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如柏

金如柏，1909年1月21日出生，江西省永丰县城区（今恩江镇）湖头村人。1930年6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

金如柏祖父时，有一年“长毛”造反（即太平天国革命），家人跑反时带上了一头母猪，回来时生了好些小猪，正是市场小猪涨价（投了机），卖了好些钱，有了钱就买田，几年之后家里就富了。到他祖父时，每年都要雇一、两个长工，有好多田，又有渔溏多口，还有一坛茶山。祖父母也只有金如柏父亲一个儿子，金如柏出生时祖父非常疼爱。可是事隔不久，祖母去世，祖父续娶，生下了儿子。金如柏母亲同继祖母合不来分了家。分了卅石左右的田（二石六斗多等于一亩）、一口渔塘，父母另起火。父亲每年自己种田也正好维持一家生活（这时有两个姊姊共五人吃饭）。家庭已由富农分家后过了中农生活。

到了金如柏七、八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和两个姊姊都是小脚不能种田，开始把田出租，以后又雇一个长工种。母亲和姊姊纺织，生活虽不如父亲在时好，可也勉强能维持下去。几年后大姐出嫁了，吃饭人少了一口，田又出租叔父种，收点租，粮食可维持，母亲和二姊纺织赚些钱买菜和油、盐等。一个中农又成了一个小土地出租者了。

小时候，金如柏在村里办的一个私塾读书。父亲死后，就住在家里（后经姊说是因病）。到10岁那年，母亲送他到表姑家，因为表哥教私塾，不花学费在那里读书。哪知好景不长，没读完一年，表哥去世，他又回家闲住。村里人劝祖父出钱供金如柏读书，祖父便把他送到汤乾条（劣绅）办的私塾去读书，后来这个私塾改为学校，他也就随着住了新式学校。

祖父供到金如柏上高小三年级时不再资助钱财，母亲借债给他读完最后一年，直到1925年冬。1926年毕业后，经村同族金肇兄介绍到六都（啥下）王子山老财办的小学当教员。这一年北伐军到了永丰县里闹起革命，王子山是土豪劣绅被打，学校也就提前放了寒假。

1926年冬，金如柏在家乡办了乡农协，看到“向导”报、“中国青年”等刊物和马克思主义浅说后，办农协劲头加大，带领农民队搞禁烟（鸦片烟）、禁赌；去捉拿县里大劣绅刘协济；到别村去宣传组织农协（此时又当了县农协宣传员）。县里西山会议派遣以孙思努为首的发动“三七”事变时，金如柏坚决站到革命派一边。不久，革命失败，县里革命派撤出城前他又参加了县农卫军，到了荇田农卫军解散各人自逃，得了二、三元钱同艾宏馍（也参加农卫军）一同跑到姨娘家（山上一个独立茅房）住了一个多月，商议回家拿路费去找革命。

在一个深夜，金如柏回到家里，被祖父发觉，天刚明就去报告大土豪劣绅刘协济。母亲赶紧叫他到表哥家藏起来，可不久便被抓住带回，把他捆到刘协济店里的后房，吊到柱子上打。母亲托人说情花了100多元白洋把他赎回来了。

1928年，金如柏听从母亲劝说，在家种田，而思想不在种田上。当年两次游击队攻城，他都想到革命会很快到来，待到打下县城再革命。但县城却没打下，到1929年连打县城的战斗都没有，金如柏斗争很激烈，要革命就得丢家（这时家有母、老婆、孩子），不参加革命，留家经济上没出路（已欠300元左右的债），特别政治上受冷气。

1930年春节前夕，红4军一个纵队攻占县城。旧历正月初一，金如柏瞒着家人，从小路进城去找红军，到城门见到红4军政治部招学生广告，指定到纵队政治部报名（地址县衙门），他照着布告就去到政治部，当即见到政治部主任杨岳彬、秘书长曾日三，说明了愿意参加红军的意愿，也告知了他的家情况地址，要求走时派人通知。可是事不巧，红军半夜撤出了城，没有来通知他，金如柏只好继续在家种田。

1930年6月，红4军再次攻下永丰城。当日有两名红军来找金如柏，给了曾日三写的字让他看，他兴奋不已，准备同走，但遭到的母亲强烈反对。他把利害同母亲说了之后，母亲才勉强同意与红军一同进城去。到了军政治部，曾日三介绍金如柏到了政治大队，正好碰上金飚美，一问，才知道是红3军，于是要求到3军去。曾主任同意后给他写介绍信，到了红3军政治部。在这里，金如柏见到了小学教员罗元凤，带他去见了毛泽潭主任。从此，金如柏就在红3军政治部社会调查股工作（股长罗元凤）不久，经罗元凤介绍，金如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3月间，红军再次攻占永丰城，金如柏回家一天。直到东固之后生疥疮，故在二次“围剿”中，他就留守后方看管粮食，直至三次“围剿”部队返回时（打到闽西）才回部队，暂时作战场收容工作、战后俘虏工作。

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金如柏调油印股当股长。因刻不好钢版请求不干，不久又调到宣传科当科员。打土围子时，金如柏到农村组织赤卫队、苏维埃政府工作。

宁都暴动后不久，军政治部为改为红5军团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是李卓然。部队打赣州，进驻信丰城，警戒广东军阀。金如柏接受任务，带宣传队离城，一天行程到广东边上作发动群众工作，有20天后被召回，调到组织部当干事。

回到江西政治部驻地会昌城附近时，金如柏病重。部队要开往水口攻打广东军阀陈济棠，他不能行军，组织部长张兴同其谈话，要求他留在会昌县委，病好后在会昌县委分配工作。金如柏离开部队，在会昌县委休养。10多天后，金如柏病情有所好转，县委征求他的工作意见，他要求回永丰县委分配工作，经县委同意，金如柏于1932年7月前往永丰县委

1932年8月，金如柏在龙岗（捉张辉赞之地）碰到一个新兵团，政委看到介绍信就把他留下，到连队当了10多天指导员，到队伍走后才回永丰。

县委书记李福槐告诉金如柏，说是成立城市革委会，我是城里人，到城市革委会去工作（文书）。后来才知道，因为遇着查田查阶级，怀疑他是富农，原本准备安排到县苏（维埃）当文化部长，后改为当文书以便考查。在任文书约一个月左右，金如柏调到军事部当秘书。主管军事部一切行政事务（打土豪罚款、与县独立营借房等项事务）。三个月后，军事部设政治指导科，金如柏任科长。

1933年夏，金如柏到江西军区独立3团（原独立7师缩编），任政治处主任。整训后，部队向新淦、漳树之间前进时（想同独2团商讨统一行动计划），独2团方向有枪声，部队立即集合，以急行军速度向枪声方向前进，不久就与敌人接上了火。敌保安第5师全线溃退。

金如柏后回到中央苏区整训（安置伤病号、送交军区俘虏、补充人员等等），正值团领导改组，团长调走了，政委刘毅调第2军分区当司令员，由参谋长夏文开接替团长职务，金如柏接替刘政委职务。稍休整几天，部队重过封锁线，回到原地区去。

福建事件已平息后，入闽蒋军一部返回江西。1933年12月的一天拂晓，独2、3、12团遭到敌人追击。三个团边打边撤。战至黄昏，三个团首长召开紧急会议，商定突围。因独3团主力未战，其他两个团伤亡很大。独3团主动承担了责任，北上迷惑敌人，掩护他们南下，回中央苏区。计划已定，分别在黄昏后突围。独3团计划向西北突围，向赣江边前进，相机过赣江，如不战就北上活动后再返新赣区。河边船只很多，一次完全可以渡过，但对面岸上炮楼灯火通明，敌情不明，故决定以一个排先渡，放火烧碉堡为记号，守敌是铲共义勇队，一听枪声都逃跑了。部队见火起便过了河，上岸后天已发白，此时离峡江城只有十五华里（在渡河点的北面），后知城内驻有白军1团，还有靖卫团，即在河边部署，部队离岸三华里就有村庄，可在此暂时休息，黄昏后再向湘赣游击区（阜田地区）开进。为了防止城内敌人出击，独3团主动派一个营加上一个机枪排（只有一挺重机枪）向峡江城前进，摆开攻城姿态，并放出谣言，说红军主力到了，造成声势。几天后，军区命令部队调往湘赣苏区。独3团便放弃原计划，向湘赣开发。到后见军区首长，交代新任务，守备井岗山的一个山脉（好象是叫七琴岩）。守了10来天部队情绪波动，团里干部也意见很多，他们有些埋怨金如柏不该报告军区（那时是他出的主意，因其他同志有点勉强都说是“我们又不久停，筹了款过河回去，何必同军区联系”，而他执意要报告。那时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他们不能不听）。总之，从干部到战士，意见很多。正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来进攻了，独立3团守了一天阵地后被敌人突破，多次反攻不下，部队伤亡很大，团参谋长牺牲。几天后，军区通知开会（有任弼时主任、蔡会文司令员、郭勇参谋长、李芬付主任、团长夏文开和金如柏）。会议内容有“军委有命令，追究独3团负责人丢掉了新淦游击区，是右倾机会主义”等话。几个领导各人都发言批判后，任弼时最后结论：“金如柏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政治上还坚定，保证了不丢人丢枪，到了湘赣可以减轻处罚，还保留作政治工作（那时政治干部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都不能做政治工作），到军区政治部分配。行政上撤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团长只警告）”。

1934年3月，金如柏降职到政治部组织部当统计干事。部长杨祥峰（后叛变）开始时对他还好，因离团时供给处发给他十块白洋，金如柏到政治部后，杨祥峰经常叫他请吃馆子，把钱吃光了，连抽烟钱也没有，有点情绪。同时，杨祥峰的家长作风，令金如柏难以接受。这一来，杨祥峰给他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说他“政治动摇，有逃跑叛变的可能，不能做政治工作”。于是派通信员押送到红4分校。

1934年4月，时任红军第4分校政治部主任的李贞把金如柏留下来当文书。在接踵而来的“肃反”高潮中，因李贞的保护，金如柏才免于一死。

1934年秋，金如柏恢复了作政治工作的资格，在红2军团政治部当宣传员。当宣传员这工作行军时随同侦察部队走前面，宿营时到最后。两个月后，队长调走，金如柏任队长。两个月后又调任6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1935年春，金如柏起身去6师时，正值部队攻打梧该河，在半路上碰到16团2营营长周盛洪，告诉他政治部已出发，要求他随同营部参加战斗。金如柏欣然同意。2营强渡河过，敌人逃跑，便顺马路追击，直到常德城根又返回桃源，第二天才找到了政治部。

1935年7、8月间，金如柏任宣传部副部长。

1936年进驻北义镇时，不断接收一些外来学生，金如柏这时虽然已经是副部长（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后，中央为了加强红二方面军工作，政治部从主任起，各部长都派了人来担任，原来的任副职），可深感文化不行，不愿再做宣传工作，要求调动，经朱瑞主任同意，到1937年7月调任总务处处长。

（二）

1937年8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金如柏仍任总务处处长。9月东渡黄河到抗日前线，这里工作就紧张多了。到了晋西北，金如柏留苛岚（师级机关在开岚县）筹集粮食。可是当时闫锡山溃兵、散兵搅乱乡村，又受命去做了一段短时间的收容工作。因为共产党、八路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群众中威望最高，连溃兵、散兵也怕，只要有一个八路军在哪里，哪里就太平，国民党兵就不敢乱来，所以群众到处要求八路军进驻。金如柏就在这个情况下，带了两个工作人员到了三井一带收容散兵（五寨与苛岚间的重镇）。

1937年冬天，金如柏受组织委派，去保德、岢岚等地动员群众，扩大八路军。八路军刚到晋西北，群众不甚了解。他带了二、三个工作人员，冒着高原的严寒，深入群众，宣传八路军抗日主张，动员青年参军。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就从这样两个人口稀少的地区先后动员了近一千名青年参加八路军。不久，金如柏调任358旅716团政治处主任。

1939年9月，120师组建独立第2旅，金如柏任716团政委。

1940年7月，120师358旅重新恢复番号，金如柏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就同部队到灵邱、广灵去打顽固派白志沂。

1941年3月，金如柏离开部队去延安学习。因身体不适，初去时住医院、疗养院有两个月左右，到五、六月间才到军政学院学习，学军事、学政治（政治经济学）、学时事。

1941年12月，金如柏任政治队支部书记（王恩茂队长）。时间很短，到1942年1月进入党校学习。

1943年5月起，金如柏任独立1旅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政委甘泗淇同金如柏谈过原政治部主任杨琪良调延安审查，要其接替他的工作，并介绍了这个部队的一些情况（叫地主旅，因旅长高士一是地主，部队有个团是他的联防武装及皇协军成份组成的）。金如柏在独立1旅工作至1945年12月底，未受到激烈的批评。

（三）

1945年8月，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建制内调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金如柏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3旅政委。

1946年10月，金如柏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独立第3旅政委。

1946年11月，金如柏任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独立第3旅政委。

1947年3月，金如柏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独立第3旅政委。

1947年7月，金如柏因思想上意见很多，同旅长杨嘉瑞关系总是搞不好。他认为自己有缺点错误，但主要埋怨对方。大同战役没有打好（一个团2000多人伤亡还剩近700百人），对上级大发脾气；右玉一仗也没打好也埋怨绥蒙，不听一点金如柏的意见。随即，被调任晋绥军区军政干校（1948年3月改名西北军区军政干校）政治部主任。

（四）

1950年3月，金如柏奉贺龙命令到成都创办空军预科总队（西南军区空军预科总队），并担任总队长兼政委。

1951年3月-1954年4月，金如柏任第13军政委。兼中共滇南工委书记。当时，正在修筑从昆明至思茅和个旧至金平的公路，是滇南的两项重要工程，金如柏亲自担任筑路总指挥。因山高路险，地势险要，开始施工时工人死亡率较高，他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心里十分不安，为了既保证工程质量，又保证安全施工，他深入施工现场，仔细观察，反复研究防事故措施。解决安全施工，防止疾病问题，探讨加快施工进度，提高工程质量的办法和方案，由于他关心群众疾苦，艰苦深入的工作，不但部队和民工中的疾病和伤亡大大减少，而且大大缩短了工期，节省了人力物力，保证了质量，提前圆满地完成了筑路任务。

1953年2月，金如柏主持了滇南边疆民族工作和修路指挥部工作。工作初期（1951年-1952年）参加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以及“三反”、“五反”、土改试点工作。这时期，他对军队工作很少插手，只是在1952年“三反”运动、1954年反高饶反党联盟以及1952年边疆剿匪（出国到越南）时抓了一下。

1954年5月13日，金如柏任云南军区第二副政委，分管政治部和干部部工作。

1955年3月，金如柏任昆明军区兼云南军区第二副政委。6月，因军区秦基伟司令员、谢富治政委相继到中央学习，金如柏主持军区日常工作（约一年时间）。“八大”推选代表时，党组织准备提名金如柏出席，他考虑昆明军区所属部队都是第4兵团的底子，而他是从其他单位调去的，没有什么代表性，辞谢了。

1957年3月，金如柏参与领导军区反右斗争。

1958年2月，金如柏协助秦基伟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

1959年11月-1962年9月，金如柏任昆明军区第二政委。1959年是大跃进第二年，又是开展反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斗争，部队也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工作很紧张，金如柏到农村、下部队、巡视边疆（1958年秦回来后，金如柏又分管边防）。

1960年2月，金如柏在广州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发生心肌梗死，全年休息。至1961年初开始工作，不久眼底血管出血，回北京治疗。回来后继续工作，终因病情严重，不能做全日工作，而部队情况不允许，只能工作一个时期又休息（住疗养院），也不能长时间下部队。

1962年11月，金如柏离职休息。组织为了照顾他，不同意留昆明休养（因地势高）叫他到海边或海拔低的地方去住。他提议到北京，经允许，于1963年春搬到北京休养。

1964年12月，金如柏要求组织重新分配工作。经准许，于1965年7月到总政治部，任军事法院院长。

1966年11月，金如柏兼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1966年底，金如柏被扣上参与所谓“贺龙篡夺军权阴谋”等强加的罪名，遭受批斗。

1967年8月11日，金如柏被撤销一切职务。12月，被非法关押。他为人耿直，在囚禁期间因为不肯写假材料，不肯逆来顺受地忍受虐待，常向专案人员和看守人员大声抗争，以致无数次挨打。有一次，因为拒绝写揭发材料，挨了一顿毒打：穿着棉衣棉裤，腿都被打得发青发肿，床都不上去。但他还是不肯屈服，他守住一条：帽子戴大点可以，上纲高一点可以，但决不写假材料。他对专案人员说：“我如果不负责任地乱写，将来你们还得一个一个地落实政策，给组织上找很多麻烦。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这样的教训很多，我经历过。后来都一个一个道过歉的。”被关押期间，金如柏以态度最硬出名。

1972年10月，金如柏被解除关押，可是没给做结论，当时有的“好心人”劝他给江青写封信，改变一下自己目前的处境，他面露愠色，十分坚定的回答：“我就是一辈子不解放也不给她写信。”

1975年10月-1977年9月，金如柏恢复工作，任第二炮兵顾问。

1977年9月21日-1982年8月，金如柏任炮兵政委，后担任11届中央军委委员。在酝酿出席“十二大”代表和六届人大代表预选对象时，党组织准备提名他，他又以调来炮兵不久，没有什么代表性和年大体弱为由，一再表示辞谢并建议从炮兵系统年轻的科技干部或教学人员中选一名代表。

1978年10月30日，在中共军委炮兵第三届一次全会上，金如柏当选为炮兵党委常委、第一书记。

金如柏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正军级、原西南军区），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3月27日，金如柏因病在北京逝世。4月7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夫人，郑织文，1939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子，金辉、金一南（1952年2月生，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