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革命根据地

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和培养下，涌现出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如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阎红彦等。为党和国家培养造就了一批高级干部。他们不但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而且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陕北根据地发展形势图

优良的传统为后来形成的延安精神打下了基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根据地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如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精神。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者能够抵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影响，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他们领导群众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出路；在军事战略上，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们提出创建自己武装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民团的工作）、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争取工作）、红色的（创建工农武装）。红军长期转战深山老林，餐风宿露，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党政军人员，没有房住，自己动手挖窑洞、造土炕。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又如坚定的信仰，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根据地主要创建者谢子长先后参与领导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到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失败了，重新起来再干，毫不气馁、动摇。全家有11人参加革命，9人牺牲，剩下老少寡妇6人继续革命不灰心。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的王泰吉，在领导麟游起义、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曾两度被国民党当局关押，他在临刑前赋诗：“功名不必自我成，革命实践作先锋，遗嘱同志莫顾虑，宇宙将来到处红。”再如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刘志丹，曾多次受“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打击，几次降职以至降为普通一兵。在错误“肃反”中，通讯员把逮捕他的密件交给了他，他完全有机会脱险。但他为了不致引起党的分裂，无视个人安危，毅然来到瓦窑堡，直至被捕。曾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红军陕北第三团团长王兆相、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毛凤翔三人的父亲在土改中被错杀，但他们都以大局为重，毫不计较个人恩怨，坚持继续革命不动摇，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北革命根据地虽地域偏僻、土瘠民贫，但人民还是节衣缩食，千方百计为中央红军筹粮、筹款，各方动员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吴起镇农民捐粮2.5万斤、猪羊50多头只，几千斤羊毛和成百匹布。陕北省筹粮970余石，赤源县筹款1600多元。群众争先恐后地把伤员接回自己家里疗养，仅赤源县六区一次就安置伤员200多名。在直罗镇战役中，富县和中宜县就组织了数百副担架转送伤员和军用物资。红军东征时，仅绥德、清涧两县就在20天内造船60多只，延水县出担架1000多副、驮畜800多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仅4个多月，陕北省妇女就做军鞋8486双、袜子553双，延川县在4天内就赶缝军服3000多套。根据地内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如一家人的感人场面，随处可见，谱写出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陕北民歌，就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至今流传，经久不衰，成为后来不断开展“双拥”工作的光辉典范。

为根据地的创建和迎接中央的到来，作出了英勇的牺牲与无私的奉献。根据地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屡遭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的围攻，根据地内游击队和红军的指战员们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抵抗。为反击敌人“围剿”保卫根据地牺牲的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数以千计，其中突出的代表有谢子长、刘志丹、李妙斋、杨森、黄甦、钟学高、谢绍安、杨重远、白明善、王兆卿、毕维舟、谢维俊、周冬至、王满堂等。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不会忘记这些长眠于黄土高原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