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挺

南京军区副参谋长

1917年生，北京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侦察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张家口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察哈尔军区副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参谋长、华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参谋长、第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代师长。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情报部三局副局长、情报部办公室主任、情报部副部长、参谋部二部部长和南京军区副参谋长。1962年晋升为少将。

张挺，1917年出生，北京市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

张挺1938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起，张挺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参谋、侦察科副科长。

1945年2月，张挺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侦察科科长。

（二）

抗战胜利后，张挺任张家口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察哈尔军区副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第6纵队副参谋长、华北野战军第3纵队副参谋长。

1949年2月，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第3纵队8旅改编为华北军区第19兵团第63军188师（属头等主力师），张挺任188师代师长。

1949年4月，华北军区第19兵团（辖第63、64、65军）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张挺任第63军188师代师长。

（三）

新中国成立后，张挺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3局副局长、情报部办公室主任、第5处处长、情报部副部长、总参谋部情报部（2部）部长。

“文革”初期，时任总参2部副部长的张挺去招待所看望南京外语学院来京“串联”的造反派学生，谁知“自投罗网”，造反派说他“历史问题不清楚”，扣押了他。分管2部的副总长李天佑闻讯赶去，与造反派头头交涉，说张挺副部长正在参加外事活动，要他们马上放人。学生答应第二天放人。可是第二天早晨，却把张挺带回南京批斗。李天佑只带了一个警卫员，赶去北京火车站，在杂乱的串连人群中，再次劝诫学生以大局为重，但学生仍坚持要把张挺带到南京。李天佑没有办法，提出三条要求：一、必须保证人身安全；二、快去快回；三、只能解答问题，不能批斗。李天佑又与南京军区联系，请他们协助做学生的工作。三天后，张挺平安返回北京，逢人便说：李副总长救了我一命。

1974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提出批孔是批林的一部分。1月12日，王洪文、江青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毛泽东批准，1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1月25日正月初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一万人在北京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1974年8月“批林批孔”运动中，说张挺执行林彪指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已经成了“死老虎”，而总参情报部部长张挺还“逍遥法外”，于是张挺被紧急收审，关在地安门总参家属院10个月。张挺家被抄，保险柜中笔记本、文件、照片全弄走了，以后只发还很少一部分。查了10个月，没查出张挺什么问题。为什么“九·一三”事件事发三年，批林批孔又过了8个月，才把张挺揪出来？原来，“九·一三”事件发生前，因中央调查部“造反派”太厉害，上边决定，总参情报部和中央调查部进行合并，张挺继续任部长，罗青长等任副部长。可是张挺毕竟资历浅，“镇”不住“造反派”，工作非常不好做。1973年，总参情报部和中央调查部又重新分开，各干各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揭批林彪“死党”的时候，有些单位扩大化，总参情报部忙于磨合，又“远离”林彪、林立果，所以基本上没有谁因“九·一三”事件而受牵连。而那时，怀柔迫降的直升机上发现6.6万美元，中央专案组一直认为是国防科委副主任王秉璋和参谋长梁军的责任。梁军不停地申诉，其中提到只给打着林办旗号的林立果3.6万美元，并不是6.6万美元。另外3万美元哪里去了？可能是总参情报部或者是空军情报部揭发，“抱”出了“金娃娃”。这3万美元有来龙，有去脉。这笔钱是空军的，吴法宪同意空军情报部给林立果购买器材，贺德全托总参情报部办理，3万美元转到总参情报部的账上。但是这笔钱没花，以后空军情报部又把这笔钱要了回去。本来就是空军的钱，人家要回去理所应当，与总参情报部有什么关系？这笔账后来算到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身上，与总参情报部部长张挺无关。

1975年6月，张挺恢复自由，结论是犯了错误，被平调到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其实这是明升暗降，一般总部下去的干部都要官升一级，而张挺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是作为犯错误干部去的。这对一贯工作认真的张挺来说，心情自然压抑。

1976年10月22日上午7时，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带着张俊、张挺两位副参谋长和作战部部长乘专机前往上海，防止“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后上海民兵预谋暴乱。为预防不测，还特意增派了警卫员，携带手枪、冲锋枪以及充足的子弹。专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后，他们搭乘汽车，穿过市区，赶到位于吴淞口的海军基地司令部。中央工作组、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司令部的同志们共同讨论了防范上海暴乱的问题，拟定出一个加强警戒、加强民兵工作、防范暴乱的预案。在中央工作组的领导下，上海驶入快车道，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高潮。

1978年，张挺提出落实政策。总参党委几次开会讨论张挺的问题，都被主持总参工作的伍修权驳回。因为伍修权想安排几十名高干子女进情报部，让干部部挡住了，说要进情报部需要外语。这件事作为部长的张挺并不知道，但伍修权认为是张挺从中作梗，对他很是有成见。一直到1981年伍修权前往北戴河疗养，由副总长杨勇主持总参工作，召开党委会，才通过给张挺平反，取消犯错误的决定。

1979年，张挺带队（包括广州、沈阳、福州等军区）去新疆参观核试验（没有成功），在沙漠里滞留了十几天。新疆昼夜温差大，张挺很不适应，回来的半路上，他提出休息一下。9月18日，张挺在临潼疗养院病倒，心脏60%梗死。夫人赵靖强和南京军区总医院心脏专家，以及西安的心脏专家都到了，抢救成功。50天后，张挺平安回到南京，又住了半年医院，上班了。

1983年，张挺离职休养。

1989年，张挺提出回北京安置，很快获得批准。

张挺1962年2月24日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1993年1月12日，张挺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他在去世前一天晚上还好好的，只是说有点累就早睡了。氧气、药全在床头，但他什么也没有用。第二天一早，夫人赵靖强看他还没有起床，就去叫他，再也叫不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