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米洛·奔索·迪·加富尔伯爵

米洛·奔索·迪·加富尔1810年8月10日生于都灵，其中“加富尔”这个词则说明了他出身于撒丁王国的古老贵族，他的祖先早在1649年就已拥有了 “加富尔”城堡和候爵称号。其父是一个顽固的保守派，当过12年都灵市警察局长。其母出身在日内瓦的一个贵族家庭。加富尔从小和日内瓦的母系亲属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两个姨父都是法国贵族，一个是伯爵，另一个是公爵。作为一个封建贵族家庭，等级制度是极其严格的。一家吃饭时，座次有着严格的规定。后来加富尔身居高位时，在进餐时依然居次子地位，由其兄长坐首位。根据有教养的意大利贵族时尚，一家人都以法语互相交谈，只对仆人与工匠才说撒丁国语。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他竟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成了一种叛逆性格。从青年时代起，加富尔对自己周围的人越来越反感，却继承了他们力图保持统治地位的倾向。为了使儿子以后能够飞黄腾达，老加富尔侯爵给不满10岁的儿子在未来国王（卡洛·阿尔贝托亲王）那里安置了一个近侍职位。不过小加富尔并不是很愿意顺从这位未来国王，所以彼此关系很不融洽。他是侯爵的次子，按照贵族传统，必须习武从戎，被送进都灵陆军大学学习。1827年，他成了工兵少尉。他不习惯军队纪律，加上他对1830年法国的7月革命表现出明显的热情，结果受到调职处分。

22岁时，加富尔辞去军职，周游法、英、瑞士和比利时。他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着西方世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以及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大陆部分）的农业和商业问题。这期间他结识了许多著名政治家，并且接受了自由主义。他回国后，阿尔贝托已经成为新国王。由于新国王对他没有好感，致使加富尔失去了参政的机会。

1835年，父亲要加富尔管理一部分家产。他不满自己的次子地位(无继承权），力图尽快实现经济独立，所以他发愤经营农业、商业和银行业，甚至在交易所进行投机和参加冒险的赌博。不过，他最重视的是经营莱里大庄园，把它变成了现代式的农庄。加富尔还从事铁路建筑业，帮助建立了许多公司，开办了蜡烛工厂。他是“都灵银行”的创始人之一。1836年，他应邀参加最高统计委员会。1842年，他又成了“农业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个企业家、实干家和经济问题研究者，加富尔促进了皮埃蒙特和意大利的经济发展。1848年前夕，他在皮埃蒙特的商业界、农业界和银行界中已经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作为经济问题的研究者，也赢得了一定的声誉。

1830年以后，在马志尼派的密谋尝试和政府的镇压面前，加富尔采取“中庸”立场，成了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愿意为意大利的社会进步和民族解放效劳，但拒绝革命方法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要求。他不想保留贵族的特权和君主专制制度，主张在私有制和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上来实现社会进步，希望资产者和贵族联盟，成为意大利新秩序的支柱,并在政治生活中起领导作用。他拥护并积极参加了自由贸易运动，认为社会进步必须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积累资金，促进技术进步，修筑铁路、港口、运河和发展生产、贸易需要的其它设施。1848年以前他抱着这种政治、经济观点，参加了要求实行改革的运动。

1848年，加富尔在6月底的补选中当选为撒丁王国第一届众议院议员。他在第二届众院选举中落选，在第三届重新当选，而在第四届众议院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坚持要求实行改革。1850年秋天，他被任命为农业、商业和海上运输大臣，1851年4月兼任临时代理财政大臣，1852年2月正式出任财政大臣。

这时，加富尔实际上成了撒丁王国财政、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他的政策主要是：与各大国签订贸易和航运协定，逐步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发行公债消灭予算赤字；借外债修筑铁路；加强和扩大“国家银行”的业务；根据宪法改组财政和国家核算部门的中央管理机构。为了对付国家开支的不断增加，他改革了税收制度，增设房产税、团体所得税、营业执照税、个人动产税、继承财产税等等一系列税收；提高直接税，降低间接税，废除过分沉重的税收。从1851年7月起实行新的关税率：对来自殖民地的商品、工业品和谷物等降低关税；各种原料，如铁、铜矿石、羊毛、棉花和肥料等完全免征关税。

所有这一切措施，大大改善了撒丁王国的财政状况，促进了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和一些与农业有联系的加工工业发展更加显著。向西欧和中欧出口的产品生产提高了，农业和商业以及贵族手中，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本；同时逐步增加了工业品的进口，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在法国发动政变，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一时间舆论大哗。加富尔的改革也遭到了极右派的猛烈攻击。为了击退这股逆流，保卫撒丁王国的自由主义政策，1852年作为议会中派右翼的领袖，加富尔与拉塔齐·乌尔巴诺领导的中派左翼签订了联合行动协定，从而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使他的自由主义改革政策能够继续实行。

这个协定，不但挫败了极右派，而且也削弱了所谓的“极左派”，是被他视为新秩序支柱的联盟的雏形。但是中派左、右翼的结盟引起了加富尔同首相的分歧，国王的不满，奥地利的敌视和法国的怀疑。结果，他被迫辞职。

1852年11月4日，加富尔出任首相。除了继续在财政方面实行改革外，他还大力扩大公共工程，特别是大力修筑铁路；着手逐步更新政府机关的负责人；强迫外交人员严格执行政府的指示；颁布了一些关于经济活动的法律，特别是1853年的期票和支票法，1855年的工业垄断法，对皮埃蒙特的经济具有很大的意义。不过，在立法方面的改革，总的来说是不多的。

由于加富尔实行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和大胆进步的经济政策，以及勇敢地坚持反对奥地利的立场，皮埃蒙特在意大利的威信大大提高了。到1856年，它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实际上已居于领导地位。1856—1857年出现了“在皮埃蒙特君主制的保护下来实现意大利的独立、统一”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民族协会”受加富尔控制。马志尼的追随者中间有许多人也加入了上述运动，另有许多人对加富尔的政策抱着善意的观望态度。从意大利各国来到皮埃蒙特的爱国者多达2—3万人，都灵和热那亚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1859年4月29日晚，奥军的先头部队共10个步兵师，一个后备师和一个骑兵师，渡过蒂奇河开始军事行动。与它对峙的是6万名皮埃蒙特军队。拿破仑三世共派出15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和3个骑兵旅，开始了战争史上的第一次铁路大规模机动，但全部赶到还需要时间。因此，战争之初，奥军骄横不可一世,迳直向都灵挺进。这时，加里波第奉命深入伦巴底发动起义。5月23日，他率领部队北渡蒂奇河，接连取胜，所向无敌。拿破仑三世乘机下令法皮联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奥军节节败退。6月8日盟军攻占米兰。

前线的胜利激起了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潮。托斯卡纳和教皇使节管辖区爆发了起义，反对专制统治，要求与撒丁王国合并。显然，意大利中部并入撒丁王国，由此产生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国家，这不是法皇的目的。因此，正当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拿破仑三世突然决定停战，并于7月11日签订了维拉弗朗科停战协定。根据协定，奥地利把伦巴底经法皇之手交给撒丁国王，而威尼斯地区仍留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

法皇的背信弃义使加富尔大为愤怒。他力谏国王不要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但没有成功，他辞职不干了。意大利中部各国因法皇的背叛行为爆发了革命。在加富尔控制的“民族协会“领导下，托斯卡纳、帕尔马、莫德纳和教皇国的罗马涅地区都成立了临时政府和制宪会议。加富尔辞职后积极参加了这些地区的政治运动，在他的宣传和鼓励下，上述四个地区都并入了撒丁王国。这样，除威尼斯外，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按照温和自由派的路线实现了统一。

1860年3月，加富尔重新担任首相。他在中部各邦搞了一次全民投票，正是肯定了中部各邦合并于撒丁王国。4月，在法军的监视下，萨伏依和尼斯也举行了相似的公民投票，正式将这两地划归法国。这样，1860年春，意大利局面初步完成了统一。1860年西西里爆发起义，朱塞佩·加里波第决定率领远征军去援助起义者。但加富尔竭力破坏。他甚至还想逮捕加里波第及其志愿军。他所以没有这样做，因为在加里波第得到广泛支持的情况下，顾忌这种行动会引起政府危机。于是他采用别的破坏手段，派人劝加里波第放弃远征的打算，在武装志愿军方面设置重重障碍。

加里波第远征的辉煌胜利，使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感到不安。他们认为，加里波第威信的提高是十分危险的，有必要扑灭意大利南部的革命策源地。两人“……签订了密约，并断然决定一块一块地兼并可能由加里波第的宝剑夺取过来或由人民起义使其摆脱长期附属地位的意大利领土。”加富尔随即改变了策略。一方面以兵员和武器“帮助”加里波第，第一次秘密送去了60名志愿军，1000支步枪和10万发子弹,以后又陆续送去几批。这样，既摆脱了舆论界的压力，又为插手远征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他派代理人去宣传和策划两西西里王国与撒丁王国合并。他在拿破仑三世的同意下，派兵远征教皇国的马尔凯和翁布里亚，打开了通往南部的道路。撒丁王国军队就是沿这条道路南下进入被加里波第解放的地区。

由于加里波第对撒丁国王过于忠诚，他不但高呼“意大利国王万岁！”的口号迎接王国军队进驻解放区，而且同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南部是否与撒丁王国合并。根据公民投票的结果，南部并入了撒丁王国，意大利王国成立了。

这样，使意大利境内除威尼斯与教皇领地外，其他7个邦国都统一到撒丁王国中。1861年3月17日，正式成立了意大利王国。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成了意大利王国统一后的第一个国王，加富尔为王国首相，兼外交和海军大臣，在国王的劝说下，加里波第放弃了进军罗马的计划。加富尔立即把解放罗马的事业纳入了温和自由派路线的轨道，着手同教皇庇护九世举行谈判。但是，他来不及解决罗马问题，就在1861年6月6日突然病逝。

加富尔有其出色的外交手腕，为意大利的富强与统一而日夜忙碌。加富尔认为，要把奥地利从意大利赶出去，单靠皮埃蒙特的力量是不够的，他分析虽然英国于意大利统一表示同情，可是却没有为此提供什么物质上的援助，而由于萨丁尼亚－皮德蒙的议会制政体，使得英国于其反奥战中持中立态度。另一方面，拿破仑三世早已想取代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加富尔于是他极力拉拢法国对付奥地利。

1855年，加富尔让皮德蒙加入克里米亚战争，向俄宣战。表面上看，撒丁王国在进行一场与己无关、劳民伤财的战争。实际上，加富尔却为法撒同盟作好了铺垫，战后，加富尔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了巴黎会议，他在会上痛斥奥地利帝国对意大利的粗暴干涉，博得了欧洲舆论的同情，更取得图谋称霸欧洲的法国的支持。会后，正如加富尔所需要的那样，法撒两国交往日益密切。这显露出加富尔有远大的目光。

1858年7月21日在卜诺姆比尔会议上，加富尔终于如愿与拿破仑三世在法国的普龙比埃会晤，经过商谈，达成了“绅士协定”。拿破仑同意若皮德蒙牵涉一场对奥的战争，法国会出手相助，而皮德蒙亦以割让尼斯和萨伏依给予法国作为报酬。于是加富尔开始寻找开战接口。1853年2月13日，奥地利决定没收下属伦巴底-威尼斯王国的政治反对者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对此，加富尔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召回了驻维也纳的大使；照会各国政府，指控奥地利是和平的破坏者；鼓励报刊的抗议运动，并且拨款40万里拉去帮助那些反对派。这些行动得到了意大利各国爱国力量和一部分左派的支持。及后，加富尔以其出色的外交技巧诱使奥地利以侵略者姿态对萨丁尼亚宣战。历史上的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爆发。

后人把加富尔、马志尼和加里波第并称为意大利复兴大业中的三杰。梁启超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加富尔》中写道：“自是以往，加富尔以崇拜英风，闻于天下。虽然，彼无所雌黄焉，无所躐进焉。矻矻焉更研英文，治英学，详察英国政治、宗教、教育、农工商各事业，以备将来经国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