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调

声调就是声音的高低升降的变化，声调又叫字调。

声调

声调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普通话里“山西”（shānxī）和“陕西”（shǎnxī）的不同 声调和音长、音强都有关系，但是，它的性质主要决定于音高。音乐中的音阶也是由音高决定的，音高则决定于发音体在一定时间内颤动次数的多少，次数越多声音越高，反之声音越低。发音时，声带越紧，在一定时间内振动的次数越多，声音越高，声带越松，在一定时间内振动的次数越少，声音就越低。在发音过程中，声带是可以随时调整的，这样就造成种种不同的音高变化，形成了不同的声调。

声调可以用音阶来模拟，学习声调也可以借助于自己的音乐感。但值得注意的是，声调的音高和音乐中的音高是有区别的。音高有两种，即绝对音高和相对音高，音乐中的音高属于绝对音高，在音乐里，如C调的1，不管谁来唱，也不管用什么乐器来演奏，音高都是一样的，绝对音高在语言里没有区分意义的作用，例如“天”，用低音5度读它和用高音5度读它意义都不会发生变化，还是“天”的意思。声调的音高则是相对的，不要求音高频率的绝对值。由于人的嗓音高低各不相同，声调高低并不是要求人人都发得同样高。女人和小孩儿由于声带比成年男子短一些、窄一些、薄一些，所以他们的声调音高要比成年男子高一些；同一个人情绪紧张激动时，声带会控制得紧一些，所以这时他的声调音高要比平时情绪平静时高一些。此外，声调的高低升降变化是滑动的，不象从一个音阶到另一个音阶那样跳跃式地移动。

声调包括调值和调类两个方面。

声调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山西”（shānxī）和“陕西”（shǎnxī）的不同。声调主要是由音高的变化构成，虽然时有不同，但是这不是声调差别的本质特征。汉语的声调可以从调值和调类两个方面来分析。

普通话的全部字音分属四种基本调值：

声调

1.阴平（第一声）例如“高、飞、天、空”；

2.阳平（第二声）例如“来、回、繁、忙”；

3.上声（第三声）例如“勇、敢、友、好”；

4.去声（第四声）例如“建、设、世、界”普通话的四种基本声调的调型可以简单归结为一平、二升、三曲、四降。

阴平、阳平为平声，上声、去声为仄声。

五度标记法是赵元任为把调值描写得具体、易懂而创造的一种标记调值相对音高的方法。

五度标记法

画一条竖线，分作四格五度，表示音调的相对音高，并在竖线的左侧画一条短线或一点，表示音高升降变化的形式。根据音高变化的形式，制成五度标调符号，有时也采用两位或三位数字表示。

中古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这就是所谓的四声。

中古汉语有四个声调，因为史有明文，而《切韵》一书又为我们提供了完整而确切的资料，所以是十分可靠的。

从《诗经》和《楚辞》的押韵情况看，在中古属于某一声调的字老是在一块儿押韵，而不搀杂中古其它声调字。这在那些用韵较多的长诗章里，犹为明显。比如有连押七字乃至十字而不改调的：

《诗经·公刘·一章》押：康疆仓粮囊光张扬行；

《诗经·七月·五章》押：股羽野宇户下鼠户子处；

《楚辞·九辨》押：带介慨迈秽败昧；

《诗经·閟(bì)宫·九章》押：柏度尺舄(xì)硕奕作若；

第一例全押中古平声，第二例全押中古上声，第三例全押中古去声，第四例全押中古入声。上古声调如果不是和中古的相同，似乎不可能出现这类押韵现象。另外，《诗经》里有些诗每章一韵，而一韵一个声调。比如《召南·摽（biào）有梅》：

一章押：七吉（入声）

二章押：三今（平声）

三章押：塈(jì)谓（去声）

这也清楚地表明上古有和中古相同的四个调类。

中古的平声调，现代汉语分化成两个调，比如“公”中古声母是g，现代读gōng，“多”中古声母是d，现代读duō，凡中古次浊声母（指m,n,ng,l等声母）和全浊声母平声字，现代读阳平，即第二声，比如“明”中古声母是m，现代读míng，“驼”中古声声母是d，现代读tuó。

平声分化成阴阳两调在现代方言里非常普遍，说明这一音变的发生一定不会太晚。

中古的上声字，凡事属于全浊声母的，在现代汉语里都变成去声。比如“杜”和“赌”中古都是上声字，可是“杜”的声母是浊音d"，现代就变成了去声。而“赌”的声母是清音d,现代就没有变，仍然读上声。

浊上变去开始的也很早，到了唐代末年，已经不止一个方言有这种现象。浊上变去估计到南宋就已遍及全国大多数方言，因为南宋以下，各种反映当时语音情况的材料，都显示了浊上变去的事实。

中古的入声在现代汉语里分别变入阴阳上去四声。变化的情况大致如下：

全浊声母字－－阳平蝶直；

次浊声母字－－去声力密；

清声母字－－阴平督；

阳平烛

上声笃

去声粟

除了中古清声母字的变化看不出明显的条件以外，全浊和次浊声母字的字变化都很有规律。

入声的丢失是在入声韵尾丢失以后。《中原雅音》是一部韵书的名称。这部书既然叫做《中原雅音》，当然是反映北方通行语音的著作。它把入声字“觳、哭”等分别读同上声字“古、苦”等，说明当时或早些时候北方已有很多失去入声的方言。

至于北京话入声的失去比这可能要晚些，直到十七世纪初年，清入归为阴阳上去四声。虽然作者对他归为去声的清入声是否失去，表示了模棱的态度，但至少当时北京话入声的大多数已经并入其它三声是毫无疑问的。后来到了清初，我们从顺治帝“北京说话独遗入声韵”的话里，才获得了北京话入声完全失去的明确记录。