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英夫

总参谋部作战部原副部长

雷英夫将军是河南省孟津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6大队1队学员，中央军委参谋训练队青年班班长，叶剑英同志参谋，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副科长，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科长，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资料室主任，叶剑英同志军事秘书，《解放日报》军事副刊编辑。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部执行处科长，北平军调部执行处副处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9师87团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9师87团副团长，第三野战军10兵团28军83师248团团长，第三野战军10兵团28军83师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州市军管会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军事秘书，周恩来军事顾问，中央工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作战部1局副局长，总参谋部作战部作战处处长，总参谋部作战部作战室主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5年1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他被毛泽东称为“洛阳才子”，先后给叶剑英、周恩来当过军事秘书；抗战时期，叶剑英著名的舌战群儒讲演稿，就是出自他的笔下；他高超的谈判技术，曾令蒋介石和美军暴跳如雷；朝鲜战争中，他准确无误地预测了美军仁川登陆的时间、地点。他，就是开国少将——雷英夫。

雷英夫，1921年10月出生，河南省孟津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

雷英夫曾在洛阳读初中，因家境贫寒，学费凑不齐，仅差16元，学校限期缴纳，否则勒令退学。万般无奈，只得辍学，去考铁路扳道工，由于无力缴押金遭闭门羹。后欲考小学教员，仍因押金无着而被拒。之后又多方奔走，报考文书、当布店学徒工等皆因无钱无保人而不成。

1938年8月，年仅18岁的雷英夫历经长途跋涉来到久已向往的延安，被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6大队1队学习。一日，毛泽东来校接见抗大的同学们，雷英夫激动地递上一个笔记本，请毛主席给题个座右铭，毛泽东当即欣然命笔，题写两个遒劲的大字“斗争”，由此，雷英夫深受鼓舞。

1938年11月，中央军委依据工作需要，为加强参谋工作，决定在抗大总校成立一个参谋训练队，学员由各中队选派优秀者组成。雷英夫任中央军委参谋训练队青年班班长。

1939年春，抗大参训队正式开学，毛泽东、陈云等人担任教员。毛泽东开宗明义讲的第一堂课便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讲得深入浅出，高屋建瓴，学员们聚精会神，边听边记。课间休息时，毛泽东要抽查几位学员的笔记本，而重点则落到雷英夫身上。毛泽东看了雷英夫的听课记录簿后，向身边的滕代远询问雷英夫的情况，滕代远实话实说：“他来延安是逼上梁山的！”一句话，引起毛泽东的兴趣，遂追问：“何以言之？”于是，滕代远向毛泽东介绍了雷英夫的身世。

1939年菊黄时节，周恩来从重庆返延安汇报工作时，谈及目前南方局工作繁重，“叶剑英亟待两名参谋作为助手”。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好！我给你推荐一个良材：雷英夫。”雷英夫随即调任叶剑英军事参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奉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雷英夫随行。到达延安后，雷英夫任中央军委总部作战局副科长、科长、八路军总部作战部资料室主任兼《解放日报》军事副刊编辑。

1942年6月下旬，适值苏德战争爆发一年之际，雷英夫应时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苏德战争一年》。文章对苏德双方一年来的战况进行综合研究，有理有据，《解放日报》作为重点文章在显要位置发表了，并且连载两日。一日，叶剑英去毛泽东处，见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解放日报》，上面刊有《苏德战争一年》一文，细观之，只见上面有许多圈圈点点，多处标记。当毛泽东向叶剑英提到这篇文章时，叶剑英忙说：“是小雷写的。”毛泽东赞许道：“这娃娃有出息啦！”接着，毛泽东提出要到王家坪走走，去面见雷英夫。会面后，毛泽东紧握住雷英夫的手说：“你写的《苏德战争一年》我看了，很好，准确地反映了战争的情况和我党的观点，文字通顺。说服力强，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雷英夫谦虚地说：“是报社交给我的任务，算是勉强交差……”毛泽东继续夸奖说：“听叶参讲，他舌战群儒的讲演稿是你写的，还有南方局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也是由你执笔，真不愧为‘洛阳才子’哟！”

1943年8月18日，一篇题为《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并署名“朱德”的文章，延安《解放日报》以大字标题刊登于“军事副刊”。该篇文章是参照朱德的思路与观点，由雷英夫执笔写成的。文章强调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旺盛的战斗士气务需与良好的战斗技术相结合，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文章面世后，在高级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致称赞文章旗帜鲜明，分析深透，抓住当前军事教育的要害。唯独林彪跳出来唱反调，指责这篇文章是“单纯军事观点”、“违背了我军政治建党的原则”。一天，林彪在王家坪的住处将雷英夫叫来，劈头就是一顿训斥，声色俱厉地说：“你是文章执笔人，应该好好检查检查，要从世界观上找问题！”为此，雷英夫深感苦闷与忧虑，他找到朱德。朱德说：“你不要害怕，历史自有公论。”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严肃地批评了林彪在不适当场合随意批评军队主要领导人，做法是错误的，并指出他对“政治建军”的理解是片面的。如是，雷英夫笔下引发的这场“公案”方得平息。

（二）

抗战胜利后，雷英夫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处科长、副处长、代处长。当时，要调查国民党方面一名少校在山东被我军击毙的事件，毛泽东点名要雷英夫参加特别小组去山东，查清了是由于国民党少校未携带军调部标志，拒绝检查造成的，责任完全在该少校个人。气得蒋介石将雷英夫的谈判对手、军统局的温天和押送南京法办。不久，美、蒋方以雷英夫只是少校，军衔太低为由，要求中共换掉雷英夫。毛泽东知道后说：“雷英夫是我们中共的代表，军衔高低与他们无干。美、蒋有什么权力干涉我们的内政？他们三番五次提出这样毫无理由的问题，本身就很不正常，我们必须坚决地拒绝。这件事，反过来也说明雷英夫是个好同志，他的立场坚定，策略灵活，国民党和美国人怕他。既然如此，我们不妨也从两方面对付他们，第一，坚决反对调换，雷英夫军衔高低是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不需他人干涉；第二，我们晋升雷英夫为上校军衔，如果他们还嫌低的话，就晋升为少将。

1946年10起，雷英夫下到一线部队，先后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9师87团参谋长、副团长。

1949年2月1日，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9师改编为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第28军83师（属主力师，下辖247、248、249团），雷英夫任248团团长。后升任83师参谋长、福州市军管会军事部部长。

（三）

新中国成立后，雷英夫历任周恩来军事秘书、中央军委作战1局副局长兼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中央复员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兵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作战处处长、副部长。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勤政殿开会，会议休息时，毛泽东提出要见雷英夫。毛泽东管他叫“雷娃子”，询问了他到宋时轮部队锻炼的情况。毛泽东问雷英夫在前线炮火连天，血肉横飞是否害怕？雷英夫以又怕又不怕答之，曰一怕打败仗，二怕完不成任务，三怕因指挥失误牺牲战士生命，四怕当戈尔洛夫，五怕给毛主席和军委机关丢脸。雷英夫向毛泽东谈了在基层的感受：部队对大机关下来的人不大欢迎，说这些人高不成，低不就，空空洞洞，夸夸其谈。雷英夫还谈了怕与不怕也是互相转化的。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事后，叶剑英说：“主席这次当面考你，看你老实不老实，你的试卷答得蛮不错嘛！”

毛泽东对雷英夫的偏爱在军委机关众人皆知。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国内部队到朝鲜轮番作战，雷英夫在一旁记录。讨论毕，毛泽东示意雷英夫起草电报，便和周恩来谈别的事。一会儿，雷英夫递上起草好的电报，毛泽东惊诧：“这么快就起草好了？”审阅之后，改了几个字即签发。毛泽东当场夸雷英夫“准确及时，倚马可待”。

雷英夫还有一件很得意的事：抗美援朝期间，台湾当局扬言对大陆大规模空降特务，毛泽东据此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立反空降据点。雷英夫和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后认为台湾是在搞心理战，建议紧缩反空降据点。经黄克诚、彭德怀、毛泽东同意紧缩了反空降据点，实践证明是对的。

1954年，雷英夫随同周恩来参加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

1959年3月，张经武中将、张国华中将和雷英夫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处理西藏武装叛乱问题，毛泽东问了西藏的反动派会不会把我军赶出来和达赖集团出谋划策者索康是什么性格，雷英夫做了回答。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请张、张、雷吃饭。席间，毛泽东说：“英夫啊，你是洛阳人，我问你个问题。”因为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称雷英夫为“洛阳才子”，雷英夫觉得很不好意思，就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过是在洛阳上学，其实我是孟津人。”毛泽东说：“那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武王伐纣时，到孟津去过几次？每次去都干些什么？”雷英夫不能答。毛泽东讲了武王伐纣的故事，雷英夫说：“我这个孟津人，实在是不够格，连孟津的事都不知道，真是惭愧。”毛泽东说：“这就太过谦了，是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嘛。”

雷英夫和毛泽东交情挺深，雷英夫向毛泽东索字，毛泽东将所作《水调歌头·游泳》写了一幅中堂，派人送到雷英夫处。

1962年10月，周恩来责令已经担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和总参防止突然袭击小组认真研究一下中印边界问题。一天，毛泽东召见雷英夫，询问尼赫鲁为什么要和中国刀兵相见？雷英夫答有五个原因，一是尼赫鲁奉行扩张政策；二是尼赫鲁积极反华，换取美苏援助；三是尼赫鲁想称霸亚洲；四是转移国内矛盾。毛泽东说：“你讲的四条我都想到了，都是事实，可是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因为仅有这四条，还不能说明尼赫鲁为什么这么凶，这么猖狂，在我们一再对其宽容和忍让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还非要和我们打仗不可。”雷英夫说第五是尼赫鲁觉得中国不敢出兵打他，因为当时中国四面受敌，连年自然灾害，中国的战略方向在东面和北面，中印边界没有正规部队。毛泽东听后很满意，说雷英夫讲出了道理。雷英夫向毛泽东汇报了中印边界的情况，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毛泽东说：“如此说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的。那也好，尼赫鲁既然说我们‘只叫不咬’，硬要打，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奉陪了。这一仗打好了，中印边境可以太平几十年。”

1963年，雷英夫、孙大光、张学思、张致远、孟平组成了五人调查小组，专门负责调查“跃进”号沉没事件。

1966年“文革”开始后，雷英夫曾受林彪指示，率先写了诬陷刘少奇、罗瑞卿的材料。

1966年9月初，雷英夫突然被以企图篡军反党的罪名逮捕，遭受“四人帮”的迫害。

1978年10月，雷英夫复出，调任解放军后勤学院训练部副教育长。

1980年9月29日，雷英夫因“诬陷刘少奇”事件而被隔离审查。10月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免去雷英夫训练部副教育长的职务。

1981年春，雷英夫经总政治部批准解除隔离，回后勤学院待分配。此后，未再担任其他职务。

1985年7月，雷英夫离职休养，享受正军级待遇。离休后，根据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军委指示，雷英夫参与并负责撰写《中国出了毛泽东》大型系列丛书军事编，著名传记作家权延赤曾为其著书《他和共和国缔造者们》。军旅作家陈先义根据雷英夫生前口述著有《在最高统帅部为参谋》、《我眼中的第一伟人》，《中国将帅录》、《中国共产党人辞典》、《领袖和他的军事高参》、《毛泽东与开国少将》等书都介绍了他的传奇人生。

雷英夫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

2005年1月9日16时30分，雷英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夫人，刘革非，生有五个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