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根据地

1927年11月，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起义，开辟了鄂豫边根据地；1929年5月，徐子清、肖方、周维炯、徐其虚等领导了河南商（城）南部地区的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豫东南根据地；1929年11月，舒传贤、周狷之、余道江等领导了安徽六（安）霍（山）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皖西根据地。他们各建立了一个师的红军。 到1930年春，三块苏区革命形势蓬勃发展。2月底，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的 “

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重点围剿的同时，任命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总指挥，先后调集8个师3个旅近10万人兵力，由冯系将领李鸣钟为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计划第一步先对鄂像皖苏区形成“圆箍式”包围；第二步以主力突入苏区，占领集镇，控制要道，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第三步分区清剿。

反围剿

1930年11月，由中央委任的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到达鄂豫边苏区。在敌人准备围剿、红1军主力又在外线作战的紧急情况下，曾中生召集会议，决定组成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领导苏区军民的反围剿斗争。并以地方武装和群众性的游击战争阻击敌人，迅速调回红军主力攻击敌人弱点，以改变不利态势。会后，随即以鄂豫边的地方武装以及半脱产的红色补充军7个师2万余人为基础组成三路，建立了第1、2、3路指挥部，并和当地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共同组成指挥委员会，统一指挥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在鄂豫边军民反围剿的同时，红1军在皖西袭击金家寨、苏家埠、韩摆渡之敌，一度包围六安，诱敌来援。敌为救授六安，于12月底向红1军发动进攻。红1军在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下，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在东西香火岭地区歼敌3个团，击溃3个团，毙俘敌3000余人，缴枪1700分支，迫击炮数门。

红4军组成后，根据中共鄂豫皖特委、军委的决定，立即转入攻势作战，向信阳、广水段京汉路出击，连续袭占李家寨、柳林等车站，歼敌一部，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威胁豫南重镇信阳。敌为确保信阳，分由广水、孝感等地出援。

1931年3月8日，敌第34师到达广水以南的双桥镇。红4军集中主力，在地方武装和群众配合下，奔袭双桥镇。

第二次反围剿

首先是皖西根据地告急。四月中旬，皖西敌四十六师、警卫一旅等七个团，向我根据地进犯。特委得悉后，决定主力红军出皖西击敌。这时，张国焘，陈昌浩已从上海来到新集，沈泽民等同志也抵皖西。他们都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派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成员。特别是张国焘，老资格的党员，在党内颇有名气。大家听说来了这么一位“大人物”，都很高兴。来后没几天，他就和陈昌浩、旷继勋带上红军主力到皖西独山一带打陈调元部去了。我带二十八团留在鄂豫边攻打反动民团据点大山寨、打银尖。

我们打大山寨还没打开，敌人的正式“围剿”就开始了。北来的有

鄂豫皖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等领导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简称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并称，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于1930年春诞生于新县箭厂河，全军下辖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2100余人。193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鄂豫皖特委的指示，决定将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划归鄂豫皖区，令活动于该地的红十五军与红一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方面军以鄂豫皖苏区部队为主力组成，它在1931年10月底，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军开始组建。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黄安（现为红安县）七里坪镇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实际领导权由张国焘控制。方面军下辖第四军、第二十五军。第四军军长为徐向前（兼），政委为陈昌浩（兼）；第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委为王平章。

红四方面军纪念馆

原四军部改为方面军总部，两军所辖各师归总部直接指挥。总兵力3万余人。时为中国共产党控制下仅次于中央红军的军事力量。不久，又建立红九军，全军共有6个师。红四方面军成立初期，在12月下旬其攻克鄂东重镇黄安获重大胜利后，《红色中华》报道中即称红四方面军为“红军第四军团”。1932年3月21日，红四方面军发起苏家埠战役。此役采取围点打援和调动敌人于运动中加以消灭的战略战术，历时48天，共计歼敌3万余人，俘敌总指挥厉式鼎及5个旅长、12个团长，“缴枪1.5万余支，机枪250挺，炮44门，电台5部”，还击落敌机1架，取得了中国工农红军创建以来的空前大胜利。

1932年7月开始，国民党军队以30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起围剿，这是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一部分。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除留下红七十四师和红七十五师及各独立部队编成红二十五军由沈泽民负责坚持游击战之外，军部和主力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和红七十三师转战陕西南部，取消各军番号，西越京汉铁路线，实行战略转移。经过两个月的浴血奋战，红四方面军突破漫川关，越秦岭，走关中，涉汉水，数破敌重围，转战5000里，终于胜利结束了西征。红四方面军挺进川陕后，迅速创建了包括23个县（市）的革命政权、500万人口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部队由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击败川军的三路围攻，力量迅速发展，遂将所辖四个师升格为军，依次改编为红四军、红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参谋长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和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才），又将川东游击队改编为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副军长罗南辉），共辖5个军，总兵力达8万人。1933年10月至1934年8月，红四方面军再一次击败以刘湘为首的川军的六路围攻，歼灭大量川军部队，并缴获众多武器等物资，大大充实了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到达顶峰时期。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在长达19个月的过程中，红四方面军历尽艰难曲折，往返雪山草地，大小战斗千百次，先后打击了数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在川、康、甘、青四省边境广大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终于1936年10月10日在甘肃会宁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1936年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共2.18万人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打通“远方”的光荣任务。在艰苦卓绝的西征中，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与强敌进行了顽强战斗，先后毙、伤敌前敌总指挥马廷祥、马元海以下2.5万人。1937年3月，虽然这次西征由于战线长、补给匮乏、众寡悬殊等原因而失败，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与敌人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大别山是红军的摇篮，由此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10支红军部队。在从这里走出的红军把由此诞生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和《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著名革命歌谣唱遍全中国，成为大别山英雄儿女英勇斗争的生动写照。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拥有主力红军4.5万余人，地方武装30万人，根据地面积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余万、建立了30个县市革命政权。经过八年抗战，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发展到跨越鄂、豫、皖、湘、赣5省交界的广阔区域，面积达9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多万，建立了8个专区和11个行政中心县、66个党政军组织齐全的县级政权，成为全国六大抗日根据地之一。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到抗日战争时期创建豫鄂边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创建大别山解放区，革命烽火在鄂豫皖边区熊熊燃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别山革命老区人民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艰苦奋斗，有200多万人参军参战、近百万人英勇牺牲，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红旗始终不倒”的崇高荣誉。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是全国唯一保持30年红旗不倒、22年武装斗争不断的革命老区。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旧址位于河南省新县县城（新集镇）中原路62号。

旧址原来是一家大地主的住宅中间有一条长廊贯穿整个宅院，将之一分为二；整个宅院前后共五进院，有七栋中式楼房，房屋六十多间。1931年、1932年，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中共鄂豫皖省委就驻扎在这里。

旧址

1927年11月，

鄂豫皖革命纪念馆是信阳市委、市政府为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弘扬大别山精神兴建的。纪念馆坐落在信阳市北京路和107国道交汇处，占地3万平方米，2007年4月28日建成开馆。

纪念馆

纪念馆按时代顺序陈列展览，以上千幅文字图片和数百件实物对应的方式，全面展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发展和不断壮大的过程，着重介绍了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个历史阶段发生在鄂豫皖大地上的重大历史事件。目前，纪念馆已成为全国首批国防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河南省廉政教育基地。

2017年3月，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处在大别山区，系传统的农业地区，交通很不发达，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商业贸易非常落后，加上连年天灾、匪患和军阀混战，经济十分落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这里成为敌人连续不断军事“围剿”和长期经济封锁的重要地区，整个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党政府在与苏区相通之关津卡隘，水陆要道，均成立封锁办事处，在苏区周围建立了纵深上百里的封锁线，断绝军用品、工业品、生活必需品等重要物资流入苏区。国民党企图用扼杀苏区经济、配合军事“围剿”来消灭红军，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府。

苏区货币

针对鄂豫皖根据地极其艰难困苦的财政经济和金融环境，中共中央及时指出要加强财政经济建设：“中央的意见，你们应当创造财政经济委员会，来计划苏维埃一般财政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实行财政经济政策。”“苏维埃政府的财政经济来源完全建立在‘打豪儿’上面的，这是应当转变的。鄂豫皖赤区由于斗争的加深与工作的扩大，‘打豪儿’已不能供给苏维埃政府的需要，所以正在把财政来源建立到累进税的征收上面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根据地的军需民用，鄂豫皖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大力加强财政和金融建设，在根据地自上而下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财政管理，建立财务制度。1931年2月上旬，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特委召集特苏党团等在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这一问题，除许多是根据国际指示外，决定了以下的问题：其一，统一累进税（主要的是商店的与土地的） 。其二，建立银行，确定基础并制定集股与低利借贷的简章。先由特委通知各级党部及支部，在群众会议提出讨论，决议要求政府建立银行，经过群众路线的宣传鼓动，再由政府来布告。其三，逐渐统一金融与集中现金（用各种群众路线的办法） ……此次关于经济问题首先根据国际的指示，完全允许自由贸易，低利私人借贷亦不禁止，惟以银行的借贷与之竞争”。[4]这一决定，明确了金融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一是确定把金融的收入和实行累进税一样作为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不完全依赖于打土豪；二是发展金融，必须建立银行，要统一合并根据地现有的金融机构，建立整个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统一银行；三是银行要筹集股金，以便集中使用现金，统一调配资金，以增强货币的信用；四是明确银行实行低利借贷的经营方针；五是建立苏维埃银行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依靠组织，发动群众，让群众首先提出来，政府再组织实施，以便使银行筹建和货币发行一开始就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明确了建立苏维埃银行的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