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地

自留地生产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自留地的数量决定于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1955年11月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每人自留地最多不得超过当地人均耕地的5%。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地方将自留地收归集体，1960年以后逐步恢复。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业委员会《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中规定，可因地制宜，适当扩大自留地、饲料地、开荒地的数量，最多不超过当地耕地面积的15%。同时还规定有荒山和荒坡的地方，可划拨适当数量的自留山，以鼓励农民植树造林。在牧区，集体牧民可划拨小片自留草场，用于饲养一定数量的自留畜。

自留地是中国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的产物，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按政策规定分配给成员长期使用的小块土地。农户经营自留地是一项家庭副业，可以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生产各种农副产品，满足家庭生活和市场需要，增加收入，活跃农村经济。自留地生产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由于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经济组织，所以农民个人对自留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但免交农业税费。自留地的数量决定于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改革开放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取消自留地，融合在承包地里。1955年11月公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规定：每人自留地最多不得超过当地人均耕地的5%。1957年6月人大常委会第76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规定：分配给社员的菜地、饲料地合计不超过10%。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一切归公，一些地方将自留地收归了集体。1959年5月以后，中央发布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关于社员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些指示，恢复了社员耕种自留地及开展家庭养殖业的活动。但是，1960年春天刮起第二次“共产风”自留地又被收走。政策的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引起农民极大的反感和思想的混乱。1960年11月，毛主席、周总理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明确宣布恢复自留地、自由市场等几项“小自由”都没有唤起农民的热情。可见，党的政策一旦制定就要保持相对稳定的重要性，否则，不仅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而且会降低甚至丧失人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当然，特定历史时期政策的多变性，也是我党应该汲取的严重历史教训之一。1961年3月29日中央正式发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列（草案）》，规定：社员可以经营自留地，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一般占当地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长期归社员使用。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次全会正式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列修正草案》，将之改为：人民公社社员可以耕种由集体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一般占生产队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到七，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在有柴草和荒坡的地方，还可以根据群众需要和原有习惯，分配给社员适当数量的自留山，由社员经营。自留山划定以后，也长期不变。社员的自留地和开荒地生产的农产品，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统购。至此，直到文革期间，中央关于自留地没有再作调整。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集体土地一律采取了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个人原有的自留地全部纳入实行承包经营的土地范围。198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业委员会《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中规定，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可以因地制宜，适当扩大自留地、饲料地。两者面积的最高限度可达生产队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各地的具体比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根据当地情况和社员群众的意见，分别确定，不要一刀切。自留地这一历史概念，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中国国情的底色，从出现到基本消失，跨越了数十年。从微观讲，反映的是中国农民家庭菜篮子、餐桌上、钱袋子的变化，而宏观上，记录的是共和国走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探索和艰辛。小小的一片自留地在特殊的历史年代，承载了太多的沉重和无奈，但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伟大论述，将之融合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洪流。

自留地、自留山和自留草场均属于集体所有，其成员只有使用权，不得出租、转让或买卖，也不得擅自用于建房等非农业生产用途。自留地生产的产品归农民自己支配，国家不征农业税。自留畜也归牧民所有和支配，在各地规定的免征点以内不征税、不派购。自留地、自留山、自留草场的经营权受国家保护，不得随意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