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特·奥尔罕·帕慕克

文学思想

奥尔罕·帕慕克

帕慕克的文学思想：通过忧伤、呼愁探讨，揭示土耳其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

帕慕克的作品一直围绕着阐释和揭示土耳其人尴尬的文化身份这一主题而展开，作品不仅描绘了伊斯坦布的忧伤与呼愁，而且反映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形成了一种严肃的智性思考，处处洋溢着伊斯兰文化的底蕴。他的创作描述了土耳其这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家和历史文化，同时以小说的形式尖锐地指出了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本民族个体特征日益消融的当下，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着文化的边缘化以及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迷失与追寻，面临着每个国家和民族所谓的“本土性”和“世界性”问题。奥尔罕·帕慕克通过他的笔捍卫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他希望成为一座桥梁，不属于任何一块大陆，任何一种文明。在两种文明之外，却有机会洞悉两种文明的意义。在他的作品中没有绝对的东方和西方，因为文化是互补互融的，人性是共通的。

怀旧与忧伤：废墟之城的“呼愁”

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曾经的东罗马帝国首都的伊斯坦布尔曾经辉煌一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土耳其在极盛时期，不仅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强盛帝国，还展现了高度的文明，伊斯坦布尔逐渐融合了各个地方的文化，它因其多彩的建筑文化和灿烂的地域文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为之崇拜和仰慕。作为千百年来曾经影响过这片古老土地的历史、传说、神话以及政治和社会变迁的一种载体，文学一直是土耳其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耳其的现代化历史就是文明转换的历史，它是非西方国家在西方化或欧洲化过程中竭力实现文化转型的一个典型国家。土耳其的现代化涉及到了国家机构的转型从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到现代化的统一民族国家的转型。土耳其获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之后，凯末尔政府立即制定新宪法，废除政教合一的制度，确立了国家的共和体制。但整个土耳其社会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和宗教习俗，土耳其社会进步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从1925年夏开始，凯末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深刻的改革运动，目的是将土耳其社会从封建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而，西化的结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导致了土耳其国内动荡不安，西化主义者和民族保守主义者相互对抗和报复，致使伊斯坦布尔伤痕累累、支离破碎，充满了忧伤的历史和记忆。

《

时间        获奖内容

《我的名字叫红》

1990年 《白色城堡》获1990年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

1991年 《寂静的房子》(法文版)获欧洲发现奖;

1995年 《黑书》获法兰西文化奖;

2002年 《我的名字叫红》获法国文艺奖;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2003年 《我的名字叫红》获爱尔兰都柏林文学奖;

2005年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获德国书业和平奖;

2006年 《我的名字叫红》获诺贝尔文学奖。

帕慕克是第一个为左翼作家拉·什迪大声抗议的作家，是替遭压迫的其他土耳其作家讲话的作家，是一个真正的小说家。

——马悦然(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瑞典文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会长，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土耳其民族分子把帕慕克看成是文学界的煽动者。但《纽约时报》评论员认为帕慕克在述说真相。为了艺术和良知，他从未放弃过抵抗对文学声音的窒息。

——《纽约时报》

帕慕克具有直言和叛逆的性格，他在作品中呈现的历史观和对土耳其政府的批判，多次引起土耳其国内外的哗然，尤其是他有关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处境以及20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人遭杀戮的谈话，让他成为土耳其保守派的眼中钉。2005年2月，帕穆克在接受瑞士一家周刊的采访时说：“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可除我之外，无人胆敢谈论此事。”这一犯忌言论引发了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怒火，五位烈属指控其言论伤及全民，并援引刑法301条款“侮辱土耳其国格”的罪名，集体将他告上法庭。土耳其政府自此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盟的强大压力。2005年12月16日，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出庭受审，不过2006年1月，法官以原告不能代表全民，且其个人权利未受伤害为由，裁定撤销此案。原告不服而上诉。

2007年1月24日，因丁克血案被捕的共犯嫌疑亚辛·哈亚尔(Yasin Hayal)在被押入法庭前，对聚集于门外的记者们高声叫道：“奥尔罕·帕慕克，放聪明点!放聪明点!”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让帕慕克取消了对土耳其移民众多的德国的访问。

2008年1月，上诉法院判定，在土耳其的法律体系内，所谓个人权利的范畴没有明确定义，因而当初的撤案理由不能成立。

该裁决为数以千计的国家烈属，甚至每个土耳其人控告帕慕克打开了大门。原告的代理律师凯末尔·克林西兹(Kemal Kerincsiz)本身就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他已经鼓动所有烈属上法院去和帕慕克打官司。

极端分子显然不想放过作家，必欲对他实施私刑处决而后快。2008年1月下旬，土耳其各大报章均在头版报道，警方破袭极右黑帮“Ergenekon行动”，抓捕13名嫌疑人，并起获针对帕慕克的行刺计划。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并未使帕慕克摆脱险境，反而更加成为极端分子的眼中钉。仇视帕慕克的人认定，诺贝尔奖放大了其言论的影响力，愈加令民族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