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生忠

慕生忠1910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寇家塬镇慕家塬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上中学时，受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的影响投身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拉起了一支杀恶除奸的游击队。为此，反动派杀了他一家包括父母在内的四口人。慕生忠发誓报仇，于是化名艾拯民，亲手砍掉过不少反动恶霸的脑袋。刘志丹夸他大胆，因而不少人叫他“艾大胆”。后来他带领游击队曾东渡黄河，活动于晋西吕梁地区等20多个县，阎锡山曾贴出布告，悬赏1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慕生忠率领自己的队伍去吴起迎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以后他曾任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山陕特委军事部长、晋绥九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一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等职。

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以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十八军从西南方向一面修路一面向西藏进军时，西北军区也组成了以范明为司令员、慕生忠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

这是慕生忠第一次进藏。他们选择从西南方向，也就是从青海香日德向南，走到巴颜喀拉山下的黄河源。这条道路有丰富的水系，但到处都是烂泥滩，一脚下去就拔不出来。据慕生忠后来的回忆，第一次进藏他们第一天就损失了20多人，骡马损失了几百匹，加上有些骡马啃吃了有毒的草，中毒死亡近千匹。

当年十一月底，这支部队终于到达拉萨，但慕生忠却没有多少喜悦，他们损失的不光是近四个月时间，还有许多人员和三分之二的牲口。

进藏后，范明担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慕生忠担任工委组织部长。他们协助中央代表张经武及张国华、谭冠三等，一起领导着和平解放不久的西藏的党政工作。

这时，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供应。两路进藏部队共约3万人，每天仅粮食就要消耗四、五万公斤。而中央对进藏部队有明确规定：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用牲口驮运的粮食连塞牙缝都不够。极度紧张的供应状况很快出现，最困难时，每人每天4两面都难以保证，而市场上1个银元只能买作为燃料的八斤牛粪，1斤银子只能买到一斤面！

为了援救饥饿中的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1953年，中央政府委托西北局组建了西藏运输总队，征购全国各地的骆驼，向西藏赶运粮食，慕生忠兼任运输总队政治委员。

1953年春夏之际，从陕、甘、宁、青及内蒙等地征购的2.8万峰骆驼连同雇佣的牵骆驼的民工1000多人，集合在了运输总队的大本营香日德。

为了避免再次陷入黄河源沼泽地，运输总队对这次进藏的路线重新作了选择。

1953年5月的一个晚上，慕生忠听运量队员说，从香日德向西约600多里，有个名叫“郭里峁”或“格里峁”的平川，旁边还有一条南北向小河。沿那河往南，就能沿雪山边缘，越过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黑河（那曲）去拉萨。那天晚上，慕生忠一直在心里念叨着：“郭里峁”是什么意思？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一醒来，慕生忠就吩咐部下找来一张马步芳时期留下的地图，在上面找了又找，终于找到了“噶尔穆”三个字和一个小黑点。他心里想，“噶尔穆”会不会就是“郭里峁”？他叫人去问周围的牧民，回来的人兴奋的冲着他喊，“噶尔穆”是蒙古语名字，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而且，那张地图上还标示出从香日德通往噶尔穆的一条公路，也就是说，马步芳以前在这里修过公路。

这个发现使慕生忠极为兴奋，他立即命助手张震寰和赵建忠带了一个小分队，拉着几峰骆驼，去找这个叫“噶尔穆”的地方，小分队一路走走停停，见人就问：“这是不是噶尔穆？”一天傍晚，他们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看见一片芦苇，许多黄羊和野马在追逐着。张振寰立即派人回去告诉慕生忠，但一点都不能肯定这就是“噶尔穆”。

慕生忠领着大队赶到，大家聚拢在一起争论，这里到底是不是那个“噶尔穆”。慕生忠开始一言不发，后来就说来句：“帐篷驻在哪儿，哪儿就是噶尔穆”。然后转身走了。第二天，队员们醒来的时候，看到一块牌子插在帐篷旁边，上面写着三个大字——“噶尔穆”。

这个由6顶帐篷划定的“噶尔穆”，就是后来的进藏大本营——格尔木市的雏形。1953年10月，西藏运输总队格尔木站正式成立，驻站的十多名工作人员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格尔木人。

新的进藏路线选定后，运输队不用再走沼泽地，但是，被称为生命禁区的连绵雪原却给习惯于吃高草的骆驼带来极大的灾难。雪地无高草，自带的草料不几天就吃完了，身躯高大的骆驼不得不弯下脖子去啃地皮上的草根，很快，一个个瘦成了骨头架子，随即淌着伤心的泪滴倒在了路旁。他们驮运的粮食开始是加在其它骆驼身上，最后，骆驼越死越多，宝贵的粮食只好被抛弃在路边。

再次进藏的艰难经历终于让慕生忠明白，靠原始的运输方式来保障西藏的供给，决非长久之计。于是，他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954年2月，正是北方最冷的季节，慕生忠穿着厚厚的皮大衣，带着被高原风雪磨砺的十分粗糙的皮肤，从青海来到北京，找到了交通部公路局。他向公路局局长自报家门后，便直截了当地提出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的要求，请交通部多少批些钱。

局长一听吃了一惊：“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呀！”

“所以我才来要求的呀。”慕生忠回答。

“你是代表西藏工委来的，还是……”

“不，我代表我个人，我是从青海来的！”

这可让局长犯了难，修青藏铁路，既不是国家安排的，也不是主管领导机关西藏工委要求的，而是工委组织部长兼运输总队政委自己来请求的。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大胆胆子也太大了，难道连这点组织程序都不懂？

这时，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归来，慕生忠立即登门看望，并把修筑青藏公路的设想，给老首长作了汇报。听完汇报，彭德怀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前，抬起手从敦煌一下子划到西藏南部，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临别前，彭德怀要慕生忠写个修路报告，再由他转交给周恩来总理。

几天后，周总理批准了慕生忠的青藏公路修路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拨30万元作为修路经费。随后，彭德怀又安排兰州军区为慕生忠拨出了10名工兵、10辆十轮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等物资。

慕生忠后来在回忆中多次提到这件事，说：“没有彭老总，就没有青藏公路！”

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民工和战士出发了。

筑路队伍在格尔木河畔、昆仑山口、楚玛尔河拉开战场，他们边修路边通车，只用了79天就打通了300公里公路，于1954年7月30日把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

慕生忠立即召集干部会议，做出了继续向前修路的部署。随即，他又一次赶往北京，再次向彭德怀请示下一步工作。这一次，慕生忠满载而归，国家拨给了200万元经费，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

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了风火山，向沱沱河延伸；10月20日，战胜唐古拉，向在海拔5300米的冰封雪岭修筑公路30公里；11月11日，公路修到了藏北重镇黑河。

12月15日，慕生忠率领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台大卡车，跨越当雄草原，穿过羊八井石峡，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市。慕生忠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坐着汽车进拉萨的人。

7个月零4天的时间，25座被切断的雪山，1283公里的高原公路，创造了新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12月25日，康藏、青藏两大公路的通车典礼在拉萨举行。

通车典礼结束后，慕生忠带上他的人马，浩浩荡荡回师格尔木。慕生忠在格尔木宣布，青藏公路已经修好，休假三个月。民工回家后不想来的，可以不来了。几个月过去了，回老家探亲的人们又回到了格尔木，这回已有人携妻带子。问他们为什么又回来，他们说：“自己养的娃儿还是自己亲，舍不得离开青藏公路和格尔木……”于是，望柳庄、十八间窑洞、格尔木农场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平地而起。

1956年，彭德怀来到了格尔木，登上昆仑山口。当他看到千年戈壁滩上栽种了白杨，泛起一片片绿荫，当年野兽出没的荒原，盖起了一排排整齐的房舍，沉寂的处女地上穿梭着满载物资的汽车的时候，开心的慕生忠说：“感谢我们的筑路英雄们为开辟青藏公路付出的辛劳，应该为你们写一本书。”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在如今的“兵城”格尔木，人们对很多关于慕生忠的故事仍然津津乐道。

当年慕生忠从北京筹到30万元的修路款和物资后，兴冲冲的返回格尔木，准备带领运输队的驼工大干一场。可是在驼工中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青藏高原上根本不能劳动，一干重活就会死人。”于是队伍中有的人开始闹逃跑，人心惶惶，慕生忠将这些人召集到一起，说：“青藏高原的确太苦，你们一定要回家，我也不强留。我带着大家来运粮，粮运不过去，你们能走我却不能走。这样吧，大家临走之前，帮我开一天荒，往地里种点儿萝卜籽，我好留下来待命，自己养活自己，行不行啊？”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将近100名驼工来到荒滩上，挥起铁锹开荒。一天下来，开出来整整27亩荒地（后来被称为“27亩园”），所有的驼工都安然无恙。慕生忠又把这些人集合起来说：“谁说青藏高原上不能干重活？大家开了一天荒，这活也不轻嘛。修路就跟开荒差不多，有什么可怕的？”听了这话，再也没人说回家了。

有一天，筑路的驼工们在施工的工地捉到一个小狗熊，大伙便嚷嚷着要把狗熊杀了吃肉。慕生忠看见狗熊长得十分可爱，便把它饲养起来。狗熊长大后一直被圈养在慕生忠锁住的将军楼一侧的门洞中，这里成了格尔木第一个动物园。

在格尔木市文化馆，珍藏着一盘驼工们讲述筑路过程的录音磁带。据驼工们讲，慕生忠在整个修路过程中，与他们同吃同住，甚至还在医疗条件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共同用缝衣针缝合脚后跟上裂口。青藏公路开通后的庆祝仪式上，刚刚从工地上下来的慕生忠没有来得及穿军装，而是穿着一件和驼工们一样的旧棉袄，那幕场景令许多人潸然泪下。

慕生忠性格豪放，幽默乐观，即使在异常艰苦的筑路工地上，他也忘不了写下几首感怀的小诗。有一首《夜宿陶儿久》的诗这样写道：“头枕昆仑肩/脚踏怒江头/零下三十度/夜宿陶儿久/上盖冰雪被/下铺冻土层/熊罴是邻居/仰面看星斗”。

慕生忠被称为“青藏公路之父”，在青藏公路经过的很多地方，当年都是没有名字的，于是，给这些地方起名字便成了慕生忠的“业余爱好”——望柳庄、雪水河、西大滩、不冻泉、五道梁、风火山、开心岭、沱沱河、万丈盐桥……这一个个如今在青藏线上已经耳熟能详的地名，无一不寄托着慕生忠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

慕生忠在彭德怀的支持下修成了青藏公路，但也因为彭德怀而“消失”了20年。1959年庐山会议后，一架飞机把慕生忠送到拉萨，随后又被押解到兰州。他作为“彭德怀的黑干将”受到了批判。

1979年，彭德怀恢复名誉，慕生忠也被解放，此时的他已经是69岁的老人。复出后，他要求给他一个月的假期，去青藏公路看看，1982年5月，慕生忠终于成行。站在昆仑山口，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说：“我死后，你们把我的骨灰撒在昆仑山上，让青藏公路上隆隆的车声伴随着我长眠。”1994年10月19日，慕生忠将军逝世，享年84岁。

2006年7月1日，当与青藏公路比肩而行的青藏铁路向拉萨开出第一列火车的时候，我们不难想象，长眠在昆仑山上的慕生忠老人该会有多么地喜悦和自豪！

美国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慕生忠的眼光看得更远。他知道，要从根本上克服进藏交通的困难，还要靠铁路。1955年10月，慕生忠带领铁道部西北设计分院的4名工程师，开车沿青藏公路进藏，历时3个月，就修建青藏铁路的可行性进行实地调查。1956年，铁道部正式承担修建进藏铁路的前期规划，开始进行青藏铁路勘测设计工作。至此，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出现在国家铁路建设的议程之内。

1958年9月，在兰州到西宁的兰青铁路开工仅四个月之后，青藏铁路西宁到格尔木海拔3700米的关角隧道悄然开工。格尔木到拉萨段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57年底通过了选线方案，1958年开始初测，国务院特意为此批准组建了青藏铁路工程局，慕生忠任局长。

到1960年，青藏铁路格拉段的勘测设计工作进展顺利，部分线下工程已经具备提交施工图纸的条件。但是由于国民经济的困难，1960年6月，青藏铁路工程局被撤销，慕生忠的局长职务自然也不复存在。

慕生忠后来曾对人谈及自己处于逆境中的岁月：

“被迫离开青管局后的20年，我除了一度被贬到八一农场任第五副场长和两度被贬到甘肃交通厅当副厅长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是住‘牛棚’和蜗居家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此期间，我曾打算不计较地位而做点事情，但都因客观方面的原因而一事无成。十年动乱时期，我不敢‘乱说乱动’。每天只做两件事，一是面对墙壁凝神注视一张大地图，在这张图上青藏公路被我用红笔勾画得很粗很粗。我每天看着它，一面在我的卧室兼客厅的十几平米房间里踱步，聊以自慰；二是每天五点起床，爬兰州黄河北岸的白塔山，然后再回家洗漱，开始新一天的蜗居生活。”

没有彭德怀的支持，慕生忠无法修成青藏公路。但也正是因为彭德怀，让慕生忠蒙受了不白之冤，离开了令他魂牵梦萦的青藏公路。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冠以“反党”的“罪名”，罢官闲居。彭德怀的老部下慕生忠也在劫难逃，被打为“彭德怀的黑干将”，“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慕生忠被撤销领导职务，送兰州军区处理，从此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

西藏人民也没有忘记慕生忠。1971年，慕生忠患病住院，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热地闻讯后，专程到兰州探望他。慕生忠终于挺过了劫难。1979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报告中央，建议撤销1959年对慕生忠的处理决定，慕生忠得到平反。平反后，慕生忠先后担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恢复工作后，慕生忠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到青藏公路看看。这里凝聚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1982年5月，72岁的慕生忠终于成行。慕生忠的到来，使整座格尔木城沸腾起来，多少人想看一看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慕生忠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迎的人群：“政委，你还记得我吧？我是二中队的。”“二中队？”慕生忠终于想起了什么，“对，我们还住过同一顶帐篷呢！”当看到昔日洒下汗水的荒原，如今已是　一片欣欣向荣时，慕生忠激动不已：“彭老总若九泉有灵，再来视察一下幸福路该有多好啊！”

1993年8月，83岁高龄的慕生忠不顾家人的再三阻拦，在家属的陪伴下，再次千里迢迢回到格尔木探望。这时，格尔木已经通了火车，慕生忠坐着软卧走进这个已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的青海省第二大城市。看到自己当年愿望已经实现，慕生忠开心地笑了。慕生忠乘坐一辆面包车走遍了他当年战斗过的所有地方。每到这样的地方，他都要下车仔细察看、回忆，告诉同行的人关于昔日的事情。今天格尔木的巨变使他兴奋，留着当年他汗水的遗址使他激动。但是坚强的慕生忠没有流泪，惟有站在将军楼前时，他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却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站了足有10分钟。转身要离开将军楼了，慕生忠留下了这样的话：“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来青藏线了，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这就是慕生忠将军在格尔木留下的最后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