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潜

解放军总参谋部工程兵部干休所离休干部。

余潜同志是河南省滑县人，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他历任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抗大十分校团政委、分区政治部主任、旅政治部主任、步兵学校政委、原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等职。

余潜同志在青年学生时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挺进鄂、豫、皖的艰苦斗争，经历了多次战役和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部担任掩护中原主力部队突围的艰巨任务，在一九四七年南下渡黄河时因功绩突出记大功一次。建国后，他长期从事我军院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一九六一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余潜同志因病于1991年8月1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

余潜，1917年12月出生，河南省滑县人。原名于焕堂，曾用名于焕（1939年初由延安前往河南竹沟前夕，组织上要求河南藉同志改名，遂改为余潜）。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

余潜生于地主家庭。余潜于子君不善经营田产，也不会理财，家产全部委托五弟照看，自己成天弄些笔墨，是当地较有名的乡绅。于子君非常注重自己唯一儿子的学业，希望他能到在南京政府任职的舅父那里去做一个幕僚。所以，余潜1930年读完小学后就离开乡里，进入开封私立中学读书。

在开封，余潜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他参加了“九·一八”宣传队到乡下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在学校组织“晨钟社”，出版《晨钟》周刊宣传革命思想，讥讽政府的腐败。后来，由于进步教师受到迫害，余潜也受到当局的警告，在开封上学已很困难，于是在舅父的资助下进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据同学回忆，余潜在初中就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爱打篮球，同时非常喜好文学，尤其是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自己也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作品，进入高中后加入了“民先”。

1935年，北京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余潜是汇文中学游行队伍的组织人之一。当游行队伍走到琉璃厂北师大附近时，遭到反动军警武力阻拦，他和同学们毫不畏惧地前进，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被砍伤头部，昏倒街头，后被同学们抬到舅父家。治疗期间，舅父一再劝教他，学生当以上课读书为要，不可胡闹。但他深知此时的中国已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6年，余潜先后担任汇文支部的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北平市高中毕业就业委员会副委员长。据他的同学回忆说，余潜当时是很善于做统战工作的。他与一个国民党CC派的同学同住了两年，那个人几次半认真、半玩笑地对余潜说“我知道你是一个红帽子”，但却一直没有去告发。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一天，余潜与几个好友在宿舍饮酒庆贺，突然从窗外飞进一把插着纸条的匕首，上面写着：我们委员长安然无恙，你们别高兴太早了。看到纸条，他们干脆在屋里举杯高歌起来。不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汇文支部决定在学校开一个庆祝晚会，为了防止特务捣乱，余潜特别邀请青红帮的学友助兴，把青红帮把头的功夫节目安排为压轴戏，还请了校长等人参加。CC派和一些特务，在会场周围绕来绕去但始终未敢冲撞会场。

（二）

1937年，余潜和北京市的几个地下党员一起绕道天津到达到延安。在抗大学习时，余潜担任学员队支部书记。

从抗大到河南后，余潜先后任新四军河南确山联络站站长、信阳挺进工作团指导员、鄂豫挺进队副教导员、总支书记、教导员、组织股长、新四军第5师3团政治处主任、9团政治处主任、抗大第10分校警卫团政委、抗大第10分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政训部长、新四军第4分区政治部主任、鄂皖边区指挥部副政委。

据抗大第10分校的老同志回忆，作为学校政训部的领导，余潜十分关心、爱护一起工作的同志。部队行军时他经常把自己的马让给体弱的同志骑，在危机时刻也毫不犹豫地救助同志。据当时同在抗大的杨阳回忆说：“余潜同志两次在危险时救了我，一次是抗大的部队正以强行军速度摆脱日军，突然迎面打来一阵密集的子弹，顿时走在我身边的炊事员腿部负伤倒下，我当时又急又累一下就坐在一块石头上不知该怎么办了。子弹在身边直飞。这时余潜冒着枪弹从后面跑上来和警卫员一道把我架起来就势滚到一条沟里。还有一次部队过一条河，正逢涨水，下河时水才齐腿肚，还没到河心水就没了脖了。我不会水，眼看着被冲了下去。这时余潜赶过来一把将我抓住。当我抱着他的肩向对岸浮去时整个身体都在水上漂着，已经根本着不了地了。”

抗大第10分校停办后，余潜调任鄂东第4分区政治部主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同在师部医务所的王瑞华结婚。那时师部和分区相距时远时近，据余潜晚年时回忆：当师部和分区相距不远时，王瑞华常常骑马去分区所在地看望他。傍晚返回时余潜又要送她一段，他们双双骑着马，映衬着落日的余晖缓缓骑行在苍翠群山中的山脊曲折的小路上。就是现在我们想象那画面也觉得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据第5师的老同志回忆，余潜是北京来的知识分子，王瑞华是当时有名的应城一枝花。两人还是十分和谐的。从此，他们相濡以沫共同走完革命的人生。

抗日战争时期，余潜参加了新街、朱堂店、大山寺、八字门、浠水、应城等多次战役和战斗。

（三）

1946年中原突围，余潜在鄂东独立第2旅任政治部主任。这支拥有6000人的部队受命掩护主力突围。他们在完成唱空城计和掩护任务之后，一路东进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进入安徽太湖、岳西边界的冶溪河地区。7月2日，4团三次强行突击均未成功，张体学主持会议决定以营为单位分散行动。余潜率4团1营从宋埠以北突围，因沿途遭到国民党军阻击，便转入麻城歧亭宋埠公路以西，后绕道八里湾，转向陂安南，与马启春率领的6团1营两个连会合，随即分开，与2营会合以后，在2营掩护下渡过举水。余潜在强渡一条河流时腿部负伤。独2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继续东进计划，会间接中央电示：停止东进，留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争。独2旅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将部队化整为零，义无反顾地重新进入敌人的包围网中。余潜因腿伤严重无法随队行动，经中央军委批准离开部队到蕲北隐蔽治疗。因为敌人反复清剿，村庄里根本呆不住，他在一个山洞中隐蔽了许久。后来，警卫员在下山寻找食物时被俘，敌人认为在山上养伤的是政委张体学，逼着这位战士交待张体学藏在什么地方，他至死不讲。余潜常说，他的生命是许多同志拿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几个月以后，伤势渐愈，他才得以化装回到解放区。

1947年，余潜随军南下，在渡过黄河进入大别山时，因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成绩突出，经中原军区批准记大功一次，受到刘邓首长的表扬。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34旅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围歼敌整编11师和阻击敌整编10旅、118旅战斗，因战功卓著，立大功一次。

1948年，余潜任江汉军区独立旅政治部主任。

（四）

新中国成立后，余潜一直从事部队院校的建设、教学工作，先后任中南军大湖北分校副政委、陆军第21步兵学校政委、解放军政治学院速成系1班班主任、系主任、政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56年和1958年，余潜两次被评为先进教学工作者。

“文革”初期，余潜作为政治学院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和院长蔡顺礼一道多次受到造反派的批斗。一次批斗会上，一位原学院领导揭发党委的一个决定是院长个人背着党委搞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阴谋，余潜当时正生病不能站着，被造反派安排靠坐在一个椅子上陪斗。这时，他扶着椅子站起来对着这位“反戈一击”的人说，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这个决定是你、我和蔡顺礼同志三人共同研究决定的。余潜的刚直不阿使他受了不少苦。以后造反派勒令领导干部“劳动改造”，故意安排长期患肺气肿病的余潜去烧锅炉。冬天，他在火炉前一身汗，出去拉煤运渣又被冷风吹得透心凉。他咬着牙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比着干，就在那个冬天他多次病倒，肺气肿病愈发严重了。

1969年，组织上征求余潜的意见，准备让他到四川工作。许多老战友考虑到他有严重的肺心病，不适应四川的气候条件；另外，职务安排上实际上是降了两级，所以都劝他暂不同意，应将这些情况都向组织谈谈，请组织上另行分配。但他考虑到自己已近三年没有工作，急切地盼望走上工作岗位，他不能忍受耗费时日的等待，不考虑身体情况及职务安排，于1970年5月到了四川，任四川省军区政委。

尽管余潜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妻子也被造反派编造了许多莫许有的罪名关押批斗，但他置这一切于不顾，在四川省革委全力以赴地工作了半年左右。这期间，余潜三次住进医院，到年底被送进了北京301医院。以后，他虽然又到武汉一个时期，但再也没有能回到工作岗位上。一个十分有才华的人，因为这场十年浩劫，使他在50岁以后就没能再为党和国家做什么工作，这对他来讲是很痛苦的。

余潜退居二线后，曾任武汉军区后勤部顾问。

1983年，余潜离职休养。

余潜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1年8月15日，余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夫人，王瑞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