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1897年10月29日，戈培尔出生于德国莱茵地区雷特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职员家庭。幼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致使左腿萎缩，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被拒绝参军服役，而他在自杀前一年半仍对人说：“别人对我所能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检阅仪仗队。而这并不总是可以回避的。每当在庆典的日程上列入检阅仪仗队一项活动时，我就一夜睡不好觉。”从天主教中学毕业时，戈培尔代表全班所作的毕业演讲获得好评。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从1917年夏到1921年春，戈培尔主要依靠天主教艾尔伯特·马格努斯协会的资助，先后在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乌兹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海德堡大学攻读历史和文学。1921年4月，戈培尔在海德堡大学犹太文学史家弗里德里希·贡尔夫教授的指导下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戈培尔起先致力于创作小说、剧本和诗歌，著有小说《迈克尔》、剧本《流浪者》和《孤客》，但当时根本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直到1926年，戈培尔的小说《迈克尔》才得到出版。

1924年，戈培尔受到希特勒演讲的感染，加入纳粹党，谋求通过政治活动而出人头地。戈培尔大肆宣扬关于德意志民族和种族优秀的思想主义，认为同盟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为了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胜利而欺骗了德国人。1924年6月，戈培尔在日记中表示要“思维简单一点，爱情高尚一点，期待真诚一点，信念炽热一点，说话谦虚一点。”同年10月，戈培尔在日记中发誓“我们必须寻找上帝，我们正是为此而活在世上”。1925年，戈培尔出任纳粹党鲁尔区党部书记，成为纳粹党北德派领袖格里戈尔·施特拉塞的主要合作者。戈培尔创办并编辑《纳粹通讯》等属于施特拉塞兄弟的出版物。为了笼络人心，戈培尔和施特拉塞兄弟经常发表迎合劳动群众情绪的言辞，提出纳粹党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开展征用贵族财产运动，主张将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因为希特勒对此极度不满，戈培尔曾经在 1925年11月的纳粹党汉诺威会议上声称“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希特勒与施特拉塞分裂之后，戈培尔被人引荐给希特勒。希特勒很欣赏这位擅长宣传鼓动的演说家，以亲笔签名的《我的奋斗》相赠，邀请戈培尔到慕尼黑发表演说。戈培尔曾惊喜地地记载：“我进入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小时，......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1926年2月，戈培尔在纳粹党班贝格会议上完全倒向希特勒一方。8月，戈培尔通过《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与施特拉塞决裂的声明。

1926年11月，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党柏林-勃兰登堡区党部书记，负责清党和机构整编，很快就使该区的纳粹党成为强有力的组织。1927年，戈培尔创办《进攻报》并兼任主编，加强纳粹主义宣传工作。戈培尔设计广告画，出版宣传品，组织在街上游行，举行慕尼黑“啤酒馆暴动”纪念集会和柏林体育馆大型演讲会；制造元首“一贯正确”的神话，把希特勒描绘成“主宰者”，诱导人们盲目服从；将被杀的冲锋队头目霍斯特·威塞尔生前所作的进行曲《威塞尔倒下了》作为纳粹党歌，鼓吹为纳粹事业献身。1929年，戈培尔被任命为纳粹党宣传部长。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掌权，同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纳粹党获得43.5%的票数支持，并且与“德意志国家民众党”组成联合政府，3月13日戈培尔由纳粹党宣传部负责人身份出任新设立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与“全国作家协会”主席，这时候希特勒交给戈培尔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反犹”。

在戈培尔的策划下，在其就任两个月后，在柏林和几个重要大学城进行焚书活动，将一些不属于德意志的作家如弗洛伊德、马克思等人的著作焚毁。并且推动抵制犹太商店、医院、律师的活动。同年4月7日再通过公职服务法（Berufsbeamtentum）规定非亚利安人种不得担任公职，同时开始清扫各领域的犹太人。不过这项规定有困难之处，例如当时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名哲人马丁·海德格尔，奉命“清扫”犹太教授的时候发现这样学校有立刻关门之虞，但是接下来的反犹行动依旧继续进行。

戈培尔还利用兼任新设立的全国文化院院长，在宣传中不断攻击“颓废艺术”、杯葛犹太艺术家，有系统地消除犹太人对德国文化生活的影响力，并且买下当时最大的电影公司UFA，终于将所有媒体和艺术表现纳入国家控制之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戈培尔也是重要的战争宣传角色之一。不断地对国民展开宣传战，并且在大战末期德国处于劣势的时候，为了对受轰炸的城市展开救援，从未被征兵的中老年和少年男性中组织了国民防卫队“人狼”（Werwolf），因此博得了相当的支持。在已经确定德国将要失败的时候，希特勒鲜少进行演说，而是多由戈培尔代替其工作，以收音机广播告知国民对于盟军要进行最后抵抗。在1945年4月苏联军队进逼柏林时，戈培尔也号召柏林市民捍卫首都。戈培尔最有名的宣传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之后，在柏林体育宫（Berlin Sportpalast）进行宣传演讲，鼓吹全力一战。

根据他的日记记载，因为自己的宣传部遭到轰炸而受到相当的打击。另外他多次希望希特勒对于受到轰炸的柏林市民进行直接的鼓励，但是都未受采纳。在1944年7月20日的希特勒暗杀行动时偶然成为身在柏林的唯一纳粹党最高干部，对于镇压反叛者有着相当的功劳，因此在同年的7月25日被希特勒命令为总体战的全国领导者，对于内政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言权。1945年1月30日兼任柏林防卫总监。

戈培尔的工作能力给希特勒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希特勒在1942年回顾起来仍颇有感慨：“戈培尔博士拥有言辞和才智两种天赋，没有这些天赋，柏林的局势就无法控制......对戈培尔博士来说，他以言辞的真情实感赢得了柏林。”

从1928年起成为魏玛共和国国会议员的戈培尔曾经这样宣称：“我们进入国会，以便我们能从其武库中取出民主武器来武装自己。我们应该成为国会议员，以便魏玛观念形态自己帮助我们摧毁它。”这对纳粹党的夺权策略有着重大的影响。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640万张选票，得到197位议席，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国会第二大党。

戈培尔与家人

1931年总统竞选活动中，戈培尔力促希特勒参加竞选。戈培尔与希特勒周游全国，频繁发表竞选演说，煽动党徒的狂热情绪。戈培尔调集全部人马，开动宣传机器，利用募集的经费，发动前所未有的宣传运动。纳粹党在全国各地张贴100万张彩色宣传画，散发800万本小册子和1200万份党报特刊，有时一天之内就有3000个动员大会，首次将电影和唱片用于总统竞选活动。尽管希特勒经过两次投票均未能当选，但获得的选票却翻了一番。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戈培尔认为，宣传的唯一目的，就是“征服民众”；“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政治不再是可能的艺术，我们相信奇迹，相信不可能和可望而不可即。在我们看来政治正是不可能的奇迹”；

1933年1月，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政府总理，奉命组阁。戈培尔欣喜若狂，迅即与希特勒“定下同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第三帝国很快就查封德国共产党的60种报纸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71种报纸，强行封闭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2月27日，戈培尔伙同戈林策划制造“国会纵火案”，以此为借口迫害、镇压德国共产党。1933年3月，戈培尔出任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不遗余力地宣传纳粹内外政策，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1935年5月10日的夜晚，拥有博士学位的戈培尔在柏林发起随后遍及全国的焚书运动，那些被视为“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书籍，如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海涅和爱因斯坦等名人的著作，都被付之一炬。戈培尔向参加焚书的学生们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这火光不仅结束了旧时代，而且照亮了新时代。”戈培尔因此获得“焚书者”的称号。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戈培尔对报刊、广播和电影以及新闻工作人员实施严格控制，旨在消灭任何与纳粹党对立的传播媒介。《法兰克福日报》的犹太老板被赶出报社，颇有影响的《伏斯日报》被勒令停刊，全国报纸由3607种减为2671种（纳粹统治的前4年）；戈培尔或其部属每天就新闻编发问题作出口头训令或书面指示。德国广播公司和电影公司亦成为纳粹的舆论宣传工具。

在万湖会议上，希特勒最后决定在整个西欧开始屠杀犹太人。戈培尔起先似乎想将屠杀行动同镇压天主教会一样推迟到所谓“最后胜利”之日，但既然希特勒决心已定，他也决定跟进。1935年，戈培尔主持德国的反犹太人活动，宣称“我们再也不想要犹太人了”（6月），将犹太人逐出国防军和劳役部门；颁布纽伦堡法律（9月），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任何交往均属犯罪行动。戈培尔还气势汹汹地扬言：“只有将所有犹太人消灭干净，才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只要还有一个犹太人活着，这个犹太人就始终会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为敌。因此，不能对犹太人讲任何宽容和人道。”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1937年5月28日，戈培尔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腐化堕落。1938年，戈培尔再次组织反犹太人运动：情报与安全局局长海德里希奉命逮捕17000名波兰犹太人，用闷罐车驱逐出境。

1938年10月，为纪念啤酒店暴动而制造“水晶之夜”（亦称“砸玻璃之夜”），将犹太人经常集会的会场、住宅和店铺的玻璃全部砸碎（价值500万马克）而诡称为德国人民“自发的示威”，身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党冲锋队员还高唱"今天，德国是我们的；明天，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因为事件发生后地面上四处散落着破碎的玻璃而得名。

在纳粹德国发动波兰战争之前，《柏林日报》先使用大字标题警告“当心波兰！”，后又谎称“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领袖日报》则动用危言耸听的标题“华沙扬言将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十二点钟报》报道波兰人攻击3架德国客机。《人民观察家报》编发特大通栏标题“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1939年9月1日的早报则竞相报道所谓“波兰志愿人员和上西里西亚叛乱分子”袭击靠近边界的德国格莱维茨广播电台的消息，而实际上袭击行动是纳粹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工人员炮制的。

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后，最高统帅部在作战部设有国防军宣传处负责军事新闻检查和编发国防军公报。戈培尔在整个战争时期都力图把国防军宣传处变为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的职能部门，以便使政治宣传和军事宣传协调起来，但是未能成功。戈培尔与里宾特洛甫争夺对外宣传权的斗争也以妥协告终。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尽管如此，戈培尔仍竭力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为配合法西斯战争而鼓噪呐喊，颇具成效。戈培尔认为广播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演说比写作更能吸引人心。由“哈哈勋爵”主持的对英广播节目，在宣传纳粹战争政策、影响英国公众心理方面是相当成功的。盟国提出法西斯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之后，戈培尔乘机鼓吹德国不是胜利就是毁灭，此外别无选择。

1940年6月，在德军侵苏战争之前，戈培尔试图让人们相信3个星期或5个星期之内德军将入侵英国，告诫人们“不要试图猜测-你们不会猜着。继续你们的工作。可以肯定届时你们将听到你们必须知道的消息”。

1943年2月2日，德军在“命运之战”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后，戈培尔下令全国娱乐场所关闭3天，在第一天和第三天停止交通1分钟。同年2月1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向精选的15000名听众发表著名的煽动性演说《论总体战》。演说历时2小时15分钟，据称是纳粹领导人在战争时期所作的最长的演说。

演说直言不讳地以“经过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和训练的德国人民能够承受全部真相”开头；第一部分不讲德军的败绩而强调“犹太人--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指明德国胜利的必然性，旨在告诫德国听众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听众；第二部分则旨在说服德国公众相信胜利必须通过总体战来赢得，共有10个结论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4个问题“你们想要总体战（全面战争)吗？你们想让战争比我们所想象的更具总体性和彻底性吗？”；演说最后以西奥多·科纳的诗句“国家屹立而风暴消失”作为结尾，获得雷鸣般的掌声。演说之后，戈培尔下令关闭柏林的豪华饭店和娱乐场所，装模作样地带头不用宽敞阔气的客厅、不上高级茶点，并通过纪录片大肆宣传。戈培尔还经常为希特勒朗诵《腓特烈大帝史》，共同期待第三帝国“时来运转”。

1944年6月，戈培尔出任德国总体战动员委员会全权总监。7月20日，德国发生刺杀希特勒事件。戈培尔积极组织镇压行动并及时通过广播电台发布挫败谋杀的公告，挽救了垂死的纳粹政权。1944年8月24日，戈培尔下达总动员令。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1945年1月，戈培尔出任柏林城防司令，鼓吹焦土政策和毒气战，下令枪毙被俘盟军飞行员，主张固守柏林。4月，戈培尔夫妇迁居总理府地下室。决定自杀的希特勒立下遗嘱任命邓尼茨为总统、戈培尔为总理。戈培尔则写下《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声称“要在元首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在今后的艰苦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为重要”。5月1日，戈培尔夫妇先让纳粹军医毒死自己的6个孩子，之后两人一起自杀以身殉党。死后，尸体被党卫军成员浇满汽油焚毁。

在第三帝国最后的岁月中，戈培尔已无法用普通的宣传话语来鼓舞上至元首，下至普通百姓的低迷士气。为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制造令人振奋的消息来提振帝国士气。最常用的办法是发布有关神秘武器的新闻。一次他向公众介绍一种名为“冷光”的武器，他说：“当我走进武器库，看见这种武器，我的呼吸骤然停滞。它的威力如此巨大，破坏如此可怕，以至元首要求不到最后关头不能使用它”。的确，第三帝国在末日到来之前确实研制出如V-3火箭弹、配备了反船运雷的U型改进潜艇、第一款实用性喷气战斗机等先进武器。但这些武器还没有达到科幻小说中武器的水平。

随着战事日益吃紧，各种各样神秘武器的传闻经戈培尔发布出来。起初这些新闻或多或少对激励士气起过积极作用，但德军在前线的溃败令人们渐渐丧失信心，也不再对神秘武器抱有使帝国扭转战局的希望。

《戈培尔传》

《流浪者》

《孤客》

《围绕柏林的战役》

《德国人要革命》

《从皇宫走向总理官邸》

1977年，戈培尔的私人日记被整理成书，在德国汉堡出版。中文翻译为《戈培尔日记》。

1931年12月19日，戈培尔和玛格塔·克邦特结婚。玛格塔是曾经离过婚的女人，并且和前夫间已有个被称为哈罗德（Harald Quandt）的孩子。戈培尔接纳了他并视为己出。哈罗德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从军并且被俘，最后成为戈培尔家族中唯一幸存的人。哈罗德于1947年被盟军释放，并于1954年随着其生父的逝世，接管了其遗产，并因此成为当时西德其中一位最富有的人。最后于1967年死于意大利的一场空难。

戈培尔照片集

戈培尔家是纳粹党的高官的集会修憩场所，戈培尔和玛格塔夫人则一共有六个孩子，并被宣传为模范的德国家庭，不过实际上由于戈培尔对其他女性的奔放态度，曾让婚姻陷入危机。

戈培尔有着自恋者特有的自信，同时在电影界的影响力不小使得不少的女明星被迫和其发生关系。在1938年戈培尔和捷克的女明星莉妲·巴洛瓦（Lída Baarová）的关系，甚至演变成让当时的元首希特勒亲自介入，并命令戈培尔和妻子继续婚姻生活的丑闻。

战后，柏林郊外的戈培尔宅邸被苏军给接收，之后变成东德政府的集会设施。但是在1989年时柏林墙倒塌后东德瓦解后他的宅邸转由柏林市政府管辖。担心变成新纳粹的圣地，于是关闭该宅邸并且进行管理，但是因为财政恶化最后决定进行拍卖。

热爱电影的戈培尔是“尼伯龙根之歌”和蒙太奇手法的第一部作品“战舰波将金号”的爱好者。但是两部戏的导演弗里茨·朗和谢尔盖·爱森斯坦都是犹太人。戈培尔委托将希特勒喜欢的故事“威廉·泰尔”拍摄成电影，但是弗里茨·朗旋及流亡到法国。谢尔盖·爱森斯坦则对戈培尔观看战舰波将金号后说出‘我们也非得制作出我们的战舰波将金号不可’这知名发言感到愤怒。

戈培尔经常在后世的电影中登场。后世有不少部电影曾经提到戈培尔，例如2004年由奥立佛希斯贝杰（Oliver Hirschbiegel）拍摄的《帝国毁灭》（德语：Der Untergang）中由德国的演员乌理·马蒂斯（Ulrich Matthes）演出受到好评。另外像是1973年英国及意大利共同拍摄的《希特勒：最后的十日》（The Last Ten Days）、1949年苏联拍摄的《攻克柏林》（Падение Берлина）、2004年德国拍摄的《行动代号：华尔奇丽雅》（英语：Valkyrie）、2009年《恶棍特工》（Inglourious Basterds）等作品都有戈培尔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