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胡愈之策划出版三农图书的具体做法

1．要求编辑干部下农村蹲点，推行编者、作者、读者三结合的编辑方法

2．亲自下到农村调查，采编适合他们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稿件

胡愈之作为新中国出版业的奠基者、领导者，不仅要求农村读物的编辑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采编稿件，而且身体力行，深入农村第一线，调查农民需求。20世纪60年代初，他亲自到农村读物出版社蹲点，下决心为全国5亿农民编一本新年历，取名为《东方红》。他设想这本新历书须具备五个特点：全、新、实用、通俗、及时，使之成为一本“凡事不求人”式的新年历。新历书《东方红》从拟定选题、组稿到编排，从内容、形式、封面设计到插图，无不凝聚着胡愈之的心血。为编好这本书，1965年3月，胡愈之亲自带领编辑同志赴浙江、湖南作调查，采编稿件。《东方红》于1966年1月出版，由于内容十分贴近农民生活，丰富、实用，编排新颖、图文并茂，发行后深受广大农村读者的欢迎，发行量高达一百几十万册。

第一本《东方红》出版以后，为了了解该书出版后的效果并为修订再版作准备，他带领部分编辑人员到浙江、湖南农村做调查研究。临出发前，他向同行人员约法三章，其中一条要求大家“要一直下到生产队，住到农民家里，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晚上参加村里的文化和科技活动，组稿编稿”[3]。此次调查时，胡愈之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坚持深入第一线调查了解情况，不但现场组稿，而且通过这次深入调查，对《东方红》的编辑工作提出了许多的修改意见，如中国幅员辽阔，农业生产的地方性很强，农业生产知识由北京统一编稿，很难适应不同自然条件下农村地区的实际需要，他提出了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需要出版《东方红》华北版、西北版、华南版等不同版本的设想。遗憾的是这些设想因为不久之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而化为泡影。一直到1973年，人民出版社才重新出版《东方红》。读者尧阳收藏了一本1978年出版发行的《东方红》，据他介绍，“这本书真的是面向当时的农村、农民、农业，从这些目录里面，可以看到当时农村文化的影子。大至政策解读，小至食物中毒防治、妇女节育环使用、新生儿护理、地震知识介绍及现场救护，还有怎么吃中药、种好水稻、小麦田间估产、巧算地积法等等，可以说在书中都囊括了。所言之事均关乎农民的日常生活，内容包罗农村的方方面面，是一本真正面向农村、关注农业的书。它的发行时间在每年春节前后，过年的时候，人们在置办年货的同时就会顺便买上一本。由此可见，通过实际调查而诞生的《东方红》在内容、阅读习惯等方面与广大农村读者的需要是颇为贴近的，受到农民的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

3．集中全国出版资源，以极低的定价推出大量“农村版”图书

1．当前三农图书出版中的两大缺憾

2．三农图书的策划创意应该源于农家与田野

综上所述，胡愈之所处时代交通不如现在发达，信息不如现在这样畅通，可他能够掌握广大农村居民需要什么样的读物；胡愈之所处时代印刷技术不发达，纸张也很紧缺，可他能够做到农村读物从内容到形式的完美结合，保证农村读者的阅读需求；胡愈之所处时代没有农家书屋作为平台，可他依然在为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而努力；胡愈之所处时代尚属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代，没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大好环境支持，可他仍然能使全国在1964年年出版量仅2万种左右的情况下，保持农村读物的出版量达1700多种……这一切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只要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农业，走进今天的新农村，走近新时代的农民，就一定能够做好三农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