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烈

王定烈（原名：王大培）（1918年11月20日）。生于四川省宣汉县得胜场的一个农民家庭。

1928年春入私塾，次年后入得胜场、岩门厂、蒲家场小学。

1933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等第四方面军，1935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次年（1936）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红三十三军295团战士、营部传令员、文书，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任红五军43团团部书记。经历了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攻克城口县城等战役。在长征途中，1937年4月参加甘肃省祁连山突围战斗中，腰、头部等五处负责伤。经历磨难后归队。

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7月，任八路军115师343旅旅部战士、班长、保卫员。1939年1月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五支队指导员、骑兵连政委、五团营教导员（后为教导3旅7团）、营长、干部轮训队长，冀鲁豫军区第八分区郓北至队长、昆张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八团副团长、团长。多次参加了对日、伪、顽的战斗，以及郓（城）北、巨（野）荷（泽）战役。1945年1月奉命南下河南省经历了数月的激烈战斗，创建了豫中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1纵队2旅四团团长。参加了“中原突围”、“桐柏战役”、湘鄂西游击活动。

1947年8月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参加攻克新县（经扶）、红安、高山铺战役等。

1947年12月后，任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师长、湖北省恩施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解放钟祥、随县、应山、云梦、应城、花园、武汉、宜昌以及鄂西南的战役和剿匪战斗。

全国解放后，1951年9月后曾任空军航空兵23师、18师师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任中南军区空军广州指挥所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能够等职。1956年9月入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高速班学习。1958年九月，任空军15航校（现空军工程大学导弹学院）校长、空军汕头指挥所主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75年5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

王定烈是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王定烈先后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荣获以及红星勋章。

中央军委空军机关西区营院里，树木繁茂，绿草茵茵。一位86岁银须白发的老人漫步在林荫花丛间。他就是空军原副司令员老将军王定烈。

王定烈的家乡宣汉县位于四川东部，背依绵亘千里的大巴山，浩浩长江从这里滚滚东去。在距宣汉县城西北90余里的山垭口，有个得胜场，方圆十几里，几百户人家都姓王，是明朝末年“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孝感移居此地王姓人家的后裔，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民国七年阴历十月二十日，王定烈出生在得胜场下王家屋。王定烈的父亲王乐道，属于“永万道大”的“道”字辈。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是个典型的农民，靠力气辛辛苦苦地养活着十个儿女。王定烈的母亲曾正秀长得很漂亮，一双秀眼仿佛能融解一切灾难。母亲是他们的顶梁柱，开荒、种地、挑水、养鸡、纺纱、织布、编篓、编筐，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他几乎不记得母亲有时间抱过他，甚至没曾见过母亲在床上躺着歇息过，而是整日整夜不知疲倦地劳作。王定烈是拽着母亲的衣襟在田间长大的，五六岁的时候，他就帮母亲摘豌豆，剥胡豆、采黄花。王定烈再大些的时候，和许多穷苦孩子一样，当上了放牛娃，赶着健壮的牯牛徜徉在青山绿水间。母亲是王定烈认识生活、认识社会的启蒙老师。在山区的妇女中，她是“博学”的。这是因为她的两个弟弟见多识广，大弟弟跑过买卖，二弟弟识字断文，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母亲的脑子里也装满了“杂学”。无论忙闲，王定烈总要缠着母亲讲上一段“三国”、“水浒”或是“岳王爷抗金”的故事。王定烈听得入神，就躺在母亲怀抱里甜甜地睡去，王定烈从睡梦中醒来，发现母亲的眼窝里闪动着泪花，已经六岁的王定烈从母亲的眼晴里似乎感到了她内心的愁苦。1932年，王定烈考上了离家15里的岩门场初级小学，因无经费办高小班，第二年转到70里外的蒲家场第五高级小学上学。幸运的是，王定烈考试都在前三名内，免交了每学期两块现洋的学费。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川东党组织就领导着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游击军”，农民协会也在秘密地组织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慢慢地传唱开来。1932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后，越过大巴山进入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军阀田颂尧节节败退，盛传红军胜利的消息越来越多。11月初，红军“扩红”的消息像插了翅膀似的，一下子传遍了方圆数10里的地方。15岁的王定烈在母亲的欢喜与忧虑中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红小鬼”,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漫漫之旅。

王定烈原是红33军265团团部文书，五军在高台溃败后，番号从此撤消，四十三团与红三十军的二六八团合并，他下到五连二排当战士。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出来，进入祁连山。马家军一路追杀，掩护三十军入山的红九军几乎全军覆灭，三十军八十七师也大部拼光。1937年3月14日的上午10时许，敌人占领了二六八团右翼高地，向五连猛烈侧射。王定烈所在的第二排本来只剩12个战士了，在敌人的猛烈侧射下又牺牲了3名战士。王定烈和其他8名战士还在顽强抵抗，几乎不是用武器而是用生命在抗击敌人。恰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王定烈猛然觉得右胸像挨了一拳，血从胸膛里淌出，打湿了胸前衣裳。他顿时感到天旋地转，眼迸金星，昏倒在地。七八个马家骑兵操着马刀冲上来，距他只有10多米了，刀尖仿佛能戳到鼻梁。他已经没有反击能力，面对凌厉的攻势，战士们调过枪口，用仅剩的弹药向冲过来的敌骑射击，解救了危在旦夕的王定烈，卫生员小李把最后一条绷带给王定烈包扎上，又回阵地投入战斗了。旷野里几声狼嚎。王定烈苏醒过来，剧烈的疼痛使他全身像通电一样颤抖。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想走下山去，双腿却像两根铁棍，沉重麻木得迈不开步。他后来才知道，那颗子弹没有出来，从胸膛钻进了腰里，横搁在脊梁上，压迫着脊椎神经，使他的下肢麻木。他只好爬，用上肢带动下肢，一步一步地朝山下爬去。过了一个多月，天气渐渐暖和。王定烈身上5处枪伤、刀伤，有4处化脓，还生了蛆。伤口腐烂，发臭到不能近人的程度。浑身虱子成堆抱团，刺痒难耐，捉不胜捉，手也没有力气去捉，身子稍稍动一下，就耳鸣眼花，头疼欲裂，身体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他几次昏迷，几次似乎离开人世，生命的游丝却不绝如缕。这天，他又昏迷了，醒来时，觉得身体被什么夹住不能动弹。他好不容易才弄清自己是被人撂进了喂骆驼用的槽子里了。槽子很长，活像口棺材。他明白这是安置临死者的地方，是通往阴曹地府的门槛。他的意识朦朦胧胧，如睡又醒，似死又生。一滴又一滴，那的确是眼泪，王定烈的意识终于明白了，是哭泣，是有人在哭泣，抽泣声由远而近，由小到大。王定烈使劲睁开眼晴，要看个究竟。一片洁白映入眼帘，把他的生命照亮。他看见了，一个身材修长的女护士正俯身为他擦洗伤口，这位白衣天使好像在尽着天职，动作那么轻柔，那么细致。纤细的指头，带着温情触到他的皮肤上，一种神奇的生命力即刻浸润他的全身，疼痛顿时减轻。他的伤口散发恶臭，人们走近都捂住鼻子，她却像毫无感觉，连口罩都不戴。她用纤细的手指向他的躯体注入生命！备受摧残的他，心头浮起一股温热，泪水奔涌而出。她给他擦完头上、臂上的伤口，又要为他擦洗腰上的伤口。他骨瘦如柴，她竟毫不费力的帮助他翻了个身。“啊呀！”天使不知看见了什么，吓得惊叫一声，捂着嘴转身飞也似的跑了。过了一会儿，白衣天使领着几个男人走来了；她让他们把王定烈侧翻过来。几个男人也被他腰上的景象吓住了。王定烈从他们的对话中明白了，原来他伤口处的蛆结成了窝，集成了核桃大的蛆团团，一翻身就扑簌簌往下掉蛆，白衣天使哭得更伤心了，她泪眼婆娑地用纱布把一团团的蛆轻轻地从伤口处拨拉下来，把腐臭的烂脓块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用去了一大堆纱布，洗下了一大堆蛆团和脓块。护士天天来换药，圣洁的白色在王定烈眼前闪动，给他温暖、信心和生命力。“小弟弟，你是哪里人？”有一次她终于说话了，轻轻地问。“四川人。”“你们一月挣多少钱？”“我们红军不挣钱，每天5分钱菜金，还常常吃不到嘴里。”她慈祥的眼神注视着伤痕累累的王定烈，美丽的睫毛又被泪水打湿了。“小弟弟，你可肯到我家去养伤？伤好了，可以在我家医院当学徒，也可以回你老家去。”“好姐姐你的恩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谢谢你了！”“你愿意留下？”她睁大美丽的眼晴，期待着肯定的答复。王定烈不置可否，他说不出那个“不”字，他不忍心用语言伤害她的好心肠，只是缓缓地摇了摇头。1937年5月上旬，马家军将张掖王定烈在内的300多名红军俘虏押解到武威。监禁了7天，又被押往永登县城编入“补充团”。王定烈被编入五连四班。每个连有3个敌军官（连长、排长、司务长），其他都是红军俘虏。王定烈坚持不当敌人的兵。二排长余嘉斌（负伤后被俘的红九军连长）劝他说：“现在我们不能走。敌人说是不当兵的往兰州送。实际上是活埋。何必去白送死呢？革命时间还长着哩！听说毛泽东、党中央正在设法营救咱们，在这暂栖身吧，找机会逃！”王定烈觉得有道理，便在“补充团”呆了下来。6月下旬，他们被押去修筑新（疆）兰（州）公路，变成了“劳役团”。“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前方兵力吃紧，要求补充，蒋介石下令马步芳抽调兵力补充。马步芳顺水推舟，把1500人的红军“劳役团”当作新兵调去顶帐。一则保存了自己的实力，挖去了身边的祸根；二则可以讨好将介石，一箭双雕。1937年8月20日左右，“劳役团”向兰州开拔。到了兰州，他们听旅客说兰州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即派人前去联络，可是还没联络上，部队又开拔了，错过了机会。两天后抵达西安，在“革命公园”驻扎，晚上就要乘火车去武汉。“劳役团”党组织立即派人越墙出去找“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报告情况。西安办事处主任吴玉章闻讯后，一面电告党中央，一面派人买了十几车蒸馍，前去慰问。经过一个星期的交涉、斗争，他们终于实现了回归红军队伍的愿望。8月底，他们开始步行去延安。9月初，他们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延安。

1951年10月下旬，空军召开新组建的第五批航空兵师师长、政委会议。此时的王定烈已由恩施军分区司令员的职位调到新组建的航空兵第二十三师任师长，魏国运任政委。23日，王定烈和魏国运到达北京。王定烈和魏国运都是初次到北京。任何名胜古迹都可以不看，但必须争取拜访敬仰久别的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他们同中央办公厅叶子龙主任通了电话，约定星期六下午到中南海。先到叶家，由叶带他们到朱总司令家。朱总在他那古朴简陋的寓所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们。王定烈说：“老总您好，我俩这次来京开会，特意来看看老人家。”朱总说：“谢谢你们，我很好，就是进城之后，拉拉杂杂的事多些，又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打一年了。内忧未全平，外患又起。这叫‘祸不单行’啊！”他们无拘无束的谈笑着，真有回家之感。王定烈说到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搞分裂的那个年月，朱总在大金川，曾去我红二九五团团部座谈的往事。朱总说：“当年要是没有张国焘的错误，一、四方面军一块北上，没有西路军的失败，我们的力量就大得多，打日本鬼子时，也就发展得更快更大嘛！可惜，我们党内总是不平静……唉！”“我们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组织路线正确了，没有人有人，没有枪有枪。路线歪了，有人有枪也会丢掉啊！你们红三十三军、五军团的王维舟、杨克明、罗南辉、董振堂等同志，我很熟悉，都是干才，可惜，都为国捐躯了。我们这些幸存者，要走的路还很长哪！”正说话间，秘书来告：今晚中直机关组织舞会，请老总去宽松宽松，休息脑子。开饭了，几个人吃了一顿辣味十足、简朴的晚餐之后，朱总说：“你们两位来一次不易，也去参加参加好吗？”王定烈和魏国运都说：“好！”稍停王定烈又说：“好倒是好，可是不会跳呀！咋办？”朱总笑笑说：“不要紧，一看就会，胆子大一点，只要不踩人家的脚就没事，走吧！”当晚，就和朱总一同走进只有百十平方米的小舞厅。舞厅里没有什么乐队，只有一台留声机放着音乐算是伴奏。舞会开始之后，他俩坐在那里听听音乐，嗑嗑瓜子，一边看着跳舞的人们，一边焦急而又激动地等待主席的到来。第一轮舞刚罢，毛主席过来了，大家不约而同都站起来让座。他身着浅灰色衣裤，身材魁伟，比在长征路上和延安时期都显得高大魁伟。他环视左右，向大家招手示意。最后把目光落在他们两个陌生人身上，操着浓厚的湖南口音问： “这两位同志是……？”子龙立即介绍说：“他们是初建的空军航空兵二十三师师长王定烈、政委魏国运。来京开会，特来看看主席和总司令的。”“啊，都请坐下。不错，今天还有糖果、瓜子招待，你们先吃后跳。”毛主席说着，随手抓一把递过来，“不要拘束，回来一趟，吃块糖也不过分嘛！”然后就查起“家谱”来了。多大年龄啦，哪里人啦，何时参加革命，上了几年学啦……他们一一作了回答。主席又询问王定烈：“你学过飞行没有？”王定烈说：“没有，如果领导安排，我可以学的。”主席说：“那好，当师长能带头飞当然好，不过组织指挥那一套，你们总是有经验的嘛！慢慢就会熟悉的。我们新搞这么一个军种，给战士们插上翅膀飞上蓝天，保卫祖国领空安全，实属于必要……你们看，美帝飞机在朝鲜战场上十分猖狂，又是炸部队，又是炸交通运输线，他们称之为‘绞杀战’咧！还不时窜到我东北上空。台湾蒋介石在他的帮助下，有几架飞机，也不断在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主席谈话，似乎不是在晚会舞厅，而像是刚从办公室出来，又办起公来了。不觉已谈了20多分钟。主席才下场转了几圈，他舞姿比较轻松活泼，潇洒自然。一场完毕，主席回来问：“你们为什么不下场？”“我们不会。”“啊啊，你们是怯场吧。其实，这同游泳一样，光有理论，不下水不行，这叫老兵碰上新问题。你们将去朝鲜战场打空战，也是一个新课题，它比跳舞难度大得多咧，哈哈。”王定烈说：“这个我们有信心。”主席点点头，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做个有心人吧！”因为怕耽误了毛主席的休息时间，王定烈就拉拉魏国运的衣角，说：“主席、总司令，我们要走了，祝您们健康。”主席说：“你俩光看别人跳，怪难受的吧！那就自便喽。”朱总说：“你们以后再来耍啊。”告别了两位伟人，他们依依难舍地走出门外。

1967年6月6日，在广空党委五次扩大会议上（此时的王定烈将军已是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位负责人突然宣布，王定烈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勒令停职反省，关押劳改。6月6日下午，广空召开有300多人参加的五次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连续斗争王定烈三天，动员与会人员每人必须揭发他五条“罪状”。所幸的是，没有挨打、没有下跪坐喷气式。然后，宣布为“三反分子”，交给司令部专案组负责。规定他学习毛著，触及灵魂，交待罪行。每天半日劳动，改造思想，不准自由行动，不得与别人接触，写交待材料。这种颠倒是非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党实事求是的作风。王定烈在检讨书上用毛笔写下了：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广大群众……然后，挥笔一连写了100个“毛主席万岁”。专案组负责人对他说：“你为什么写97个毛主席万岁？这是别有用心！”王定烈说：“你当众数一遍好吗？那是100个，你正好掉了一行。”“那是什么意思？”他咄咄逼人。“就是万万岁嘛！”“你很不老实！”王定烈气愤至极，拍案叫道：“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陷害同志，就是革命吗？就是老实吗？”从此专案组对王定烈看管得更严了，这期间王定烈先后向军区领导写过三次申诉信，均石沉大海。王定烈只好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空军党委上诉，要求澄清事实，请求恢复工作。直到1968年12月30日，调王定烈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那顶“三反分子”的帽子也不明不白地飞掉了。

1975年8月王定烈由济空奉调军委空军任参谋长。1982年11月，王定烈任空军副司令员，分管空军科研装备兼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的工作。1985年7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了新的空军领导班子，司令员张廷发、政治委员高厚良，副司令员何廷一、王定烈等全部退居二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然而，对于已是烈士暮年的王定烈依然心有所想，盼望为国为民奉献自已的余生。王定烈作为一个贫苦的孩子，难以忘怀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王定烈将军多次故地重游,访问他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耳闻目睹老区人民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状况。老区人民仍然是那样淳朴，那样热情。改革开放，使我国广大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老区的经济发展依然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仍然徘徊低谷。有生之年能为老区人民办几件实事，正是王定烈和许多老同志共同的心愿。已是耄耋之年的王定烈将军生活非常简朴，他的心中始终装着老区人民，只要是有益于老区发展的各种活动，他都身体力行，积极支持参予。中国革命的成功深含着老区人民无畏的奉献。“我是老区农民的儿子，是喝着老区的水长大的，为老区人民做些工作是我最欣慰的”。王定烈将军的肺腑之言充满了对老区的深情。几年时间，他先后在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省市农村调研考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献计献策。王定烈，1918年11月生，四川省宣汉县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指导员、营教导员、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空军师长、导弹学校校长，军委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党的十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主编《巴蜀将帅》，著有《地狱归来》等作品。

1933年1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定烈将军书法

1936年底，长征结束后随西路红军西征甘肃河西走廊，被俘；

1937年，在党的交涉下返回延安并走向抗日战场；

1945年，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二旅四团团长，参加了“中原突围”、“桐柏战役”、湘鄂西游击活动；

1947年8月，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参加攻克新县（经扶）、红安、高山铺战役等。

1947年12月后，任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师长、湖北省恩施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解放钟祥、随县、应山、云梦、应城、花园、武汉、宜昌以及鄂西南的战役和剿匪战斗。

1951年，奉军委命令组建航空兵第二十三师并担任师长，后任航空兵十八师师长并率该部参加了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后，调中南军区空军广州指挥所任副司令员；

1956年9月，入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高速班学习；

1958年9月，组建十五航校（现空军工程大学导弹学院）并任校长，后任空军汕头指挥所主任；

1962年，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68年，任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1975年8月至1982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参谋长；

1982年11月至1985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2014年11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1967年6月6日，在广空党委五次扩大会议上（此时的王定烈将军已是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一位负责人突然宣布，王定烈是“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勒令停职反省，关押劳改。 6月6日下午，广空召开有300多人参加的五次扩大会议。会议期间，连续斗争王定烈三天，动员与会人员每人必须揭发他五条“罪状”。所幸的是，没有挨打、没有下跪坐喷气式。然后，宣布为“三反分子”，交给司令部专案组负责。规定他学习毛著，触及灵魂，交待罪行。每天半日劳动，改造思想，不准自由行动，不得与别人接触，写交待材料。这种颠倒是非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党实事求是的作风。王定烈在检讨书上用毛笔写下了：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广大群众……然后，挥笔一连写了100个“毛主席万岁”。专案组负责人对他说：“你为什么写97个毛主席万岁？这是别有用心！”王定烈说：“你当众数一遍好吗？那是100个，你正好掉了一行。”“那是什么意思？”他咄咄逼人。“就是万万岁嘛！”“你很不老实！”王定烈气愤至极，拍案叫道：“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陷害同志，就是革命吗？就是老实吗？”

矍铄的离休生活

从此专案组对王定烈看管得更严了，这期间王定烈先后向军区领导写过三次申诉信，均石沉大海。王定烈只好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空军党委上诉，要求澄清事实，请求恢复工作。直到1968年12月30日，调王定烈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那顶“三反分子”的帽子也不明不白地飞掉了。

1936年7月，王定烈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5军第二次穿越草地。这一次，18岁的他准备了一条拐棍。

“在草地上行走，随时都可能陷入泥潭。”王定烈回忆说，“每走一步，都先用拐棍这儿戳一下，那儿捅一棍，找到一块能够落脚的地方后再迈出下一步。”进入草地后，王定烈患上了重感冒。两天后，师长兼团长郭锡山见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借故把他丢弃在荒野之上。“幸好政委万汉江赶来，与郭大吵一架，几乎动了枪，才又把我找了回来。”王定烈回忆说，郭锡山在后来西路红军血战河西走廊的战斗中当了叛徒。

1936年10月，王定烈随部队开始西征。这支由2万余名红军将士组成的西路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最终兵败在一个名叫石窝山的地方。

1937年3月，敌人包围了石窝山的西路军余部。王定烈和战友们凭借有利地形进行阻击。上午10时，敌人突然占领王定烈所在团的右翼前沿阵地，七八个敌骑兵挥著马刀冲了上来。

“一个敌人拨马冲过来，举起马刀朝著我的头顶斜劈下来。好在一个战友调转枪口，将敌人击落马下。”王定烈回忆说。

但，王定烈还是被子弹击中。一颗7．9毫米的步枪子弹从他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脊骨间。他当场晕了过去。

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王定烈在尸体堆里，又找到两名负伤的战友。第二天，他们找到一个独屋，里面有二三十名红军伤员挤躺在一起。於是，他们走进去，也挤在一起，晕晕乎乎地睡著了。

“突然，一挺机枪从窗户里伸进来嘎嘎怪叫，满屋的人立即被扫倒一片。紧接著闯进来的马家军手举马刀一阵疯狂乱砍。”王定烈比划著手势，“我的头被猛击一下，一下子又昏过去了。”

记者注意到了老人的伤疤：耳根上部的一条刀痕深及半个脑门，左右手各有一道伤深及骨的刀疤。

当时，王定烈戴的棉帽上，有一个铁片做的“耳朵眼”，恰好挡了一下马刀，才使他的半个脑袋没有被削去。他手上的刀疤，则是在遭到刀击的一瞬间，本能地护住头部而被砍伤的。

等到王定烈再次苏醒时，天色已近黄昏，屋子里的其他人都牺牲了。他挣扎著站起来，摇摇晃晃沿著小路走了。两天后，他还是被马家军俘虏了。

王定烈和被抓来的其他西路红军，被关押在甘肃省甘州（今张掖市）。天气渐渐变暖，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战友被抬出去埋掉。他身上的刀枪伤口，四处化脓，腐烂发臭，生了许多白花花的蛆虫。

“一天，来了一位身材修长的女护士，她仔细地为我擦洗伤口。当擦到腰上时，她‘啊呀’尖叫一声，捂著嘴转身跑了。原来，伤口处生的蛆已经结成了团，扑拉拉地直往下掉。过了一会儿，女护士又转回来，流著泪用纱布将一团团的白蛆从伤口处拨下来，把腐臭的烂脓一点一点地用盐水洗干净，整整用去了一大堆纱布。”王定烈回忆说。

后来才知道，这个女护士是地下党派来专门照顾重伤病员的。在她的照料下，王定烈的伤也渐渐好转。这时，叛徒郭锡山企图劝降他。

“我在团部当书记的时候，和郭锡山打过几个月的交道，知道他的德行。这个家伙打仗不行，平时讲吃讲喝，干部战士对他都很反感。”王定烈回忆说。

然而，横在腰脊上的那颗子弹，卡得他始终直不起腰，在叛徒面前只能弓著背。这让王定烈十分恼火。

“在叛徒面前挺不直腰杆子算啥玩意儿！”王定烈回忆说，他牙一咬，心一横，硬是一挺，那颗横著的步枪弹头顺了过来，和脊骨平行，如同动了一次手术。

王定烈的腰直起来了！后来，在党中央的交涉下，王定烈被释放了。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他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最高职务曾任空军副司令员，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而那颗子弹却一直在王定烈的腰里停留了16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出来。至今，这颗子弹，仍被他保存著。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王定烈是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曾主编《巴蜀将帅传》（巴蜀书社1989年10月出版） ，著有回忆录《地狱归来》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