任冈田内阁藏相时已经是81岁高龄，力主削减军费开支，与军部代表通晓论战，一度压制了军方的意见，只有高桥才能让军部明白，执行紧缩财政政策谁也不能例外。但仅靠高桥一个人难以独自支撑，最终“二·二六事件”夺去了这位稀世的财政政治家的生命。高桥的死亡引起了日本证劵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波动，其对日本经济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与其前半生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相比，高桥担任藏相后的人生就没有那么丰富多彩了。从日本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视角来看，日本通过“二·二六事件”和“五·一五事件”开始走上军事独裁的不归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精通经济政策的政治家高桥是清被暗杀意味着政党政治的失败。

1854年 出生于江户（东京）

1881年 在农商务省工务局调查课任职

1889年 任首任专利局长兼东京农林学校校长

1899年 任日本银行副总裁

1911年 任日本银行总裁

1913年 任第一次山本内阁藏相

1918年 任原敬内阁藏相

1921年 任首相兼藏相、政友会总裁

1922年 内阁总辞职

1924年 当选众议员。任第一次加藤高明内阁农商相

1927年 任田中义一内阁藏相

1931年 任犬养毅内阁藏相

1932年 任斋藤实内阁藏相

1934年 任冈田启介内阁藏相

1936年 在“二·二六事件”中被杀。82岁

1941年，东京赤坂的高桥邸，改建为高桥是清翁纪念公园。

1946年----1951年版曾发行50日元的钞票，正面图像是高桥是清。

冈譲司- 映画『高桥是清自伝』（1936年11月19日公开）※青年・壮年期

山本嘉一- 同上、※老年期

国广富之-TBSドラマ『热い岚』（1979年2月26日放送、3时间ドラマ）※青年期（ペルーでの银山开発失败、日银入りまで）

森繁久弥- 同上、※壮年期（日银総裁）以降

入江正夫-NHK大河ドラマ『山河燃ゆ』（1984年）

西田敏行- NHKスペシャルドラマ『坂の上の云』（2009年-2011年）

小田切让- NHK放送90年ドラマ『経世済民の男』（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