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

秦朝灭亡后，经过楚汉之争，刘邦获胜。[1]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国号汉，史称西汉，定都长安。西汉在诸多制度上承袭了秦制，又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社会经济稳步发展，农业、手工业及商业领域均取得明显进步，史称休养生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景象。[2]

汉武帝时期又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推恩令”、“中朝”制、盐铁官营等。首次确立了儒家思想，使其成为中华帝国的主流思想。对外开疆拓土，首次开拓了北绝大漠、西愈葱岭、南至大海、东并朝鲜的辽阔疆域，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在征讨匈奴的同时还开辟了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拓展了对外交往。 

汉昭帝时期又加强了西南和西域的控制，汉宣帝时大破匈奴，匈奴向汉称臣，建立了西域都护府，西汉进入全盛时期，史称武昭宣盛世。公元前36年，陈汤斩杀呼屠吾斯，标志汉匈战争结束。

公元9年，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史称“新莽”，西汉灭亡。

西汉时期使中国人和汉人划上了等号。同时也是中华帝国的的黄金时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国。文学、史学、艺术和科技等领域的成就辉煌灿烂，影响深远。出土文物丰富，显示出“汉并天下”，多姿多彩的时代风貌。对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秦末天下大乱，刘邦和项羽迅速崛起。项梁立楚王的后代为楚怀王（后改为楚义帝），并且各自出兵，打算灭秦。刘邦听从谋士的安排，于公元前207年12月率先攻入关中。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投降，刘邦入据秦都咸阳。刘邦未实现“先入关者为王”的约定，后退军霸上。此后，项羽渐握大权，并创建西楚政权，凭借自己强大的武力进行统治，分封诸侯，立楚怀王为楚义帝，封自己为“西楚霸王”。一共分封18个诸侯，他将刘邦封在蜀地，且将刘邦的封国国号定为汉。[3]  

不久，刘邦在自己的封地整顿军队对项羽进行进攻，前期并不占优势。不过，刘邦善于用人，他重用萧何、张良、陈平等谋士。同时得到了不被项羽重用的将领韩信，正是战争局面逆转。在最后的垓下战役中，刘邦赢了项羽，而项羽拒绝了属下东渡乌江卷土重来的建议后，在乌江边自尽[23]，存在了五年[24]的西楚政权覆亡。[4]  

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大军行至汜水之阳（今属山东定陶）时，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5]

经过几次谦让之后刘邦才答应：“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二月初三在“汜水之阳”的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称帝，建国号为“大汉”，史称西汉。[6]

刘邦本来想定都洛阳 。后来娄敬向刘邦指出：应定都关中。娄敬详细地分析了将国都定关中的好处。终于使使刘邦下定决心，立即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当天即下令定都关中。

刘邦车驾由洛阳入居关中。开始仍在栎阳旧都“治栎阳宫”，同时命少府阳城延在原秦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建筑新宫，至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二月，始具规模，首都从栎阳迁往长安。

从此以后，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东汉时期，长安依然为西京，所以，两汉期间，长安一直作为都城存在。

西汉建立后采取与民休息也就是历史上常说的“休养生息”政策。

休养生息政策自刘邦开始，历经几代统治者，执行了六七十年。结果是“海内殷富，国力充实”。班固说：“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刘邦称帝后采取“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在中央实行与秦朝相同的郡县制，地方实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另外，对内注意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为恢复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对外则和亲匈奴，维持边区和平。汉朝这一系列政策大体维持了一时和平，但亦引致一系列问题，对内的轻徭薄赋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强势力日大，形成土地兼并；对外则匈奴侵略日频，威胁边区和平。
后来刘邦对有大功的异姓诸侯王们起了猜忌之心。韩信最终被萧何用计被吕后处死，[44-45]随后彭越、英布等人也相继被铲除。异姓诸侯王几乎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刘姓诸侯王。刘邦在白马之盟上对众人说了一句话：“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受伤，不治身亡。时为前195年。 [7]

刘邦死后，吕后逐步掌权，继位的汉惠帝因受到吕后的刺激，不理政事，汉惠帝死后，吕太后连立两傀儡皇帝，并渐渐削弱刘氏，并封诸吕为王，掌权朝政长达八年。

吕后死后，大臣不满吕氏专权，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施计夺取吕氏的兵权。  [8]  

在皇族之中代王刘恒母亲薄姬善良，迎立刘恒即帝位，是为汉文帝。

刘恒即位后减轻人民的负担，减轻刑罚，其子汉景帝即位后，也持续此种政策，文景二帝都是道家思想的推崇者，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国家稳定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因此历史上将此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文帝时，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诏令劝农，以发展封建的农业经济。公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公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又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 [9]

 文景时期，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如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之说。这和秦时“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

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 [10]

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财政实力的雄厚，在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

经过文景之治的治理，西汉王朝国势蒸蒸日上，经济雄厚，为大汉盛世的到来和大规模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只是，景帝在位期间，听取晁错的意见，进行削藩。操之过急，结果发生了“吴楚七国之乱”，为此时期唯一的一次动乱，且为期不到一年，结果由周勃的儿子周亚夫所平定。七国之乱后，朝廷设法剥夺各个诸侯王的力量，加强中央集权。 [11] 

这一时期，西汉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然而，匈奴仍屡屡犯境，边患越来越重。

汉景帝死后，刘彻即位，

汉武帝刘彻即汉武帝。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内则实行“推恩令”，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并召开“盐铁会议”将制盐和制铁的事业收为国有。对外派卫青和霍去病对外三度攻匈奴，把匈奴驱逐至漠北地区、打通西域，开创“丝绸之路”；但对外的战争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汉武帝时国家的税收再次增加，同时将刑罚也再次加严，后期因此发生了一些暴乱；开销甚大，因此创立“均输”、“平准”官，与民争利。另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朝廷正统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文化潮流。

汉武帝时期，四处征战，吞并朝鲜、收复南越、降服西南夷、远征大宛，威震西域，开疆拓土，建立了“北绝大漠、西愈葱岭、东至朝鲜、南到大海”的广袤疆域，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

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西汉是强盛的一代，而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更使它登上了鼎盛高峰。“功莫大于秦皇汉武”，西汉中期是汉朝最强盛的时段，也是中国历史的三大盛世之一。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功不可没，因此受到了历代史学家对他的充分认可和赞叹。 [12]

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称赞他：“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清人赵翼在书中说：“武帝驾远驭……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当代伟人毛泽东亦非常欣赏汉武帝，称其“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汉武帝晚年，发表了轮台《罪己诏》，表达了对自己深刻的反省，国家也渐渐稳定下来，国家再次走向昭宣中兴。  [13]

刘彻死后，汉昭帝、汉宣帝先后即位，汉朝经济繁荣，政治稳固，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疆域辽阔，史称“武昭宣盛世”。

这一时期，西域各国纷纷脱离匈奴归附汉朝，中原与西域开始交往并且逐渐频繁。汉宣帝于公元前72年（本始二年）曾联合乌孙打击匈奴，后袭破车师，平定西域。南匈奴投降，呼韩邪单于更是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北匈奴单于被陈汤斩杀于康居，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时代特征。公元前61年（神爵元年）击败西羌，后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在乌垒城，正式设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总管西域事务，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新疆开始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汉宣帝为汉朝的中兴、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以制定庙号、谥号极其严格著称的西汉历史中，汉宣帝是四位拥有正式庙号的皇帝之一。

西汉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高度集中，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形势，有不少人向统治者提出各种解救危机的办法。[14]   

汉哀帝时，大司马师丹针对当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详尽的措施：从诸侯王到吏民百姓，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量，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富商大贾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田产；田产、奴婢数量超过以上限制者，一律没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为庶人。由于因为当时包括外戚在内的绝大多数豪强地主、贵族官僚，都早已超过最高限额，不愿放弃既得利益。所以，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

切中时弊的建议无法实施，荒诞、迷信的理论蔓延起来。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宣扬汉代将终，应当改朝换代。这不被西汉统治者所接受，所以甘忠被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病死。

甘忠的弟子夏贺良又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理论，他对汉哀帝说：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现陛下久病不起，灾异屡现，正是上天对世人的警告。为了延年益寿，生育子女，杜绝洪水灾异，应当更改年号。

内外交困的汉哀帝，在黄门侍郎李寻、司隶校尉解光等人的怂恿下，将这种作法当成救命的稻草，宣布再受命，主要内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 为太初元将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一个多月以后，汉哀帝的病情没有好转，却发现夏贺良与李寻、解光等人串通勾结，企图罢退丞相、御史，以李寻、解光辅政，进而控制政权，遂将夏贺良下狱处死，李寻、解光也被流徙到边郡。 

此时的刘姓皇统在社会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经失去威望。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崛起，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颂其功德者竟达4870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制造代汉的舆论。这样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于在公元8年十二月，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汉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到了汉惠帝、吕后时期分为左右丞相，汉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其职权大抵如陈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焉。”[89]宰相的具体权力分为五个方面：选官权、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执法权、上计考课权、总领朝议与奏事权、封驳与谏诤权。 [15]

 汉武帝时期，出于加强皇权、弱化相权的目的，设立内朝逐步对相权进行削弱，并通过频繁更换宰相以及以细事诛杀宰相来加强皇权、树立自身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内朝的设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后，在汉武帝统治期间对外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内朝作为一项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与成熟的。

内朝具有根源于皇权的巨大的依附性，脱离皇帝领导，内朝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存在。同时，宰相不得过问内朝事务，也使得内朝成为政权内部一个相对于外朝的独立单位。总之，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内朝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权，使得专制制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
除了丞相制度外，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军事、政务和监察，与丞相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汉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

因此，汉武帝即位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在除沿用上述制度外，颁行了一套新的选官制度：察举制。

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步完善。

“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武帝召见，确有才能，授予官职。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 [16]   

刘邦在入关之初的时候就约法三章，但只是临时措施。西汉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 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

汉武帝时期，武功鼎盛，国土大幅扩展。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陇西、北地、上郡的北部，置朔方、五原二郡。云中、雁门二郡的北界也向外扩展。西汉的北部疆界至此推到河套，阴山以北。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西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酒泉郡。后又分割为张掖、敦煌、武威三郡。连同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合为五郡，开始对西域的控制。[82-85]

西汉极盛时的疆域东、南到海，西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葱岭一线，西南到今云南、广西以及今越南中部，北接大漠，东北至今朝鲜半岛北部。

建元三年（前138年），东瓯迫于闽越王的威胁，举国内迁到今江淮流域。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又平定闽越国，其地划入会稽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军平南越国，又占有海南岛，在该地设十郡。在西南方向，汉军征服诸国，边界推移到云南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元封二年-元封三年[87]，汉军在东北地区平定卫氏朝鲜，设置辽东四郡。边疆形势蔚为改观。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