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月生

原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刘月生是湖南省茶陵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战士、班长、干事、指导员等职，参加了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兼总支书记、营教导员、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参加了甄村、南北留路、陈庄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绥包、卓资山、集宁、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师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西南军区工兵政治部主任、军委工兵司令部政委办公室主任，军委工程兵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解放成都、川西剿匪等战役战斗，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刘月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刘月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9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为了能让家乡河北省顺平县的孩子可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学，刘月生、王世昌夫妇将晚年的心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

对这样两位老人来说，要想白手起家，为家乡建一所学校，何其难啊。1989年开始，他们通过社会关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找到3位爱国港商捐资了74.5万元。其中，港商梁洁华女士捐款58万元。此后，王世昌四处奔波，跑有关部门落实建校的具体事宜。不久，以梁洁华命名的“希望学校”，在顺平县常各庄村动工建设。

刘月生

施工期间，60多岁的王世昌始终奔波在一线，刘月生因岁数较大，默默地在背后支持。一次，王世昌正在工地上忙碌，突然接到电话说刘月生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她连忙赶回北京，在医院里陪了三天三夜。但王世昌心里却总惦记着工地的事。刘月生知道她的心思，就对她说：“快忙学校的事去吧，我这儿没关系。”王世昌一听，当天就离开医院回到了工地。那时的王世昌，不知冒着严寒酷暑往返于北京和顺平之间多少趟。她和民工同吃一锅饭，啃馒头，喝菜汤，中午就在一个长椅上枕着砖头小憩一会儿。那段时间，她瘦了30斤。为了降低建设成本，她忍受着右腿膝盖长有骨刺的疼痛，亲自去建材厂家订货，亲自押车将建材运回工地。为了买到便宜的水泥，她一趟趟地找水泥厂，磨破了嘴皮子，终于拿到了低价货。她打听到附近南吕村的砖瓦质量好，为了把每块砖的价格降低一分钱，她拉着县里有关人员去说情。施工后丢弃的废水泥袋、破纸盒，她都要

捡起来卖破烂换钱入账，地上的碎砖头也要收起来铺路。到1995年，建筑面积达2060多平方米，计84间校舍，可容纳18个教学班的九年一贯制学校，终于屹立在了顺平大地上。1997年以后，王世昌、刘月生夫妇又用梁洁华女士的捐助，为“梁洁华希望学校”盖了30间教室和计算机实验室。2001年至2003年，他们再用梁洁华女士的捐款，为“梁洁华希望学校”建起了高中部。这不仅使“梁洁华希望学校”成了顺平条件最好的学校，还使全县普及高中教育的时间提前了两年。从为家乡筹建新校到最终建成“梁洁华希望学校”，刘月生、王世昌夫妇整整奋斗了18年时光。

刘月生、王世昌夫妇在执著为家乡建新校的同时，还主动捐款成立了家乡教育基金会，号召社会集资，支持家乡发展教育事业。他们的家境并不富裕，然而他们省吃俭用，共向家乡的学校捐款30余笔、近20万元，还对口资助了三名困难家庭的小学生和一名大专生。

他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在长期革命战争中4次负伤,是三等甲级残废。他献身革命,跟共产党走,矢志不渝。即使在身受“左”倾路线迫害的时候,依然“棒打不飞”。他出生贫苦人家,养父母家在苏区分配土地时划为地主。在查田运动中，他年仅16岁，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出红军部队,交给江西永新县梅花山村苏维埃政府管制劳动。没人去看管他,他要走随时可以走,可他“赖”在苏区不走,白天帮军烈属种田打柴,晚上独宿一座破庙里,相信党组织会重新信任自己的。后来，竹陂村苏维埃政府重新保送他入伍。1935年3月14日，他在湖南省永顺县高梁坪战斗中小腿负伤，行动困难，被寄在群众家里养伤，因无药品，伤口久治不愈。他听说红军离开了该地，为了不脱离革命队伍，便咬紧牙关，带伤追赶上部队，恳求医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做了手术。

刘月生

新中国建立后，他致力于工兵建设事业。1950年2月任第十八兵团新组建的工兵师政委，率部参加了康藏公路的修筑，在山高坡陡、崖险谷深、空气稀薄、水沸点低的环境里作业，为康藏公路的全线开通，支援十八军进军西藏作出了贡献。随后，又率部参加了难度很大的成渝铁路的修筑，使康藏公路与长江黄金水道连贯起来。在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工兵政治工作和技术工作经验，成为工兵的行家里手。1952年9月，他奉命进京参加全国工兵政治工作条例的起草工作，任条例起草委员会委员,兼任工兵政治工作条例研究小组组长，具体负责草拟《工兵政治工作条例》、《工兵部队政治工作概则》。还参与领导全军工程兵的创建和国防要塞、两弹基地的建设,参与了1958年郑州黄河架桥抢险。1965年8月，奉命参与组建援越修路工程指挥部,任指挥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率8万人马入越,修筑7条公路，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斗争。1961年晋升为少将。

曾任军委工程兵副政委的刘月生经常出席各种宣传红军活动，是北京小有名气的“红军社会活动家”。“是肖克来红6军团后，部队战斗力才提起来了。

红6军团实际上还是游击队性质，没有能力组织运动战和歼灭战。1934年1月，党中央为缓解中央苏区压力，命令红6军团北上破坏南浔铁路。在与前来阻击的敌人激战时，红军被敌人飞机整整轰炸了两天，伤亡很大。我们都觉得奇怪，飞机扔炸弹怎么扔得那么准，我们走到哪里它扔到哪里。刘月生回忆说，肖克军团长透过望远镜发现，原来敌人用白布在地上摆出了一个箭头，指示飞机轰炸。于是，肖克马上让红军也用白布摆出箭头标志来，指向敌人的阵地。两个相对的箭头一下子就把敌人飞机搞糊涂了。后来，敌人飞机干脆两个阵地都炸。肖克便乘飞机轰炸敌人阵地时率部队出击，打垮了敌人。我们连缴获了很多可以通用的子弹，高兴地把边区造的土子弹全扔了。不过，这一仗我们50团给打没了，团长蹲在地上直哭。劣势装备确实让红军吃尽了苦头。敌人甚至把山炮公然架设在红军步枪射程之外的开阔地上，毫无掩护地向红军开炮。红6军团一路打到了南浔铁路，却没有办法破坏铁路。我们没有雷管和炸药，甚至连铁锨、镐头都没有，看着铁路都不知从哪里下手。刘月生说，汽车也没见过，更不知道怎么个打法。但红军在铁路附近的活动，牵制了至少20个团的敌人，减轻了中央苏区压力。“我们还俘虏了一个敌军医院，缴获了很多奇缺的药品。”刘月生说。1934年8月，军委要求红6军团西征寻找红2军团。一路上，我们天天看到飞机从头上飞却不扔炸弹，后来才知道敌机根本不把我们这2000多人放在眼里。敌人着急去炸中央红军，他们带的辎重太多，飞机来了躲也躲不了。红2、6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北上。艰苦的行军和极差的补给使部队减员严重，政治部让刘月生带着几个警卫排的战士担任收容任务，走在部队最后面。太阳已经出来很长时间了，刘月生老远看着一个帐篷还支在草地上，便带着战士跑过去。他一生都难忘所看到的一幕：20多个红军官兵，横七竖八地倒在帐篷里面，身体已经僵硬发青。再往后走，刘月生也差点倒在了草地上。在过一个小山时，他突然感到鼻子被堵，怎么也呼吸不了，也提不起脚。眼睛看什么东西都是虚的。一会儿又开始下冰雹。我连打开雨伞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坐下来休息。但指导员坚决不同意，上来架起刘月生就走。一个人架不住，连长又上来，两个人硬拖着他往前走。走了200多米，他又缓了过来，可以自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