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法

“第184条的紧急救助行为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救助人的紧急救助行为是基于自愿，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行为，而不是专业救助行为。”程新文说。

“二是救助发生在紧急情势之下，即受助人的人身健康等处于紧急情况需要获得立即救助。三是受助人所受损害与紧急救助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如果损害的发生是因紧急救助之前或之后的救助人行为造成的，则不能适用本条法律规定予以免责。”

通过新闻报道可知，这一最彻底的“好人法”经过多次审议和修改，凝聚着众多人大代表的心血和期望。从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到草案提请人代会审议时相关条款修改为“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其中的“重大过失”一直是争议的焦点。随后草案再次修改，对救助人承担责任作出严格限定，但部分代表认为仍难以彻底消除救助者的后顾之忧。据此，草案建议表决稿最终删除了“重大过失”字样，只要是见义勇为，就享有依法免责的“特殊待遇”。

不难看出，见义勇为免责条款不断修改的过程，就是人大代表不断为“好人”争取更多权利、免除更多责任的过程。这种“锱铢必较”的目的只有一个：鼓励更多人放心大胆地见义勇为，让“好人有好报”在更大程度上变成现实，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发生。

实际上，任何规则的确立都是利弊权衡的结果，最彻底的“好人法”同样如此。现实中，确有一些救助人因自身过失而使受助人遭到伤害，譬如一个人出于好心开车送受伤者去医院，却因驾驶不当发生车祸，让受伤者再次受伤甚至死亡，如此情形，救助人该不该承担责任？如果救助人不承担责任，可能对受助人不公平；如果要救助人承担责任，他可能觉得“好人没好报”。最重要的是，如果救助人动辄得咎，做好事还要背负沉重的责任包袱，那么很多人就不愿“冒险”救助他人，譬如不愿开车送受伤者去医院，致使伤者得不到及时救治。所以，利弊权衡之下，宁肯以免责条款鼓励人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当见义勇为成为社会风尚，必将有更多人从中受益，其利远远大于其弊。

说到底，见义勇为是一种无偿的、善意的人道主义行为，理当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救助人理当享有免责的“特殊待遇”。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一最彻底的“好人法”能够进一步激发人们的互助精神，弘扬社会风尚，涵养社会美德，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温暖有爱的社会之中。

当“好人”要有心又有能力

帮忙不添乱，呼唤更多人学习急救知识和技能

如何像专业人员一样迅速判断出倒地不起的人需要什么帮助？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急诊室主任杨艳敏告诉记者，第一时间对需要施救的人进行心脏按压复苏是不需要犹豫的。

“人一旦发生心脏骤停，通常10秒左右意识丧失，30秒呼吸停止，4分钟后发生脑死亡，心脏按压可以手动帮助被施救者恢复血液流动。即便被施救者并不是心脏骤停，心脏按压的动作也不会对其造成损害。”杨艳敏说。

如何让更多人具备基本的急救常识？寓教于乐的科普是很好的途径之一。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医生邴钟兴主演的《最炫急救风》医学科普ＭＶ今年在网络热播，将双手交叉掌根发力、用上半身垂直下压等知识重点融入其中，通过鲜活的演示让更多人了解心肺复苏急救时的关键要诀。

“若有路人能够及时为患者进行必要的紧急救护，坚持等到专业的医护人员赶到，将大大提高急危重患者救治率。”杨艳敏说。

不少专业人员还提到，对心脏骤停患者，只做心肺复苏有时难以抢救过来，需要使用除颤仪，建议推广在机场、体育场、地铁站等人流密集的场所配备除颤仪。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了解除颤仪使用方法的普通人寥寥，大部分普通群众几乎没有接受这方面培训的机会。深圳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组数字，目前深圳市市民急救知识和技能普及率仅为1%，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普及率多数超过10%，在日本的中学生中甚至达到92%。

“《中国心血管病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总体呈上升态势。从之前培训的情况看，公众对急救知识有较强的学习热情，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培训普及。”解放军总医院心内科主任陈韵岱说。

王成说，民法总则第184条通过法律形式让好人出手没了后顾之忧，但要做到有效及时的帮助，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应该加强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才能让更多好人出手更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