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川，18日占领川陕边镇通江两河口，25日解放通江，1933年1月23日解放巴中，2月1日解放南江。在入川解放“通南巴（平）”的同时，方面军部队组织数千名工作队员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到2月上旬，先后建立赤北、赤江、红江、

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川陕省省、道、县（市）、区、乡五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机构设置完整，共有绥定、巴中2个道（相当于地市级）、23县1市、160多个区、990多个乡、4300多个村苏维埃政权，游击队、独立团、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和雇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共青团、少先队等群团组织普遍建立；根据地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农业连年丰收，“川陕边区农业收成良好”，军需民用工业迅速发展，红四方面军通江苦草坝兵工厂年生产100余万发（枚）子弹、手榴弹源源不断供给前线；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贸易、财税金融事业应有尽有，川陕省工农银行造币厂制造的纸币、布币、铜币、银币、锡币广泛流通苏区内外；宣传教育、文化卫生、文艺体育事业全面普及，铸造了赤区军民坚强革命意志与崭新社会风貌。

在中共川陕省委的领导下，川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取消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者的土地所有制，农民分配了土地，夺得了土地革命斗争胜利，极大地宣传、发动了群众，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

土地改革标语

1933年2月12日印行的《怎样分配土地》和1934年12月30日出版的《平分土地须知》以及川陕省工农政府和红四方面军的有关土地革命的布告，就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土地革命的历史。

1933年8月中旬，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红军乘四川军阀刘湘组织新的"围剿"尚未就绪之际，迅速开展了仪南、营渠、宣汉三次进攻战役，攻占了仪陇、营山、达县、宣汉、万源5座县城。相继建立了仪陇、阆南、嘉陵、英安、营山、长胜、渠北、达县、宣汉、红胜（罗文坝）、城口（万源大竹河）等苏维埃政府。根据地扩大到4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600万。有绥定、巴中两道级苏维埃、23个县和1个特别市苏维埃政权。红军主力与川东游击队胜利会师，改为红33军。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000多人扩大到5个军，80000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妇女独立团等地方武装，发展到10余万人。苏区拥有自己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造纸厂、印刷厂等军需及经济设施。同时，建党建政、土地革命、发展经济、拥军支前、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热火朝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成为川陕根据地的鼎盛时期。

1935年1月22日，为了北上抗日，中央电令红四方面军：“……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应集中红军主力向西进攻，……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间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为执行中央命令，发动了陕南战役，调动敌人北移，随即回师川北，成功的取得强渡嘉陵江的胜利，并乘胜向西进攻，解放了涪江与嘉陵之间的大片土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北进入川的作战战略，为争取与中央红军会师共同北上抗日，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征途。

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得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与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形势发展图

第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将中国苏维埃红色版图扩大到遥远的中国西部。

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造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的革命中心就在南方，尤其是在东南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也分布在南方长江流域。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陕入川，有力地推动了川陕两省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和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根据地的斗争，解放了川陕边人民，建立了红色政权，将中国苏维埃版图扩大到遥远的中国西部，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由南向北转移建立了一块强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第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而消灭国民党军阀反革命武装，就成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地方武装在对四川军阀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刘存厚的作战中，共计歼敌约15万人，缴获枪支约6万，牵制了国民党川军的绝大部分力量和中央军的部分力量。

第三，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把革命真理和共产党的主张传播到川陕边。

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广泛宣传了苏维埃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纲领和路线。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有十多人负责编印宣传大纲、教材、党报党刊和标语口号，经常有200余人的宣传队，利用歌谣、戏剧、快板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和苏维埃的主张，还有20多人的錾字队，在岩石上、道路旁錾刻红军石刻标语。“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党！”这条巴中红军石刻标语，反映了当时苏区人民对党、红军和苏维埃的由衷之情、向往之心。通江县“平分土地”、“赤化全川”红军石刻标语，字划内可以卧下一人，十多里外清晰可见，而保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的3000多字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6000多字的《中国苏维埃劳动法令》，竟是巨幅石刻标语原件。这一革命文化景观，是其它根据地所没有的。

第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动员了川陕边最广大劳苦大众投入土地革命洪流。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川陕苏区成功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使昔日受压迫最深的广大劳苦大众，开天辟地第一次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于是，在川陕赤区广袤的土地上，呈现出了一派打土豪、分田地、参军参战、保家卫田的群众革命热潮，从而铸就了川陕苏区成为“第二个江西”的历史辉煌。川陕边昔日受压迫最深的广大妇女，在党和苏维埃政策法令保护下，获得了平等自由，她们立刻卷入革命洪流，参加各种革命组织的妇女达到30万人，尤其是一大批优秀青年妇女，毅然加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2000多名巴山女红军参加长征，谱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妇运史上的奇迹。

第五，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四方面军的壮大，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川西。

徐向前

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进到云南省的金沙江南岸，准备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4月29日，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5月3日，中央红军成功巧渡金沙江。中央“4-29”指示发出后，红四方面军在江油地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行动方针时指出：撤离川陕苏区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接着，红四方面军发起了旨在突破敌人防线，占领岷江流域，打通与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障碍的土门战役，历时近一月，调动国民党和四川军阀在这一地区投入兵力达20个旅，被红四方面军歼灭l万余人。5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命令第30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行动，6月3日占领理番，6月8日占领懋功。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和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达维镇胜利会师。同日晚，徐向前在理番代拟了一份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致中央的报告，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6月15、16日，党中央、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互相致电，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会合后的10万红军主力空前集中，改变了川西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北守南攻”、“川陕会剿”、各个击破红军的阴谋。

第六，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提供了大批物资支援。

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川西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将所筹集的数十万斤粮食和大批其它物资，用马队、牦牛队和人力昼夜兼程地运送到驻小金县一带的中央红军部队，“雪中送炭”使翻越大雪山后几乎“弹尽粮绝”的中央红军“绝处逢生”。1935年8月3日的《红星》报，在《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一文中，详细报道了红四方面军各部对红一方面军6000多件各种衣物的“热烈的慰劳”，并指出“这是阶级友爱的热情，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

第七，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壮大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力量，培养了大批党和国家及人民军队的领导骨干。

经过长征艰苦转战，中央红军部队减员很大，1935年6月在川西两大红军主力会师时，中央红军是1万余人，红四方面军正规部队达8万人，经四方面军领导人建议，中央批准，从四方面军抽调2600人，分别补充到中央红军的一、三军团。8月底，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88、89师等部，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发扬英勇作战、顽强拼搏精神，将松潘县北包座地区的胡宗南部第49师4000余人歼灭，打开了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南部的必经门户。新中国建立后授衔红四方面军将军400多名，巴中籍有吴瑞林、傅崇碧、何正文、陈其通、胥光义等27名，曾在川陕苏区战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徐向前、秦基伟、洪学智、王树声、许世友等，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巴中籍有刘海清、李培基、孙洪道等80多名省部（军）级以上干部，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八，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与牺牲。

在创建和保卫川陕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无数红军将士和巴山儿女英勇战斗，流血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巴中市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当年总人口约120万人，参加红军和脱产的地方武装达12万人，牺牲4万余人，每10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每30人就有1人牺牲。两年多投入运输力量约100万人次，提供军粮数十亿公斤。座卧于通江县沙溪乡王坪村的川陕苏区红军烈士墓，安葬红军烈士两万余名，为当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设计建造，系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集墓，成为川陕先烈不畏艰难困苦英勇献身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与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