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异化

人的方面的异化，是指消费的目的、心理、身份等方面发生异化，使得主体在消费中发生了向对立面转化。

消费目的的异化。人们在消费中本应从自身的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但异化的消费却表现为主体从占有的欲望、炫耀夸示出发，为了消费而消费。在消费中，人们无视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人的真正需要，只专注于去满足占有物的无限的欲望。比如，有些人购买商品或服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而只是为了显示自身的身份地位、炫耀财富，专注于去满足无限占有。甚至认为对物的占有就等于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拥有。贪婪的欲望，随着物质产品的不断获得而愈发膨胀，异化了的消费目的永远不会被满足。

消费心理的异化。消费心理的异化表现为，消费者本应进行某种消费，但因为一些原因放弃原来的消费意愿，不得不违背自身意愿进行消费。消费心理的异化，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许多无奈的消费、被迫消费等表现出来。个人的消费本应根据自身的需要、经济条件等因素进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为了“面子”、为了满足虚荣，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有时，我们不愿去消费，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消费时，违背真实意愿的消费也是一种异化的消费。

消费者身份的异化。消费主体有个人、群体、社会、国家等，主体的身份异化即为消费中主体身份由此种异化为另一种。消费身份的异化在社会生活中也经常出现，本应以个人身份进行的消费却异化为以群体、社会、甚至国家的身份的消费，本以社会、国家名义的消费异化为个人的消费。

消费中，消费对象也会因为种种因素发生异化，转向其本身的对立面，转向主体的对立面。

消费对象因自身因素发生的异化，主要指在主体的消费中客体因为自身的原因背离了自身。比如，主体为了生活需要购买了某种商品，但此商品因与其自身所应具有的质量、性能等不符，结果并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甚至对主体造成伤害。如，消费者误买了劣质电器商品，本以为能方便生活，殊不知却带来了安全隐患，甚至威胁生命安全。服务消费也会出现异化，最近曝光的“天价药费”事件，虽是个别现象，但也说明了消费客体的异化对消费主体的伤害是不可小觑的。

消费对象因消费者因素发生的异化，主要指在主体的消费中客体因为主体的原因发生了背离。比如，主体购买了某种商品，但因为自身知识水平较低、能力欠缺等因素不能使用商品满足需要，此商品对于这个主体而言不能发挥出使用价值而沦为毫无价值的东西。如，某商品被主体当做与其自身主要功能几乎没有关系的物品使用，对于主体来说，客体的主要功能发生了异化。

消费客体的异化还可能因其它因素而发生，如消费环境。这里的消费环境主要指除了主客体外的影响消费的客观因素。如某种消费行为受环境的制约性很强，如天气条件、时间限制、地点限制等，当环境因素发生不可意外变化时，消费客体往往也就失去了作为客体的意义。

消费对象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消费行为的本义也就在于实现需要，但异化了的消费行为违背了消费行为的初衷，损害了消费主体、客体及环境等。

从个体消费行为看，在“我买故我在”的影响下，异化的消费行为表现为超越自身条件和能力的消费、过度的消费、无节制的消费、恣意的消费等等，造成了财富的大量浪费、资源的大量损耗、主体健康安全的损害等等。

从人与自然的角度看，主体的消费行为本应是可持续的、是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但某些消费行为却异化成对自然无尽地消耗、无情地攫取、疯狂地掠夺。当前不少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就可以折射出人类消费行为异化的苦果。

消费环境方面的异化，指消费环境由本应有利于主体的消费，异化为不利于、甚至有害于主体的消费。根据造成消费环境异化的因素的不同，消费环境的异化表现为自然因素造成的异化和人为因素造成的异化。自然因素造成的消费环境的异化，多表现为因主体意志以外的、难以预测的、不可抗拒的等原因造成的异化，如台风、海啸、暴雪、地震等造成了人们消费水平、消费能力的急剧下降，甚至财产安全、生命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　人为因素造成的消费环境的异化在社会生活表现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尤其以大众传媒最为突出。大众传媒本应正确地引导人们科学消费、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等，但是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某些大众传媒广告在引导消费方面，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通过广告轰炸刺激人们进行不必要的消费。这样的事实，可以通过超市里大量的例子得到证明：在某商场超市降价信息的诱导下，某些人几近疯狂地买回一堆毫无用处的商品，虽然事后回想起来后悔不跌，但是下次又会因促销信息的诱导而再次疯狂的潇洒。在人为因素造成的消费环境异化中，除了软环境异化外，硬环境也发生着异化。许多消费场所在硬件设施方面存在安全隐患，一旦发生事故，消费场所立刻转变为灾难帮凶；有的消费场所升级硬件设施本无可厚非，但却在没有相应提高服务水平，没有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却无形中增加了消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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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本人并未就消费异化做过专门论述,在他的著作中,对消费的讨论总是和资本主义生产联系在一起｡尽管如此,马克思提出的两个概念,一个是哲学上的“异化劳动”的概念,一个是经济学上的“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可以为我们进行消费异化的研究提供某种借鉴和依据｡

在哲学上,“异化”的概念是以主客体关系为基础的,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主客体辩证统一的观点｡根据这一理论,在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中,一方面,人通过生产劳动改造自然,使之适应于自身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这一过程,人不仅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且在改变自然的同时改变着自身｡从这一观点来看,消费不仅仅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使用和消耗过程,还是社会主体的一种再生产形式,人的本质､人的需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它创造的对象化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随着人创造的“自然”变得越来越丰富,人自身的主体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次提出的“商品拜物教”,其实是“异化”的又一种形式,它使由人创造的价值以一种自然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拜物教”容易使人们错误地把社会的外观误认为是社会的现实和本质,错误地把市场､商品､消费､量化的生活标准等同于自己真正的物质利益,从而容易导致人的本质､人的需要被异化｡因而,在消费活动中,人的所有需要越来越以物来满足,人的主体性越来越受控于物的世界,这就是异化在消费领域中的一种表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较早对消费异化进行了界定｡他们从人性的角度,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进入了富裕社会,但是人被异化的范围更广泛了,已经由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他们认为,消费异化指的是:消费本来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这一功能却被异化了,消费被赋予其他意义｡一方面,它成为人们在劳动中失去自由的一种“补偿”,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行操纵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消费与人的存在展开研究,把消费的本性和功能发生异化作为研究的起点,重点探讨消费异化后消费的意义和人的存在状态｡他们的这种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对于我们进行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消费异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生态学社会主义从人与自然角度对消费异化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消费异化使人把消费当做目的本身,追求一种对自然的无度索取和占有｡这样,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背离了,演变成为消费而消费的病态行为｡正是异化的消费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因此,克服消费异化就成为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有效途径｡虽然生态学社会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法有待商榷,但是他们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对消费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也是值得我国研究者认真学习借鉴的｡在我国,物欲消费造成的资源短缺和对环境的破坏已经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迫切需要研究消费异化是如何造成资源短缺和环境危机的,并就如何克服消费异化提出可行性对策｡

还有一些学者把消费分为满足需要的消费和满足欲求的消费,在此基础上界定消费异化｡他们认为所谓“消费异化”,即是指人们以欲求而不是以基本的生存需要作为消费的出发点,从而导致人在消费活动中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的丧失,使人的本质异化到消费品上的人的物化状态｡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这种永不满足､永无止境的欲求消费便是消费异化｡这种界定实际上预设了一种批判尺度:需要是根植于人本质的基本要求,是有限度的, 合理的消费应该满足人的需要,使人实现自己的本质｡欲求则是无限的,永远也无法满足｡消费异化之所以受到否定,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满足人的需要,而且歪曲和异化了需要,使之成为欲求｡现在的问题是,需要与欲求的关系和作用尚在探讨之中,界定并不清晰,用它作为预设的批判尺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消费异化概念的科学性｡但是,合理的消费应该满足人的正当需要,这是消费的基本功能｡若消费背离了这一基本功能,超出人的正当需要,进而阻碍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则应视为消费异化｡

西方的发达国家较早进入消费社会,消费给这些国家的自然､经济､社会以及人的存在带来的影响也较早地呈现出来｡因此,这些国家对消费的研究,特别是对消费异化的研究要早于中国,在研究的范围､研究的深度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国外的几种消费异化概念尽管各有其不足之处,但笔者以为,不论哪个国家,消费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的发展方面的影响是有共同之处的｡这也是我国进行消费异化研究时应该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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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人均资源拥有情况､现实的生产力状况组成现阶段中国消费的背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和价值追求则构成消费合理与否的依据｡当消费领域中的一些消费现象或消费活动,威胁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威胁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样的消费现象或消费活动就是消费异化｡消费异化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消费主体偏重对消费客体的占有､消耗和使用,导致消费客体继续供消费主体占有､使用和消耗的能力降低,进而消费主体通过消费进行主体再生产的能力也降低,这样,消费主体反而受制于消费客体的发展,消费主体与消费客体的关系不再一致,发生消费异化;另一种是消费主体在消费活动中没有得到发展｡消费主要是消费主体的再生产形式,人的需要､人的能力､人的主体性应该随着消费得到满足或提高｡如果消费领域中的某些消费现象和消费活动不能满足消费主体的再生产,反而使消费主体迷失在消费客体中难以自拔,则这样的消费现象和消费活动也是消费异化｡

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三大形态的划分,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关系表现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由于人的独立性必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人还不能摆脱对物的依赖｡在社会活动中,人会不自觉地受物的驱使､驾驭,并以物来衡量人的价值,结果就极易导致人的消费发生异化｡异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现象并不可怕,正如恩格斯在《十八世纪》中论述的:“人,如果正像他现在接近于要做的那样,要重新回到自身, 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

首先,消费异化的产生与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市场营销策略有着直接的关系。

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人们的需要不仅有了量的增加,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基本型需要发展为享受型需要。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第一,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把现有的消费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以便制造新的需要;第三,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这就导致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加快了生产的步伐,也加快了交换、消费的步伐。二战以后,资本主义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迅猛发展的时期,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等的出现,标志着欧洲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需求和消费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

从作为生产经营者的企业一方来说,随着产品结构、品种的大幅度增加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为了实现利润目标,必然要想尽各种办法不断地创造出消费需要,并且通过一定措施诱导消费者购买和接受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许多企业通过赊购、分期付款等销售手段促使消费者进行超前消费,从而使消费者在广告的诱导下,按营销设计的消费方式进行消费活动。舒适的购物环境,自助式的销售方式,产品的包装与陈列方式以及企业为了获得市场而采取的营销方式,都促进了冲动消费的产生。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受商家重视的“商品美学”,实际上是以促销商品为目的的一种营销手段 。在商品美学的视野中,商品的外观设计、包装、广告等在商品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商品构成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德国学者W·F·豪揭露了当代商品美学是如何为商品拜物教服务的。豪认为,商品美丽的包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为了在运输过程中保护商品,而是它的真正外观,它替代商品的躯体(BODY),首先呈现在潜在的购买者眼前,就像童话中的公主通过霓裳羽衣摇身一变,商品也生产和改变自己的外观,并以这种方式在市场上追逐自己的运气”。非常明显,消费文化是根据商品生产的逻辑而不是人类全面发展的要求来生产个人的需要的。在这种意义上,它已是一种“异化”的文化。

其次,现代化大生产的劳动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消费异化的产生。

按马克思的理解,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不仅使自然人化,也使人自然化。现代社会,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虽然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但人们在工作中失去了任何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成为了装配线上的一个固定零件,工作重复、单调和无思想,创造性、好奇心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此,下班之后,人追求自由的本性驱使人把注意力转向消费领域,试图通过自由地购买商品来使自己的不自由感得以消除,实现自己的创造欲和满足感。消费成了人逃避现实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似乎人是为消费商品而存在的,而不是商品为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这样,人与商品的关系完全颠倒了。“我买故我在”。许多人在对商品的消费中享受人生的乐趣,寻找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就人们在消费过程的购物体验而言,“对于某些人在某些时候来说是狂喜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最有钱的,也是最有能力获得的人来说I但对于许多人在许多时候,它却是折磨人的、累人的、使人受挫的。”

第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日渐盛行对消费异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消费异化与异化的消费观念的传播与盛行有极大的关系。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同时也在向不发达国家蔓延的一种文化态度、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享乐主义伦理观将物质性或生理性的需要与欲望的满足视作是人生的幸福,因此,极端地追求物质的满足。消费主义的文化态度则把消费的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以及日益增长的服务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并将消费品的数量和质量视为较高生活质量的标志,甚至是公民对国家和经济繁荣的贡献和责任。民意测验表明:在世界经济强国美国和日本,人们正以消费物品的数量来衡量人的成功,并且这种状况继续呈上涨的势头。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19世纪时,资本主义文明还是“文化、性格结构和经济充满单一的价值体系”,到20世纪时,“这一切都被资本主义自己所破坏了。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它热情地鼓励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而破坏了新教道德”。此处的“新教道德”是美国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强调的勤奋、节制和努力工作的严肃的人生态度。

为了扩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就必须刺激消费;而刺激消费,就需要摈弃禁欲苦行的新教伦理,将追求无穷无尽享乐的奢侈观念作为扩大生产的精神动力。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这两项支持着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的准则,早已被高消费经济侵蚀蛀空了。我国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由于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发展模式,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派生的消费方式的影响。西风东渐,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且被压抑多时的“及时享乐”的病态文化心理又得以重新萌蘖。把毫无节制的消费、挥霍无度的物质享受和追求无止境的消遣当做人生的最大意义和幸福美景。时下,高消费的价值观念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已为许多年轻人所轻松接受。

以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网络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传播功能发生了异化,其实事求是的基本功能越来越淡化,更多地成为企业获取利润的手段和传播消费文化的载体。大众传播媒介利用电影、流行歌曲等娱乐业的文化产品传播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甚至思维方式,广告则进一步制造人们的消费目标,使人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消费文化灌输的价值体系,甚至对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怀疑和动摇。广告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它潜移默化地强加给人们某种观念或者某种生活方式,并以此来检验我们是否“时尚”。其实,这种生活方式或时尚是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

广告以其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的生产,对于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铺天盖地的广告进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大量广告符号的包围中,普通大众逐渐丧失了理性,失去了判断和求真能力,盲目从众,人云亦云,人有我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消费者固然对商品有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但是在太多的选择下,人们宁愿相信终日耳闻目睹的商品,而对另一些不见经传的物品抱有怀疑态度。“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的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妇女杂志、家庭指南等上的广告,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最初的变革主要在举止、衣着、趣尚和饮食方面,但或迟或早它将在更根本的方面产生影响:如家庭权威的结构,儿童和青年怎样作为社会上的独立消费者,道德观的型式,以及成就在社会上的种种含义。

消费异化是一种物化的文化形态,它造成了人们对物质的极端尊崇和全社会的奢靡浪费之风,导致了人的价值取向的错位,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西方消费社会中人的物化和异化现象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振聋发聩的批判。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人们陶醉于经济繁荣的景象之下,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追求时尚,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所恨的东西,许多人沉浸在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之中,没有了对精神完善的追求和终极关怀。另外,过去,美好的生活只属于帝王、贵族和那些控制土地、资源和特权的少数者。而在今天,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追求“美好的生活”。“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沉溺于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的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卡迪拉克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个制度的需要和满足。”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阶级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上的这种共同化或一体化使得人们被消费所操纵而丧失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能力。所以马尔库塞一针见血地指出,发达工业文明的人们,是完全受物质欲望支配的单向度的人,是地位提高了的消费物品奴隶。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在消费文化的浸淫下,许多人形成了新的“商品拜物教”,把毫无节制的消费、挥霍无度的物质享受和追求无止境的消遣当作人生的最大意义和幸福美景。如此“消费文化”的泛滥,不仅使人改变着长期积累下来的高尚道德价值观念,更使许多人把消费水平当作衡量人的贵与贱、荣与辱的价值尺度。近来,晋代石崇与王恺夸豪斗富的闹剧又有了现代版。据报载,西安一富豪在某酒店享用的一桌“满汉全席”,价格竟高达10万元。北京某商场标价8万元的“水床”,也有人问津。如果说20世纪初,夸示性消费还仅仅存在于社会的上层阶级中间,那么今天,在让·鲍德里亚看来,夸示性消费已经构成了社会所有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和纽带。他在《消费社会》中写道:“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今天的中国,夸示性消费之风在城市煽动力更强,引发的短时效应也更显著。好多人专消费价额不菲的高档、名牌产品,追求时尚消费。这种夸耀财富的消费习惯一旦风行,就会控制习俗,成为公认的体面标准,然后,就会成为下一股消费潮流的起点,使全社会的奢侈浪费之风愈来愈盛。另外,现实生活当中人们司空见惯的一次性消费、产品的过度包装等现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地球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遗憾的是,就在人们尽情地享受着极端繁荣的物质生活的同时,许多人却并不感到更加快乐,反而时常觉得空虚、烦恼、孤独和迷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活在21世纪初的人比上个世纪他们的祖辈生活富裕几倍,但人们并未感到快乐几倍。弗洛姆认为,同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西方社会虽然在物质上更加繁荣,但人却陷入了困境。亚伯拉罕·马斯洛通过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满足于对金钱、物的无度追求,不仅不会带来真正的快乐,而且是导致神经症的重要原因。反之,对尊重、自我实现等)高级的精神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导致更伟大、更坚强以及更真实的个性”。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消费主义文化及其衍生的消费异化现象是一种有悖于人类传统文化的、带有负面价值的文化形态。它的存在已经对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较大的消极作用。消费文化原本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现在却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感到憋闷并束缚着人们的发展。经过冷静的审慎和反思,人们发现,是像空气一样包围自己的文化发生了异化。所以,如何突破这异化的文化,由异化的消费模式走向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已经成为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E．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新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始终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基础，致力于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立一种人道主义伦理学(humanistic ethics)．促成一个健全社会(the sane society)，从而实现人的充分发展，达致人的真正幸福。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只是病态的社会，它使人性极端异化。尤其是在消费领域中异化状况最为严重，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异化的集合点。他对消费异化的非人道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明确提出人道主义消费原则并大力倡导健康而人道的消费方式。其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实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建构社会主义消费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针对当代西方伦理学相对主义的主导趋势，弗洛姆主张规范的人道主义伦理学。他认为，正确的伦理规范只能由理性构成，人能够依靠理性正确辨别和评价价值判断。但是，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懂得人性。他的规范“人道主义伦理学是建立在理论‘人学’之上的‘生活艺术’的应用科学”。他批判过去在人性问题上否认存在着一般的人性，从而把一切价值判断都归结为个人的趣味问题的主观相对主义观点，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它们是确定道德规范的基础和前提。作为一名伦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医生，他坚持理论研究和经验观察相结合，在综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层次的总体人性论。

1．人类具有“自我保存的需求”和“生存的需求”，后者是人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弗洛姆指出，根植于人的生理组织的“自我保存的需求”(吃、喝、睡等)是人类最原始的、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予以满足。然而，“这些本能需要的满足并不使人感到幸福，也不足于使人变得健全……”，人类还有“生存的需要”。它们产生于人类特殊的生存处境，即人类生存固有的矛盾(他称之为“生存的两歧”)：生与死、人的潜能实现与生命的短暂以及个人化与孤独感之间的矛盾。人类为了克服这些矛盾，就产生了关联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寻根的需要、认同的需要和定向的需要。而每种需要的满足又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如关联的需要可以表现为爱与自恋，超越的需要表现为创造性或破坏性，等等。在这些生存需要中，最主要的是超越和关联的需要。这些生存需要就是弗洛姆找到的人的真正的自我，即人的本性特征，它们构成为人的心理冲动 (内驱力)，是人性的最重要部分。

2．人性是一种潜能、创造性和理性。弗洛姆认为，人的存在是内在潜力的某种既定的总体性。每个人都“具有人的全部潜能，人类的使命就是去实现这些潜能”。潜能的充分发挥是每个人的生命和全部人类历史的真谛。其次，人性也是一种创造性(生产性)。“生产性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生产性意味着他把自己当作一个他之力量的化身、一个‘行动者’而加以体验；他感到自己与他的力量溶为一体，同时这种力量并没有受到阻碍而与他相异化。”生产性取向也是自由、美德及幸福的基础。另外，理性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性是人以思想把握世界的能力，具有双重意义：正是由于理性，人才割断了与自然界的天然联系，产生了所谓的生存的矛盾；而理性又是人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

3．对自由、幸福的欲求是人的天性。弗洛姆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追求自由是个体成长发育的内在需求。自由不是摆脱一切指导原则，而是根据人存在的法则去认识人的潜力、实现人的真正本质。它不是抽象的、先验的，而是体现于人的历史之中，并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体现出来。一方面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自由是创造的前提；另一方面自由又是人的创造活动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本质(自由)力量对象化，通过劳动和实践来达到对外部世界的改造，从而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另外，他讨论了幸福的欲求。他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和心理欲望。生理需要是有限的，受生理条件的限制；心理欲望是无止境的，因为它试图克服内心的空虚和无聊、孤独和抑郁，而这些都不是可以通过满足欲望来消除的。在此基础上，他把快乐分为解除生理紧张和解除心理(精神)紧张所带来的感受两种。前者如饮食、男女等生理需要的满足，后者如对名誉的渴望、支配、嫉妒、猜疑、喝酒等心理需要的满足。第一类快乐是真正的满足，是正常的，也是幸福的条件；而第二类快乐最终只是需要的暂时缓减，是“不合理的快乐”，也是本质上不幸福的表现。因为“幸福象征着人找到了存在问题的答案：生产性地实现他的潜能，因此，他既与世界同为一体，但同时却又保持着他自身的人格完整性。”

4．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模式。弗洛姆力图把对普遍的人性研究导向社会性。他指出，人虽有相同的生存处境和共同的心理需要，但他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为满足这些需要所采取的方式却各不相同。方式的不同直接反映了性格结构的区别。性格结构有个人性格和社会性格的区分。个人性格指一个人的全部行为特性，它们的形成取决于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家庭社会的影响。社会性格是指大多数社会成员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是从共有的生活方式和基本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社会因素，能够造成各种符合该社会经济制度要求的个人行为，从而使个人对社会的行为模式不再有自觉意识，使社会经济制度能够生存下去。他把社会性格分为“非生产性性格”和“生产性性格”。非生产性性格是一种内在潜能未获得完全发展的性格类型，包括接受型、剥削型、囤积型、市场型和恋尸型等五种心理定向。生产性性格则是一种创造性，具有生产性性格的人把培育和发展自己的所有潜能作为唯一的目标，使自己所有的其他活动都从属于这一目标，因而“生产性所创造的最重要的对象是人自己”。生产性性格的充分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目的—，也是人道主义伦理学的理想。

二

基于以上观点，弗洛姆提出，如果一个人按照人性的特性和规律去充分发展，他就可以达到精神的健康；如果一个社会以符合人性的、满足真正的个人需要为基准，它就是健全的社会。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不健全的社会，它以病态的人为代价来换取健康经济为基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人性异化”。他认为，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主要是人作为与客体相分离的主体被动地体验世界和他自身。在这种体验中，个人感觉不到自己是活动的主体和行动的创造者，而是其奴仆。虽然异化是人类社会的现象，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几乎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消费领域中，异化情况最为严重。消费原本是满足人们需要和达到幸福的手段，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片面强调物质消费，消费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这种消费异化是同人道主义的要求完全不相容的，他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1．消费异化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最终导致了人性(自我)的毁灭。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行为是由道德规范所决定的。然而，到了18世纪，资本主义实现了一场彻底的演变，把经济行为与伦理以及人的价值观念分离开来。经济活动被视为一个完全独立于人的需求及人的意志的自主的整体。经济体系的发展不再受到什么对人类有益这个问题的限制，而是由什么对体系自身的进展有益这个问题所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要求不断地发展生产，因而必须不断地扩大消费。它动用一切宣传机器不择手段地来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而“所有这些手段从根本上说都是不道德的”。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即使富裕的人也会感到贫困”。资本主义使人变成了消费的工具。更严重的是，人们购买消费品，不是为了使用或享受而只是为了占有它们，因为占有可以标明他的社会地位，为他博取名望。这种消费方式使人们对消费永不满足，如饥似渴，从而产生了以商品作为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对于天堂的解释“就是一个像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商场，里边摆满了许多新产品和新玩意，而且他有充足的钱来购买这些东西”。然而，这种无止境的“消费的渴望却已失掉了和人真正需要的联系”，只是“人为制造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对这些虚假的需要和欲望的无限制满足导致了人的精神麻木，最后导致了自我的毁灭。因此，他说：如果19世纪的时代表征如尼采所说是上帝死了，那么 20世纪的时代表征则是人死了。

2．消费异化生产出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和自由的“被动人格”。弗洛姆认为，现时代，一个幽灵正在我们中间徘徊，然而，只有少数人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个幽灵就是：“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它服从计算机的命令，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自身被转变为整个机器的一部分，尽管他吃：得好，娱乐得好，然而他却是被动的，缺乏活力和感情的。”他“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这就是消费异化产生的“被，动的人格”。这种人的内心是虚空的，他被购买更多、更好、更新的东西的可能性所迷惑，不由自主地要吃、要买、要拥有和使用更多的东西。只有通过不断地消费，那些空虚、瘫痪和无力的感觉暂时离开，他才会感到自己还是个活人。“被动的人格”不仅体现在他购买消费品时是被动的，而且在闲暇时间里他也是不自由的、异化的消费者。他“消费”球赛、电影、报刊、书籍、演讲、自然景色以及社会的集会活动，就像他用异化和抽象化的方式去消费他买来的商品一样。他分析了消费异化产生被动人格的深刻原因：一方面是匿名权威即利润、经济需要和市场的支配作用。人们在它的支配下，失去了自我意识、主动性、创造性和自由，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力求达到与他人一致。一致性的行为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道德：适应他人就是美德，反之就是罪恶。另一方面是技术宗教的盛行。现代人放弃了偶像崇拜，皈依于“技术的宗教”。这种宗教的主要内容是梦想满足无休止的需要。它使人相信：只要继续行进在技术进步的大道上，就没有不能实现的愿望；满足欲望将指日可待。技术取代了自然的母亲，人们在她的看护下，就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永远张开嘴吸吮给予他的一切。它使人们变得懒惰、消极和被动，乐于食来张口、衣来伸手。

3.消费异化造成奢侈浪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建筑在高生产与高消费的基础上，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倾向。浪费倾向不仅导致了经济上的严重损失，而且对人的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它“使消费者不尊重劳动和人创造的成果，使消费者忘记了在他自己的国家和更贫穷的国家中还有许多衣食不济的人，他所浪费的东西对这些人就可能是最珍贵的东西；总之，浪费的习惯表明，我们幼稚地无视人类生活的现实，无视人类生存所必须的经济斗争。”他认为，奢侈就是一种浪费。人类对奢侈或丰富的选择，对好的、坏的富足的选择，直接决定着人类的前途。他赞同马克思等思想家的看法：奢侈和贫穷一样都是巨大的负担，甚至奢侈比贫穷更可怕(奢侈是指多余的富足)，这种奢侈最终将导致贫穷与痛苦。

4．消费异化扭曲了人们的幸福观，造成人的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弗洛姆认为，工业社会中的人普遍相信：生产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消费是无止境的，技术可以使人无所不能，科学可以使人无所不知；人的“幸福就是消费更新和更好的商品，饮下音乐、电影、娱乐、性欲、酒和香烟。”因此，人们贪婪地消费一切，吞食一切；任何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成了消费的对象。然而，消费者的天堂并没有给予它所允诺的快乐，无限制地满足人们所有的愿望并没有带来欢乐和极大的享乐，而且也不会使人生活得幸福(well- being)。究其原因，“除了工业制度内部的经济矛盾之外，还在于这一制度两个重要的心理上的前提”：其一是极端享乐主义。它认为生活的目的是幸福，而幸福就是最大限度地随心所欲、满足一个人所能具有的全部愿望或主观需求。然而理论和事实都证明，极端享乐主义不符合人的本性，更不是通向“美好生活”的正确途径。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又回到极端享乐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去了。人们信奉的口号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然而，这些享乐只是“给我们的神经不同程度的刺激，不会使人的内心充满快乐。一种没有快乐的生活又迫使人去追求新的、越来越富有刺激的享乐”。如此恶性循环，我们永远都是失望者。其二是利己主义。这是工业制度为了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必须鼓励的性格特征，也是当前人们所奉行的伦理道德的主要支柱。现代人以利己主义的方式在尽情享乐，然而利己主义同样被证明是错误的。奉行利己主义的人希望把一切都据为已有；占有就是他生活的目的。他永远不会满意，因为他的愿望和要求是无止境的。弗洛姆认为，利己主义的性格特征并不是自然的本能，也不是工业社会形成的原因，而是其产物。它只是给人带来无限痛苦的地狱，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满足。

中国现阶段存在的消费异化现象

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经济领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个人财产的存在｡这样,分工､交换和个人财产依然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我国存在异化现象出现的条件｡此外,自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异化消费观念也随之而来,加上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固有的消费观念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越来越缺少约束力,而新的科学的消费观念还没有真正形成｡由于以上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消费领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这些现象正在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2005年4月4日的《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我们应该买多大的房子》｡文章说:“这些年,我国有一个不好的风气,那就是房子一定要买得很大,动辄就要100平方米以上,而像日本,他们的居民很多住50平方米~70平方米的房子｡香港的房子,60平方米以下的占70%,9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只占10%｡如果我国居民大部分购买7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则不仅可以对我国城市节约土地资源作出宝贵贡献,更可有效遏制国内房价上涨｡”关于我国的土地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的情况,《中国国策报告2005》给出了数字,近七年来全国耕地减少1亿亩｡如果照此速度,再过20年我国人均耕地占有将低于联合国规定的0.53亩的警戒线｡也就是说,再过20年,中国人能不能靠自己的土地种植粮食养活自己将成为一大问题,当下的消费让国人的生存面临考验｡

2005年12月6日的新华每日电讯报道,目前,中国汽车约3 000万辆,年耗油约8 000万吨,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汽油年产量的80%,柴油年产量的20%被汽车消耗掉｡近两年的油荒与汽车的激增有很大关系,2003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在2003年的前十个月内,石油进口量跳跃了接近3倍｡预估2020年,我国每年将需要约6亿吨的石油,超过其本身产出量的3倍之多｡汽车消费的激增不仅导致石油的紧缺,还导致与汽车消费有关的其他资源的紧缺,比如煤炭､钢材､土地等｡按照我国的人口数量､土地资源､石油资源､煤炭资源等现状,在没有对汽车消费做统筹规划的情况下,不宜一味刺激汽车消费,特别是私人小汽车消费｡

2005年6月1日的《光明日报》的光明论坛报道了商品过度包装的问题｡文章指出,商品过度包装涉及许多问题｡比如环境问题,据统计,北京市每年产生的近300万吨垃圾中,各种商品的包装物约为83万吨,其中6万吨为可减少的过度包装物｡而当前我国所有商品包装所用的塑料制品,需要200年以上才能被土壤吸收｡如资源浪费问题,据统计,全国每年平均生产衬衫12亿件,包装盒用纸量达24万吨,相当于砍掉了168万棵碗口粗的树｡《中国国策报告2005》也对固体废弃物及森林资源的情况作了报道,目前我国固体废弃物堆存量已近60亿吨,不仅占地5万多平方公里,还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每年固体废弃物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可利用而又未利用的废物资源价值约300亿元｡我国的森林资源不断减少,按目前的消耗水平,再过7—8年就将消耗殆尽｡

2005年6月30日的《社会科学报》时评《中国何以要挽救奢侈品产业》,文章说,中国可能会挽救世界的奢侈消费品产业,因为中国成了奢侈品的主要购买国｡在2008年之前,中国游客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将每年增加20%,从2008到2015年,将每年增加10%｡到2010年,中国可能会消费近20%的奢侈品｡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数量将在十年内赶上日本｡十年后,中国的GDP和人均国民收入能否赶上日本姑且不论,而奢侈品消费数量却极有可能先赶上日本,成为奢侈品消费大国｡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这都是不正常的｡

从以上消费现象可以看出,我国的消费领域出现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些大众消费活动表现得不够理性,它们一方面严重消耗着有限的资源,另一方面也破坏了生态环境,是造成我国目前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一些消费现象呈现出不正常状态,比如奢侈消费｡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少部分人的奢侈消费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但远远脱离中国国情的奢侈消费是不正常的,因为消费不仅仅是个人问题,更是自然､经济和社会问题,最终有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当前我国消费领域中的这些问题正在威胁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存及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消费领域中存在着消费异化现象｡

马克思在继承和发展德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将异化概念应用到政治领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从人本主义的视角阐述了异化和异化劳动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要扬弃人的本质的异化，就要用自由自觉的劳动来代替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从而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这是马克思在生产型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对“异化”的时代界定。

“消费异化”是指在消费主义思想体系下，人们以欲求而不是以基本的生存需要作为消费的出发点，从而导致人在消费活动中主体地位和理性精神的丧失，导致消费与“需要”和“使用价值”渐渐背离，使人的本质异化到消费品上的人的物化状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居住条件成了城镇居民的普遍消费追求。但由于我国人多地少，住房消费应立足于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目的，住房消费既要保障人民的正当的住房消费需求，又不致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但是目前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贫富分化愈来愈大，这为我国住房消费异化提供了现实的社会基础。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难，以及新贵阶层对豪宅的狂热追求等现象，都说明我国住房消费已出现异化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

我国城镇住房消费的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住房市场的供给结构不合理，市场供应的高价位的商品房比重过高，经济适用房供应严重不足。这种消费现象反映出我国住房市场已不是主要为了满足人们的居住需要，而是以满足少数人的高消费心理欲求为目的的异化消费。二是房价长期虚高不下，严重背离市场的价值规律，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的增长，以致人们抱怨“中国是美国的房价，非洲的工资”。住房消费异化的结果必然是人的“精神家园”逐渐丧失，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逐渐异化，影响我国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2.1 人与自然

住房消费异化破坏了我们的生态家园。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对豪宅大宅的高消费追求，不仅不适应初级阶段的国情，而且必然会过度消耗我们有限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加重我国的生态危机，影响我国今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要求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消费行为，今后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加快发展，人与地的矛盾将会进一步加剧，人们必须克制自己对豪宅大宅的“异化”消费欲望，回归以满足人的基本居住为主的“需求”消费，才能保护好我们的生态家园，使我们的经济社会能够健康持续地发展下去。

2.2 人与他人、社会与自我

住房消费异化导致主体间的关系逐渐异化。第一，从人的理性层面看，主体逐渐被外物所控制奴役而失去了人的消费理性。我国住房市场的结构问题暴露出，目前的市场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某种对高价位房的心理需求为主的住房消费模式，资本左右了人们的消费行为。有钱人对豪宅大宅的追求，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在人前夸耀的虚荣心，豪宅大宅成了他们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他们把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作为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很多中低收入阶层的人，在开发商的诱人广告的驱使下，也加入了对豪宅的盲目追逐中，为了人前显耀而借贷，沦为人前显耀人后受罪的“房奴”，在住房消费中迷失了自我。

第二，从人的感情、认知等非理性层面看，住房消费异化使人与人之间感情冷漠、人际关系虚伪化、人的心理病态化。住房消费异化使人们沉浸在对物的崇拜中：消费者把豪宅看成了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顶礼膜拜；开发商把利润看成生产的唯一目的，对利润很少但可满足普通民众基本居住需求的低价房毫无兴趣，金钱成为他们的最高追求。人们无心去构建人与人之间最美好、最真实的情感，邻里间“鸡犬之声相闻而互无往来”已成为城市居民小区的独特人文景观，人际关系被城市林立的钢筋水泥建筑所隔断，变得冷漠、疏远、虚伪、功利。

第三，从社会层面看，住房消费异化导致了社会人文环境的恶化。首先消费异化使一部分人可挥金如土，有钱买大房阔房，过多消耗了社会的有限资源，而另一部分人则挣扎在温饱线上，连基本的居住问题都难于解决，这不仅激化了由于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而且造成了资源消费的代内和代际的不公平，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其次是开发商、炒房族对利润的狂热追求，必然助长功利主义、拜金主义，而人们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的形成，必然进一步侵蚀社会的道德肌体推动消费异化现象的不断扩张，二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2.3 人与自身：消费异化使人迷失了自我

消费异化使人在对物的过分崇拜、高度依赖中丧失了自我。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不断追逐利润的本性，要求社会利用各种方式去诱发人们的物质需求，把大量虚假的物质需求强加于人。在大众媒介的诱导之下，在跟随社会的潮流中消费者完全迷失了自我。

面对消费异化的现实，我们既不能持消费悲观主义态度，因消费异化忽视消费在人们生产、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又不能持盲目乐观态度，放弃对消费异化的人文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认为，人应该是劳动者和占有者、生产者和享用者的统一。人应该既会创造，又会享受；既会生产，又会消费，即人是能自由、合理、科学地支配财富的完整的全面的人。所以，提倡合理消费，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价值提升，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对于住房消费，必须根据我国的人多地少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

首先我国的住房消费模式应该是以满足人的基本居住需要为主的消费模式。这是因为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克服目前住房消费中的异化趋势，树立可持续的、人本的消费观。如果我们抛弃对资源环境、对他人、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最终必将危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性、稳定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实施可持续的、人本的消费观，既要防止代内消费不公，又要防止代际消费不公。这就要求我们的住房消费必须面对我国人多地少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适度消费，克服住房建设中贪大求阔结构不合理的异化发展趋势，关心大众利益，转变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经营理念。可持续消费的基本原则是：以人的基本需要为出发点、以人的健康和全面发展为目标，避免有害于人的健康和全面发展的消费模式。这个原则要求，逐步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把人的消费控制在自然环境和资源所能承载的范围之内，决不能以牺牲环境、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来满足当代人一时的消费需要。

其次我国的住房消费应该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消费模式。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营造促进扬弃消费异化的大环境。一个和谐社会，其消费结构也应当是合理的，和谐社会的消费应当是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和扬弃，应当体现出市场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精神。因此，我国的住房消费模式必然是关心普通民众的消费模式，而不是目前的以满足富裕阶层为主的，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忽视中低收入阶层利益的住房消费模式，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必须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利用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手段，引导住房消费走向合理化。

因此在今后住房消费结构的调整上，应该体现出尊重生态价值、积极协调人与人、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矛盾，将欲望消费、奢侈消费等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层面，建立起符合国情、民情的消费结构。所以，我们应当在认真研究现阶段住房消费问题的基础上，从实际情况出发，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道德的手段，引导人们的合理消费观念，规范人们的消费行为，使住房消费结构向科学化、合理化方向逐渐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